傅杰：王元化师的读书、抄书与著书

今年是元化师逝世十五周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印出了王元化著作集精装本。元化师对著作的印刷很认真，自然也就很挑剔，对他病中出的十卷《王元化集》并不满意。上海书店出版社这套九卷的著作选，涵盖了他的主要著作，也包括了他的书信日记，这套精装本的设计既庄重又雅致，我猜能入元化师的法眼，也是对元化师很好的纪念。

孙瑜社长指定我今天发言讲讲元化师的《文心雕龙》研究。元化师早年以文学评论知名，晚年的对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反思为学界瞩目，而他中年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则是《文心雕龙》研究。但也因为成就重要，其书既出，不仅颇受前辈的表彰（海内如钱仲联先生写了书评，海外如徐复观先生肯定了他的观点）与同行的推重，也早已被写进了学术史，从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张少康、汪春泓教授所撰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到前些年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撰《百年龙学探究》，前者用专节、后者用专章作了述评，其余或称扬、或发挥、或补充、或商兑的专文更多。限于我的能力也限于纪念会的时间，我只能在这里借元化师的书谈一点感想。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从封面到纸张都很粗劣，但那个文化浩劫刚过去的时候大家的求知欲望强烈，这样一本其貌不扬的研究专著竟能印三万五千册。五年后经修订出了繁体竖排的第二版，封面也漂亮多了。到我入学跟元化师读博士的1992年，元化师把书名改成了《文心雕龙讲疏》，这曾经是龙学大家范文澜用过的书名，好在范先生的《文心雕龙注》风行天下后，旧著书名已不那么广为人知，也就差不多被元化师专用了。到2007年秋，那已是元化师生命的最后时刻，经校订元化师把书名径改为《读文心雕龙》，以与《读黑格尔》《读莎士比亚》并称“三读”编入《清园丛书》。实在说我对元化师这最后一次改名是有意见的。《读黑格尔》是笔记，《文心雕龙讲疏》则是有系统的著作，而且是进入了学术史的名著，说句带玩笑的话，这个改动多少有点糟蹋名著——当然名著还是名著。

虽然元化师的《文心雕龙》研究只代表他中年时代的见解，晚年表示并不满意，不少看法有了变化，但所受到的好评已不胜枚举。举其荦荦大者，一是称他的论文发人所未发，郭绍虞先生表扬说“甚有新见”，预言结集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二是称他的思辨能力强理论水平高，涉及中西理论比较时牵强处少高明处多，如程千帆先生谈及研究国故“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这可以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后一辈的朱光潜，还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王元化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把传统文学文化与外来的文学文化相渗透，相结合，结果无论在文献学本身，或专在文学历史或文艺美学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我前面提及的《文心雕龙研究史》称作者在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中运用了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使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理论深度和独创见解，都达到了本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水平”。《百年龙学探究》称：“自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诞生以来，在近百年的龙学史上，如果要找一部影响最大的著作，可以说非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莫属了。”而元化师所以能取得这样为前辈、同辈及后辈交口称赞的成就，都是跟他所下过的真功夫分不开的。就《文心雕龙》而言，他二十六岁时任教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时教授基础国文，就讲过《文心雕龙》选篇。后来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父亲王芳荃先生又请同事汪公岩先生专门给他讲授《文心雕龙》与《文赋》。到他后来研究《文心雕龙》，固对黄侃之说有所纠正，但在这之前，因为崇敬，也固为得书的困难，他曾用小楷将黄著《文心雕龙札记》全书抄录一过，这个抄本后来捐给了他家乡的江陵图书馆。就西方理论而言，可以黑格尔为例，元化师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中不仅有专门比较黑格尔美学观念的篇章，书中体现出来的深刻的思辨力也在在可见黑格尔的影响。元化师曾自述：“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从茫然到进入，最后读得滚瓜烂熟，写下的数百页笔记，就是后来曾影印出版的《读黑格尔》。张汝伦教授在刚才讲元化师与黑格尔时说他非常佩服，因为一些黑格尔很精微很细节的地方元化师都注意到了。

元化师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所以成为经典，跟他的天资、阅历、性情等当然都有关系，但他下的功夫自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现在技术手段发达，获得信息非常容易，年轻一代不必再像当年的元化师那样一节节手录黑格尔，更无需整本抄录黄侃的名著了。但对经典泛览过跟抄录过，对一个学者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抄录的过程往往就是元化师一再倡导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过程。而有了这样的过程，或许更容易做到元化师所服膺的治学原则——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

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过：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做动植物的人，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怕没有这种便宜事。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

梁氏天赋异禀，远非常人所及，而聪明人做笨功夫也如此。事实上过去很多最聪明最有成就的学者都下这样最笨的功夫。汪辟疆曾见晚年的黄侃“每日恭写经文三页”。而就说元化师很尊敬的两位学者，比他年长的钱锺书先生的数十册中外文笔记都已出版，那么博闻强识的钱先生连《金瓶梅》《红楼梦》都成段地抄，还抄过不止一次；比他年轻的裘锡圭先生学生时代因为买不起昂贵的古文字专著，就把《两周金文辞大系》都抄了下来。在努力传承元化师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如何在新时代努力传承他们那种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我想也是我们不应忽视不该忘记的。

本文转自“ 上海社联”公众号，为“纪念王元化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暨‘王元化著作集’出版座谈会”上傅杰教授的发言。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