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盛忠亮知道秦缦云确已自首时，便也自首了

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关于变节者盛忠亮，国内鲜有其详细资料，近日网上看到系列文章《走进盛忠亮》，是作者依据“2011年底美籍华人盛孝沛携带亡父盛忠亮回忆录手稿来到石门县政协”后写成的，故而采信，以下关于盛忠亮的有关信息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于该文。

盛忠亮，乳名申生，1907生于湖南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期间多次参加学生运动，经历“三一八惨案”后，于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赴苏联远东地区伯力工作，1932年底回到上海。

接任上海局书记后，盛忠亮要求中央从苏区选派十名神枪手到上海充实红队力量，击杀熊国华只是盛忠亮斗争计划中的插曲而已。

他有“一个活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蒋委员长连襟孔祥熙的惊天计划……

并且在孔的身边安插了地下党员，对孔的行踪了如指掌，此次捉孔行动志在必得。

行动前夕，盛亲自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

这份宣言式的文书拟在孔祥熙被捉后立即发表，文中“提出了释放孔祥熙的三大条件：

一是立即停止剿共内战，并共商联合抗日大计；

二是紧急拨款三千万支援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

三是释放一切政治犯。”

再次可见，上海中央局及其下属的政治保卫部，在1934年的中心工作，即是如何打破国民党军对苏区红军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首先是红队遭受重大损失，接着盛忠亮自己也身陷囹圄，捉孔计划便在无形中烟消云散。

盛忠亮的被捕，陈蔚如有行动特务廖克运无意中发现盛忠亮行踪的说法，《走进盛忠亮》一文则有另一种说法：

“……李竹声被捕后，扮演李妻的共产党员云岗同志被组织安排去了莫斯科，使云岗同志寡居的姑母失去了依靠，盛觉得老太太实在可怜，出于责任和同情将其安排在了上海分局译电处居住。

李竹声根据云岗姑母常去上海中国城湖南会馆的情况，向特务机关献计说抓住这个线索就可以钓到大鱼。国民党特务守候到云岗同志的姑母后，一通威逼利诱使老太太供出了实情，导致盛忠亮因一念之仁，在阴沟里翻了船。”

关于盛忠亮的自首叛变，陈蔚如写道：

“盛忠亮被捕后，开始态度坚定，一言不发。

上海区在知道他和已被捕的秦缦云的感情很好后”，就击打盛忠亮的这个软肋，盛忠亮表示，如果秦缦云自首了，自己愿意在和她见一面后自首。

于是“特工总部连夜派人将秦缦云护送到上海和盛忠亮见面。盛忠亮知道秦缦云确已自首时，便也自首了。”

盛忠亮自1924年入党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到1934年理想被人腰斩，刚好整整十年，为此盛曾作诗道：“一朝腰斩何其苦，十载凌云付水流。”

自此以后更名为盛岳，字伐樵，寓意为曾经理想如山，如今却成为一个砍伐山上树木的人，盛忠亮与秦缦云自首出狱后正式结为夫妻。

全面抗战爆发，苏联航空志愿队从新疆分批入境，曾是留俄学生的盛忠亮被征召到国家航委会工作，专门负责接待苏方人员，后又在印缅远征军担任少将之职。

抗战胜利后，已是外交部次长的盛忠亮挈妇将雏、轿抬马骑、衣锦还乡，在石门县引起了一方轰动。

败退台湾后，盛忠亮、秦缦云一家定居美国，经商致富。

1981年、1986年秦缦云两次回到国内。

第一次回到国内时，留苏同学王鹤寿奉中央指示会见了秦缦云，陶铸之女陶斯亮作陪。

陶斯亮看到的秦缦云“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

第二次回到国内后，秦缦云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

“到延安去瞻仰向应的陵墓，我在送给他的花圈带上写道：‘麟哥：深切悼念，缅怀终生。今世已过也，再接来生缘。琬妹敬挽’”

一句“麟哥、琬妹”，秦缦云仿佛回到了50多年前关向应刚被营救出狱后两人相见的那个瞬间：关向应背诵着他给秦缦云的绝笔信，而秦缦云则哭倒在关向应的怀抱里……

大连金州区史志办向秦缦云约稿，以充实《关向应专辑》的内容，秦缦云深情写下《终身难忘的岁月》，那时秦已是87岁高龄，60多年前的青春往事，事无巨细，一一娓娓道来，让人看了觉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时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虽谈不上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然岁月已将青丝蹉跎成白发，青春少妇也已成龙钟老妪，而秦缦云记忆的深处，最清晰的依然是当“小兵”时的美好青春年华。

陕南陕北助红军

“汉中密约”签订一年以后，武志平的身份暴露了。

川北大战不断，陕南却相安无事，蒋介石根据军统特务的密报，“便令驻天水的胡宗南派人去汉中暗中侦察。胡宗南派他的亲信特务头子胡抱一住进汉中城……致使孙部一些原对红军取友好态度或持中立态度的中上层军官受到坏影响。”

而直接导致武志平身份暴露的原因“是川陕苏区所办的报刊上，透露了武志平在巴山两边来往活动情况，被特务侦知，报告了蒋介石。”

这份川陕苏区所办的报刊叫《捷报》，上面不但公布了孙蔚如军长的密信，还这样写着：“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孙蔚如后来对中共另一密使孙作宾曾这样说道：“过去我军驻防汉中时，曾给张国焘写过各驻原防、互不侵犯的信，结果被张国焘在小报上透露了出来，蒋介石知道了，把我没整死！”

1934年6月的一天，得知密报的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并告。蒋中正”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的一字之差，复电道：“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易。

杨虎城不得已，将电报转发给孙蔚如，并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为避免麻烦，坚持要武志平离开部队，去内地另觅栖身之所。

武志平来到西安面见杜斌丞，杜说：“通缉确有其事，不过是借以掩人耳目，目前你只好离开西安。”

武志平又找到宋绮云，宋绮云告诉武志平，王佑民已离开西安回到上海了，并给了王佑民在上海的地址。

武志平东去上海，却没有找到王佑民，无奈之中的武志平“到北平去找靖任秋……我向靖任秋说明来意，靖慨然应允同去上海找中央组织。”

“大约是在8月底或9月初，我们到了上海，见到了上海中央局军委领导人之一王世英，这时我才知道王佑民是由王世英领导的。我向他汇报了从1933年3月到1934年7月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靖任秋、刘秉琳两同志在座。”

王世英听完武志平的汇报后，要武志平不要放弃陕南这一阵地，半公开不行就秘密地“进行情报和交通工作”，以帮助红四方面军。

“临别时，王世英与我约定了秘密通信方法和地址，刘秉琳给我的通讯地址是宝隆医院。靖任秋告诉我，回到汉中要多和徐梦周联系，他会对我有所帮助。”

武志平回到汉中找到孙蔚如，孙蔚如对武志平约法三章：

“（留）在汉中可以，但有三条：

第一，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

第二，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

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只能做一个闲住人员，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由此得以留在汉中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34年12月底，王超北持王世英的介绍信找到武志平，让武护送潘自力进入川陕苏区。

王超北此前去上海汇报工作时，王世英向王超北询问有关陕西党组织情况，王超北向王世英介绍了汪锋，并说“汪是了解陕西党和红二十六军情况较为详细的一位负责同志，”并建议让汪锋来上海汇报工作。

王超北离沪返陕之时，王世英又交给王超北两个任务，一是护送张庆抚（张庆孚）去红二十六军，二是护送潘自力到红四方面军。

王超北护送张庆抚、潘自力前往陕西时，汪锋奉命于1934年12月初前往上海，与上海中央局军委李宇超接上了关系。

汪锋之前随红二十六军南下时曾腿部中枪负伤，现枪伤复发，李宇超便安排其住进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治疗。

汪锋在上海期间，一直是与李宇超单线联系并汇报工作。

“汪锋两次向李宇超汇报了他自1931年夏进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以来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创建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被捕叛变、陕南特委工作，还有马儿岩事变、安康起义和张汉民警卫团情况等。李宇超将汪锋的汇报情况转达给王世英。”

王世英听后，让李宇超转话给汪锋：“王世英和上海中央局军委都认为你是目前对陕西真实情况了解掌握得最详细的一位同志，因为你亲自参加和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最有说话的资格。”

汪锋在上海治疗恢复枪伤一直到1935年3月，李宇超向汪锋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军委的重要指示，让汪锋回到陕西去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夜渡于都溅溅鸣

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拿着莫雄交给他们的“铁桶计划”后，连夜赶往莫雄设在南昌的办事处，通过电台将最重要的信息以急电发往苏区，又通宵将其它情报分别密抄在四本字典中。

这些被密抄的情报，有“最重要的国民党军队最新发放的、各路参加合围部队统一的电报密码。”

项与年以自己是客家人、熟悉当地的方言和地形为由，要其他人不要再争抢送情报的重任。他化装成一个教书先生，拎上一个装有四本字典的布袋就出发了。

从南昌南下瑞金，要经过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县，越接近苏区，哨卡岗楼越多，盘查也越严，经过反复思考，项与年决定改扮成一个叫花子。

项与年寻到一僻静处，毅然用石块猛击面部，将四颗门牙齐齐打落，又用灰土抹面、让食物在布袋中任其发馊变质……再经过哨卡时，执勤岗哨们看到的项与年是一个蓬头垢面、面部肿胀、周身散发馊味的“正宗”叫花子了。

顺利混过了一道道哨卡的项与年，终于来到了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指名道姓的要求见周恩来。

刚见面时，周恩来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曾经的老部下项与年，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密写在四本字典上的情报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项与年送来的情报进行比照，于10月10日作出立即转移的决策。”

“虽然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并不是得到这个情报后才产生的，这个情报也不是红军长征前接到的唯一重要情报，但它最重要的价值，是促使中央下了最后的决心撤出江西根据地，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

正在寻乌罗塘与陈济棠代表杨幼敏等人谈判的何长工、潘汉年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这是催促何、潘两人抓紧归队的约定密语。

10月12日，何长工、潘汉年完成了谈判任务，于当天夜里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协议内容，周恩来非常满意。

对于这次谈判的作用，彭树华在《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中这样写道：

“潘汉年与何长工这次代表红军与粤方谈判的成功，为日后红军开始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陈济棠部队不仅让开道路，而且还给红军通风报信，交换情报，使红军得以避开蒋介石部队在赣南、粤北地区的追击围堵，他们在红军经过时还送了一些医药器材和行军经过路段的军用地图及其它东西，这使红军得以迅速突破重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而向上追溯这次谈判的源头，则是上海的王绍鏊奉了上海中央局军委之命成功游说陈济棠达成的，正如追溯西安事变的最初源头，应从胡愈之成功游说杜重远、高崇民开始一样。

由此可见，那些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们的历史功绩，我们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为过的。

长征开始之前，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奉命随项英、陈毅等人留守苏区。

被任命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具体负责在于都河架设浮桥渡口，以保障红军的顺利西征。

刘伯坚率领部队共调集大小船只800多艘、木材门板不计其数，自10月17日起，每天傍晚5点钟开始、在600多米宽的于都河上架设八处浮桥渡口，供红军主力夜间渡河，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又全部拆除，以躲避敌机的侦察轰炸。

五天后，8.6万红军全部渡过于都河。

叶剑英率部过河时，夜色正浓，渡河红军手举火把兵分八路迤逦而行，行进队伍中，母送子妻送郎，英雄送英雄，一片惜别叮嘱之声外，更有“胜利之日再相见”的豪言壮语。

刘伯坚与叶剑英深情拥抱、互道珍重之后，望着缓缓前进的队伍，刘伯坚禁不住热泪盈眶。

1962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赋诗一首，怀念当时刘伯坚渡口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雩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何叔衡、瞿秋白、项英、陈毅、毛泽覃、陈谭秋等人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昔日战友，自然也是一番英雄惜别、热泪流淌的场面。

郭香玉因为是小脚、唐义贞因为怀孕、范乐春因为刚生产、陈碧英因为体检不合格……她们只得与她们的丈夫谢觉哉、陆定一、林伯渠、董必武……

在送别歧路上再次泪沾衣襟，从此再没相见。

无论是背井离乡的西征大军，还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士，此时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和前途。

红军秘密夜渡于都河期间，那台能接收到共产国际电文的收报机，于10月18日收到了共产国际交通联络部长阿布拉莫夫发来的一则电报：

“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给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这部电台，据潘汉年1935年写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说“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此与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彻底中断了电讯联系，但这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新领导核心的产生消除了外部干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干预下、自主选举产生核心领导人的重要会议。

虽然会后仍派出潘汉年、陈云到莫斯科进行汇报，以获得共产国际的追认，但毕竟突破了惯例常规，与以往有了本质的区别。

10月21日，红军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因防守的粤军未接到陈济棠撤退让道的命令，故双方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战斗。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撤退让道的命令已传达到粤军前线，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两道封锁线，从而创造了军史上的奇迹。

但即便如此，突破这三道封锁线后，因“掉队和逃亡”，红军减员仍达2.2万人，“其中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700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600余人。”

身在长沙的刘道衡，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和何键企图保存实力的心理，通过曹伯闻向何键游说“尾随追剿”“送客过境”的计谋。

何键依计而行，当中央红军进入湖南时，只派遣部队尾随红军做出追击的样子，同时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避免作战。

“减少了中央红军过境湖南的损失。红军路过湘南时，刘道衡安排凌霞新提供了一批药品，挽救了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粤军、湘军的此番作为，事后被称为“敲梆式的防堵、送客式的追击”而受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