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顶明 等 | 如何提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效能？——一项基于全国性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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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顶明，蒋双双，郭炯，潘晨晨，& 朱峻仪.(2025).如何提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效能？——一项基于全国性调查的分析. 中国远程教育(11),59-78.

如何提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效能？——一项基于全国性调查的分析
王顶明, 蒋双双, 郭炯, 潘晨晨, 朱峻仪

【摘要】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国家方略。深入探究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机制与动因，是教育管理者和实践者充分实现其育人价值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59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机制与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平台服务、绩效期望、社会影响与便利条件是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行为的关键变量，其作用机制呈现显著差异性，且个体差异显著；存在四条中小学教师对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高应用意愿的路径及三条中小学教师高应用行为的路径，并由此揭示了多重作用机制共在以及多重路径组合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推进过程中的教师行为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为进一步提升其应用效能，本研究借鉴“三圈理论”，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维度提出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策略，助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中小学教师; 机制与路径; 结构方程模型;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一、

问题提出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中共中央 & 国务院, 2025）。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国家教育平台”）是国家层面布局、中央有关单位建设、地方教育部门以及部分高等学校支持建设的国家级资源平台，既是大力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实现了基础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是为中小学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服务的重要保障，更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基础工程的重要内容。该平台自2022年3月1日上线试运行至今，三年来成绩斐然。截至2025年3月，国家教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已超过1.6亿，访问量突破600亿，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3月28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正式发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赋能。关于国家教育平台的研究集中在现状（王娟 等, 2024a, 2024b）、影响因素（马秀芳 等, 2024）、优化策略（徐碧波 等, 2023; 杜江 & 韩锡斌, 2023）、实践路径（金玉 等, 2022; 柳立言 等, 2023; 王浩楠 & 郭绍青, 2023）、应用模式（常咏梅 等, 2024）等方面。根据已有文献可知，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因素是决定其应用效果的关键，现有研究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分析影响因素，缺乏系统地探究国家教育平台应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因素的“组合效用”，且尚未明晰提升其应用的多种机制与路径。因此，本研究聚焦中小学教师这一国家教育平台的主要用户群体，分析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效果，进一步剖析影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因素及内在机制与路径，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效能，加速实现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进程提供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模型

（一）基于UTAUT模型和ISSM模型的国家教育平台的变量分析

随着技术与教育的整合应用，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已被广泛用于解释技术采纳和使用行为（Or, 2023）。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由维斯瓦纳特•文卡特什（Venkatesh, V.）等（Venkatesh et al., 2003）提出，它整合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动机模型（Motivational Model，MM）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再结合TPB/TAM模型、个人计算机使用模型、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集八种理论的优点于一身（Khechine, et al., 2020），其解释力高达70%（Lewis et al., 2013）。UTAUT模型包括绩效预期、努力预期、社会影响、促进条件四个核心变量，以及性别、年龄、经验、自愿性四个调节变量。已有研究基于此提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应用意愿，应用意愿和便利条件直接影响应用行为（Venkatesh et al., 2003; Gümüolu & Akay, 2017），并论证了便利条件对应用意愿的直接影响（赵笃庆 等, 2024）。UTAUT模型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与平台的接受与用户使用行为分析方面。而国家教育平台作为中小学教师线上学习与研修的重要场域，具有数字技术平台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关于UTAUT模型在国家教育平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场域中的特定教师群体（郭炯 & 付瑞, 2023），缺乏面向大规模、不同地区广泛教师群体的系统研究。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ISSM）最初由威廉•德隆（DeLone, W. H.）和艾弗莱姆•麦克莱恩（McLean, E. R.）（Delone & McLean, 2003）开发，认为平台服务包括内容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这三个直接影响使用意愿的核心变量（Zhang et al., 2022）。ISSM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研究多聚焦数字技术与平台的成功评价以及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分析等方面。国家教育平台作为国家教育公共服务的综合性、权威性学习平台，其平台服务质量也是影响教师应用意愿的重要因素。使用ISSM对国家教育平台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学生、教师的持续使用意愿和使用满意度（付卫东 & 张杉, 2025; 贺玮 等, 2024），缺少系统分析使用意愿对使用行为的中介影响，但这恰恰是UTAUT模型的重要内容。此外，已有研究还发现，性别、教龄、学段、地区、学校类型等个体差异能在人们与其接受技术的影响因素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周云倩 等, 2025），进而证实了特定教师群体在技术接受及其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

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国家教育平台使用的前因因素，但研究范围仅限某一地区，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鲜见从全国较大范围内对国家教育平台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路径进行深入剖析。鉴于此，本研究以UTAUT和ISSM为基础构建分析模型，结合已有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基于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59份中小学教师问卷调查结果，综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和模糊集定性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系统探究影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各因素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以期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各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路径是什么？基于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路径，如何优化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效果？

（二）假设模型构建与阐释

为了探究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路径，本研究分别构建了基于SEM的影响因素模型和基于fsQCA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和图2所示）。两个模型均建立在UTAUT模型框架和ISSM模型框架下，以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五个核心要素作为自变量或前因变量，在此基础上将应用意愿和应用行为作为因变量或结果变量。

图1 基于SEM的研究模型

图2 基于fsQCA的研究模型

如图1所示，基于SEM的影响因素模型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其一，平台服务（Platform Services，PS），指国家教育平台的系统质量、内容质量和服务质量，是中小学教师使用平台的关键支持与保障。已有研究证明平台服务对在线学习平台（Alyoussef, 2023）和电子学习（Hii et al., 2023）的使用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系统质量是国家教育平台作为数字平台具备的平台系统服务的稳定性与易用性，以及平台功能服务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内容质量即国家教育平台中数字资源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以及教学、研修与专业发展等多场景的适用性，既包括面向不同学科汇集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也包括面向教师专业发展、研修、备课的群体协同建构的再生资源（吴永和 等, 2024）；服务质量则是指国家教育平台面向中小学教师提供的服务便利性、技术支持及时性、技术培训多样化，以帮助中小学教师及时解决平台应用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与实践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平台服务与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其二，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tions，PE），是指中小学教师相信使用国家教育平台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优化课堂教学活动、助力个人专业发展、协助家校共育的积极预期。具体而言则是中小学教师在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开展自主学习、备课、授课、双师课堂、作业管理、答疑辅导、课后服务、教学研究、家校互动和协同管理等活动时的积极预期，即如果中小学教师认为应用国家教育平台能有效帮助其开展自主学习、教师备课、双师课堂等教学活动，则会更愿意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绩效期望与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其三，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tions，EE），即个体对于使用新技术难易程度的预期（周欣 等, 2025），是决定中小学教师是否愿意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核心因素，其本质是中小学教师对使用国家教育平台所需努力的主观感知。如果中小学教师感知到努力期望高，意味着其感知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难易程度为容易，表明中小学教师不需要做过多的努力便能够掌握国家教育平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努力期望与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其四，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SI），即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时所受到的领导、同事、学生、家长等社会主体的支持、鼓励和期望的影响，是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重要外部变量。已有研究发现，乡村教师对国家教育平台的使用意愿受到社群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如果中小学教师所在学校的领导和家长都明确鼓励其使用国家教育平台，且同事也开始探索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原本犹豫的中小学教师会倾向于积极主动地使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社会影响对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其五，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FC），特指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时感受到的支持和帮助，能够降低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障碍，确保其有能力、有保障地完成使用目标。便利条件包括设备环境支持、技术与策略支持、培训指导以及政策激励等，均影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行为。因此，便利条件不仅是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技术接受保障，更是中小学教师教学创新的催化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5：便利条件直接影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行为，以及假设H6：中小学教师的应用意愿（Application Intention，AI）正向影响其应用行为（Application Behavior，AB）。同时，分别验证性别、教龄、学段、地区、学校类型等个体差异变量的调节作用。

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受多因素影响，且可能取决于多个因素的组合，不同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共同对中小学教师产生影响，同时，不同的因素组合均可能影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意愿和行为，这意味着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这一结果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fsQCA方法能够探究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充分与必要子集关系，由此构建的研究模型从不同组态视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中不同因素组合的效应（如图2所示）。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以及性别、教龄、学段、地区、学校类型等个体差异及其组合机制对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为了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中的变量测量是在郭炯团队（郭炯 & 付瑞, 2023）开发的量表基础上完善的，努力期望、绩效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应用行为、应用意愿参考了文卡特什等（Venkatesh et al., 2003）的UTAUT量表，其中，努力期望包括2个题项，绩效期望包括6个题项，社会影响包括4个题项，便利条件包括6个题项。平台服务基于内容质量、系统质量和服务质量开发量表，包括9个题项。此外，问卷还收集了性别、教龄、学段、地区、学校类型等人口学信息。问卷整体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法，选项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另外，为了方便采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应用意愿变量采用打分赋值评价的方式，0—100分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应用行为变量采用分类和打分赋值评价两种相结合的方式。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通过问卷星平台，面向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中小学发放电子问卷。发放时间为2024年8月至10月，截至2024年12月底共回收问卷13,427份，剔除重复、异常值以及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11,487份，其中教师问卷10,359份，管理者问卷1,1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55%。由于研究主要聚焦教师角色，因此最终教师有效样本共10,359份，覆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师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下：男性教师3,544人，女性教师6,815人；学历以大学本科（83.1%）占比最高，中专及以下（0.5%）、专科（11.1%）、硕士（5.2%）、博士（0.1%）学历的教师相对较少；教龄5年以下、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以上的占比分别为12.5%、14.5%、15.2%、11.8%、46%；所授学科以语文（31.3%）、数学（28.0%）、道德与法治（14.9%）、英语（14.7%）为主，其他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相对较少，总占比为11.1%；任教学段为小学、初中、高中的占比分别为49.1%、30.9%、20.0%；所在学校类型绝大部分为县镇中心学校（38.7%）和市区学校（31.7%），农村小学（23.8%）和教学点（5.8%）占比较少。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SEM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其中，SEM包含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本研究将中小学教师对于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意愿和应用行为设定为结果变量，受到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五个前因条件的影响。fsQCA借助布尔代数几何和组态分析思想，从整体视角探究前因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充分和必要的子集关系。本研究聚焦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因素，fsQCA能够有效识别出多种因素协同作用下，导致中小学教师呈现高接受度与低接受度的不同路径，弥补了SEM仅关注线性关系的局限。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揭示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多重机制

1. 信度与效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是保证数据分析的前提条件，因此，分析问卷数据前，本研究采用SPSS 26.0和AMOS 26.0软件对国家教育平台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信效度检验

注：斜对角线粗体数字为AVE平方根值。

由表1可知，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五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84、0.974、0.895、0.954、0.964，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81，表明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通过对KMO值的检验分析国家教育平台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KMO值为0.880，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值小于0.001，说明国家教育平台应用影响因素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

由于研究采用的问卷工具是为适应研究情境而专门修改的，因此，进一步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验证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结果显示：各变量的AVE数值均达到了0.5以上，CR数值均达到了0.7以上，综合说明各个变量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同时，在区分效度检验中，各个变量两两之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均小于变量所对应的AVE平方根值，说明五个变量之间均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 模型评估：模型适配度检验、研究假设验证与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AMOS 26.0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除CMIN/df（卡方自由度比）由于样本量过大而导致其指标值比较大之外，RMSEA（0.076）、NFI（0.933）、TLI（0.928）、CFI（0.934）指标均在良好或优秀以上，说明国家教育平台影响因素SEM模型拟合良好，其内部结构关系契合度较高。

为了检验图1基于SEM的国家教育平台影响因素模型，本研究利用AMOS 26.0进一步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在本次的路径关系假设检验中：平台服务（β=0.439，p＜0.001）、绩效期望（β=0.118，p＜0.001）和社会影响（β=0.034，p＜0.01）对中小学教师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H2、H4成立；努力期望（β=0.006，p＞0.05）对中小学教师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意愿无显著影响，假设H3不成立；便利条件（β=0.151，p＜0.001）和应用意愿（β=0.202，p＜0.001）对中小学教师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5、H6成立。对于个体差异变量，在数据分析时对其进行赋值，结果显示：性别、教龄、学段、地区、学校类型影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行为，其中男教师相对于女教师会更多地应用国家教育平台（β=-0.028，p＜0.05），教龄在5年以下的新手教师和6—10年的胜任教师相对于教龄超过10年的胜任教师，其国家教育平台应用行为更多（β=-0.048，p＜0.001），在小学任教的教师相对于在初、高中任教的教师，其国家教育平台应用行为更多（β=-0.098，p＜0.001），东部地区的教师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教师，其国家教育平台应用行为更多（β=-0.030，p＜0.01）；市区学校的教师相对于县镇中心学校和村小学校的教师，其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行为更多（β=-0.025，p＜0.01）。

表2 基于SEM的国家教育平台影响因素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中介效应，以揭示各因素对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机制。如表3所示，所有路径的中介效应Bootstroo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且中介效应的占比处在较高水平，表明各影响因素对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行为的影响大多是通过其应用意愿间接作用的；平台服务、绩效期望、便利条件及社会影响四个维度均通过应用意愿的完全中介作用对使用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19、0.110、0.113及0.101，表明提升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意愿是增强其应用行为的关键路径。另外，由于“努力期望→应用意愿→应用行为”路径中介效应及总效应低于其他路径，且CFI（0.822）和TLI（0.694）模型拟合未达推荐阈值，提示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注：***p＜0.001。

（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揭示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多重路径

本研究使用fsQCA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以探究国家教育平台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分析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多因素组合效应。在此之前，研究已经利用AMOS 26.0，考察了性别、教龄、学段、地区、学校类型对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行为的显著影响。因此，在后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仅考察核心条件变量，即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对应用意愿和应用行为两个结果变量的影响。

1. 数据校准与必要性分析

数据校准是使用fsQCA软件的首要环节，即研究者需将原始数据转换为0至1之间的模糊集隶属度值。因此，本研究先对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五个变量的题项求平均值，运用熵权法（张挺 等, 2018）对应用行为进行标准化，由于应用意愿本身就是0—100的打分题项，不需要额外处理。之后采纳大多数研究使用的直接校准中的百分数方法，即将每个变量的95%分位数、50%分位数和5%分位数作为其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刘志辉 等, 2024）。描述性统计及变量校准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描述性统计与变量校准结果

在进行必要性分析时采纳大部分已有研究参考的、由皮尔•菲斯（Fiss, P. C.）提出的必要条件指标作为衡量依据，即各个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且一致性水平应低于0.9（Fiss, 2011）。由表5可知，本研究中的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五个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不存在产生高/非高应用意愿和高/非高应用行为的必要性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各条件组态对国家教育平台应用的影响。

表5 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

2. 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意愿组态分析

本研究选取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5个前因变量，以应用意愿（高应用意愿和非高应用意愿）作为结果变量进行组态分析。具体过程为：将案例阈值设置为2，一致性阈值为0.8，通过标准分析得到了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参考相关研究使用中间解确定组态，使用简约解确定核心条件（单标安 等, 2022），得到了高和非高应用意愿组态路径，如表6所示。

表6 高和非高应用意愿组态路径分析结果

注：“”代表核心前因条件存在；“”代表核心前因条件缺失；“⊗”代表辅助前因条件缺失；“空白”代表前因条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由表6可知，高应用意愿有四条组态路径，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为0.817，总体覆盖度0.834，且单个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0.8，符合充分条件大于0.75的标准（Fiss, 2011），说明四条组态路径均为中小学教师实现国家教育平台高应用意愿的充分条件。根据每个组态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提炼出四条中小学教师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意愿提升的路径。其一，平台主导型路径。国家教育平台服务，如资源质量、内容质量、系统质量，决定中小学教师对平台的应用意愿，无须其他外部条件的驱动。其二，绩效驱动型路径。中小学教师因为对国家教育平台能够满足自己的课堂教学有坚定的预期，即使在低便利条件（无硬件支持、无技术培训）下，也能对国家教育平台具有较高的应用意愿。其三，社会—易用协同型路径。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共同促进中小学教师对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意愿，这表明中小学教师因国家教育平台操作简单而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且受到领导和制度的影响而产生使用意愿，这类中小学教师属于“被动适应”型。其四，易用—便利型路径。较低的绩效期望、较高的努力期望和较好的便利条件仍能共同促进中小学教师对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意愿，这表明中小学教师可能会因为国家教育平台操作简单而且学校提供充足的支持而使用平台，但这里缺乏明确的绩效预期，这类中小学教师属于“工具理性”驱动型。在四条路径中，努力期望出现了两次，表明了其对中小学教师应用意愿提升的关键作用。

非高应用意愿有一条IN1组态路径，总体一致性与其组态一致性相同，为0.771，组态的总体覆盖度为0.655，表明只有满足同时缺乏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等所有因素，才会产生非高应用意愿。

3. 国家教育平台应用行为组态分析

本研究在前因变量中加入应用意愿，分别以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应用意愿为六个前因变量，以应用行为（高应用行为和非高应用行为）作为结果变量进行组态分析。具体过程为：将案例阈值设置为2，一致性阈值为0.8，通过标准分析得到了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进而得到了高和非高应用行为组态路径，如表7所示。

表7 高和非高应用行为组态路径分析结果

注：“”代表核心前因条件存在；“”代表核心前因条件缺失；“空白”代表前因条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由表7可知，高应用行为有三条组态路径，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为0.817，总体覆盖度为0.900，且单个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0.9，表明组态路径具有较高的解释度。按相同核心条件归类，可提炼出三条中小学教师国家教育平台应用行为提升路径。其一，绩效—社会驱动型路径。中小学教师对教学效果的预期和受到的外部社会影响共同驱动其对国家教育平台的高应用行为，平台服务是基础保障，应用意愿是导致高应用行为的直接动力。其二，效能—便利协同型路径。中小学教师对教学效果的价值预期和获得的便利条件共同驱动其对国家教育平台的高应用意愿，其中便利条件能使中小学教师产生稳定、深度的高应用行为，平台服务仍是基础保障，应用意愿仍是导致高应用行为的直接动力。其三，社会—资源支持型路径。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双重驱动中小学教师的高应用行为，其中，社会影响更多地来自学校的制度压力，便利条件也更多地指向学校的激励机制，技术接受度低、自主性弱的中小学教师更倾向于这一类型。

非高应用行为同样也有三条组态路径，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为0.905，总体覆盖度为0.607，且单个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0.9，表明组态路径具有较高的解释度。非高应用行为路径有三条。其一，基础条件缺失型路径。中小学教师在低平台质量、低绩效期望、低社会影响、低便利条件、低应用意愿等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非高应用行为。虽然中小学教师可能会认为平台操作简单、容易掌握，但因其他基础条件缺失而无法使用平台。其二，技术—能力缺失型路径。中小学教师在低平台质量、低努力期望的情况下产生非高应用行为，这意味着中小学教师面临平台服务有欠缺和感知平台使用复杂的双重压力，导致其存在畏难心理。另外，在这条组态路径之下也存在低努力期望、低便利条件以及低应用意愿，这种情况会加剧中小学教师拒绝学习使用国家教育平台，进而加大其使用障碍，最终导致应用国家教育平台困难。其三，制度—能力缺失型路径。中小学教师在低社会影响、低努力期望、低平台服务的情况下产生非高应用行为，表明学校层面没有使用平台的制度保障，中小学教师认为平台操作复杂、难以学会，更难以将国家教育平台中的优秀案例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加之平台服务内容可能与其所在的地区和教学需求不匹配，导致中小学教师不使用该平台。

五、

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1. UTAUT与ISSM模型驱动下的多重机制：中介效应与个体差异变量的双重验证

本研究基于UTAUT与ISSM模型，构建了“技术—认知—行为”三维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影响机制。从UTAUT模型来看，本研究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平台服务、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对应用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以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应用意愿作为中介变量的作用以及应用意愿驱动应用行为的核心假设。本研究拓展了UTAUT的解释边界，增加了ISSM模型中的平台服务，研究结论显示其对应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中小学教师对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过程是建立在“质量至上”的理性选择基础上的结果。这一发现呼应了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角色，他们是国家教育平台的专业使用者，对平台的选择更依赖于平台服务质量，而非单一的主观易用性的感知，这是努力期望对应用意愿无显著影响的主要原因。

另外，个体特征差异对应用行为的影响进一步细化了UTAUT模型的适用情境，具体表现有二。其一，性别、教龄与学段差异。男性教师的应用行为显著高于女性教师，新手教师的应用行为显著高于胜任教师和成熟教师，以往研究表明男性教师和新手教师的技术接受度更高，绩效期望的作用更显著，而胜任教师和成熟教师更依赖政策要求等驱动，且因教学惯习和教学理念导致技术适应较慢（张思 等, 2016）。其二，学段与地区差异。低学段教师应用行为显著高于初、高学段教师，东部和城区的中小学教师应用行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县镇及乡村教师。以往研究也表明，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更关注国家教育平台的交流功能和资源的丰富性，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师更倾向于利用平台解决教学资源匮乏、开不齐课等现实问题。这进一步揭示了国家教育平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个体差异”“技术代际鸿沟”与“区域资源失衡”“学科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与顾小清等（2024）关于该平台教育资源供给结构特征的研究能相互论证，即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以小学为主、地区间差异明显、小学学段资源应用水平较高等特点。

2. 多因素组合效应：存在多条组态驱动高行为意愿与应用行为的路径

fsQCA的组态分析突破了UTAUT模型对变量独立作用的线性假设，其结果表明平台服务、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均无法单独成为促成中小学教师应用意愿和应用行为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个因素并非高应用意愿和高应用行为的条件，这与董同强等（2025）提出的该平台使用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单一因素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结论一致。具体体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其一，高应用意愿的四条路径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核心变量，例如组态IH1平台主导型路径，表明高质量的平台服务是触发高应用意愿的核心条件，只要平台服务足够优质便有极大可能触发高应用意愿，这也印证了ISSM模型中“系统质量是初始筛选器”，体现了国家教育平台“质量至上”的特点。其二，高应用行为的三条路径均存在“应用意愿”作为核心条件，突出了其作为“桥梁”的中介变量作用。其中，绩效—社会驱动型路径对应了新手教师的主动探索行为，而社会—资源支持型路径则解释了技术自主性较弱的行为路径，体现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路径选择。其三，非高应用意愿和非高应用行为组态表明，单一因素缺失未必导致低应用行为，但全要素缺失的确导致非高应用意愿，也就意味着全要素缺失是教师国家教育平台使用障碍的必要条件。

（二）建议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的通知》强调“深入推进集成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等九部门, 2025）。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成效是实现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以10,359位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SEM与fsQCA两种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了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多重驱动机制与复杂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国家教育平台应用需从原来的“规模覆盖”转向“精准治理”，通过技术迭代、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等协同发力，方能实现从“政策推动”到“价值共创”的应用范式转型。基于此，本研究借鉴“三圈理论”，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维度提出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效能提升策略（如图3所示）。其中，价值圈是使命与要求，决定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内在因素，包含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两个变量；能力圈是基础与条件，是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必要条件，包含平台服务变量；支持圈是社会外部因素，为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提供支持与保障，包含便利条件和社会影响两个变量。三个圈层的交叠区域为耐克区（Nike Zone），是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意愿与行为最理想的区域，也是三个圈层中五个要素交集最大化的体现，但耐克区也是随着三个圈层中的五个要素的变动及相互作用而动态变化的。三个圈层的策略之间相互作用、互为支持，共同助力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效能提升。其中价值圈策略（重塑国家教育平台价值）与能力圈策略（平台服务与差异化赋能）是互为内驱的关系，有了“价值”这个灵魂才能驱动平台服务质量提升以及教师教学能力和数字素养提升，而平台服务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与数字素养提升也会反过来促进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促进国家教育平台的公共价值与相关个人价值的实现。价值圈策略与支持圈策略（差异化支持与保障）是协同支持的关系，国家教育平台公共价值是差异化支持与保障的前提，而差异化支持与保障也对国家教育平台公共价值的实现起到支撑作用。能力圈策略与支持圈策略是反馈互促的关系，平台服务质量与教师教学能力与数字化素养提升之后，将加速教学水平提升，会对差异化支持与保障提出新的需求，而差异化支持与保障提升之后又会继续促进教学改革实践，也必然加速平台服务和教师教学能力与数字素养的提升。

图3 国家教育平台“价值—能力—支持”应用效能提升策略

1. 价值圈：重塑国家教育平台公共价值与教师个人价值的导向

国家教育平台肩负着服务基础教育教学改进、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的任务，是助力教师提出课堂教学改革困难与问题的破解之策、助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并支持其个人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国家教育平台价值重塑需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要求，发挥数字技术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

第一，通过大力宣传引导价值、示范区的应用案例价值以及教师个人应用实例等举措，为国家教育平台的持续应用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第二，分析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需求，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教师教学、教研等常态化应用的特殊需求，借助人工智能提供针对性的支持与帮助，引导地区、群体、教师个人正确认识国家教育平台的价值。第三，注重对教师期望价值的引导，尝试通过示范课、案例推广、教学比赛等形式，使教师清晰感受到平台对教学实践的支持作用，增强教师对平台应用成效的预期和信心。

2. 能力圈：提高平台服务质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与数字素养

国家教育平台的服务质量和能力建设，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影响的作用，构建“数字基础—教师培训”双重支撑，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和教师培训方式转型，为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注入持续动能。本研究发现社会影响是中小学教师使用国家教育平台的重要外部驱动因素。

因此，首先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补齐西部和农村偏远地区基础设施使用短板，采用网格化管理方式，为西部和农村偏远地区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提供专门的激励机制。其次，本研究发现不同教师群体的教学能力和数字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绩效—社会驱动型路径显示新手教师需注重强化“主动探索能力”，胜任或成熟教师需突破“教学惯习”，西部和乡村教师需重点提升“基础操作与资源应用能力”，因此，要分层进行差异化赋能，突破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瓶颈。第一，面向新手教师和男性教师开展“主动探索+同伴互助”能力提升路径。fsQCA结果显示新手教师和男性教师具备了“技术接受度、主动探索行为突出”的特征，组织“创新应用实践工作坊”与新手教师和男性教师的“应用达人社群”，鼓励其分享应用实践技巧，同时鼓励开展“每月之星”或“实践达人”积分评选，引导新手教师和男性教师将“高应用意愿”转化为“主动探索应用行为”，这与高应用行为的绩效—社会驱动型路径相符合。第二，面向胜任和成熟教师开拓“案例示范+项目式推进”能力提升路径。本研究显示胜任教师和成熟教师存在政策依赖性较强、主动性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发挥平台的优势，运用典型案例库，以案例聚焦课堂教学痛点问题，分解为10分钟即可掌握的技能单元，并辅以项目式阶段推进的方式，小步子完成阶段性任务，降低教师认知负荷，提高其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进而增加其实际应用的可能性。第三，面向全体教师，构建“应用意愿—行为”的转化路径，打通高应用行为的关键。本研究显示“高应用行为均以高应用意愿为核心条件”，因此需构建“应用意愿—行为”的转化路径，例如设置平台“应用管理”功能，由教师自主设定“应用频次”，平台定期推送“完成情况”，也可设计“平台应用积分”或“平台应用打卡”等活动，亦可在学校、区域层面开展国家教育平台应用实践赛课活动。最后，要针对教师的个体、群体与区域差异，进一步发挥社群共同体作用，实现优势互补，建立线上“数字导师制”和线下“技术导师制”。例如一名数字或技术操作水平略高的教师与三名普通教师形成线上或线下共同体，其中这名数字或技术教师起引领作用，普通教师与之开展协作，既实现“数字导师”或“技术导师”的价值，也进一步强化共同体同伴示范效应，以提升国家教育平台的应用成效。

3. 支持圈：构建差异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是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需构建“教师—学校—相关教育部门—社会”四方联动的支持圈，面向国家教育平台存在的“区域失衡，群体适配不足”问题，以分层式的差异化支持消除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障碍。

首先，遵循教师地区、教龄、学校类型等个体特点与发展规律，分层分类实现优化平台服务。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意愿和行为受到地区、教龄、学校类型等调节因素的影响，因此应针对其个体发展的特殊性，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平台服务，具体可包括：针对区域开发与其适配的数字资源与服务，例如为民族地区教师开发双语教学资源；了解不同学段教师的具体需求，定制匹配教师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例如针对高中学段教师匹配“走班智能系统”，助力其减负增效；针对高龄教师完善“老人模式”，除了现有的功能外，加强语音控制、一键直达、操作问题短视频库等常用功能，进一步降低操作门槛，提高努力期望；针对农村或中西部教师，考虑其现实的网络可获得性，部署离线版平台服务器，预装本地化资源包，增加其便利条件。其次，深入分析教师群体特征，构建差异化技术与制度保障支持。针对绩效驱动型教师，由于其是国家教育平台的先行者，应进一步开放国家教育平台数据接口权限，支持其开展个性化教学创新实践，形成的典型案例可向其他教师推广；针对社会—易用型教师，由于其努力期望与绩效期望较小，是国家教育平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应设计“强制—奖励”渐进保障机制，例如完成基础操作奖励课时补贴，从外部动机驱动其完成基本操作，保证其在需要时能够借助国家教育平台支持其教学实践。

六、

结语

国家教育平台是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而中小学教师是实现其应用成效的主力军。本研究基于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359位中小学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机制与路径的实证分析，借鉴“三圈理论”，针对平台价值重塑、平台服务质量和能力建设、差异化支持和制度保障提出可行策略。然而，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国家的长期战略，以国家教育平台实现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改革实践更是如此。未来研究将持续监测国家教育平台应用效能，对比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学科教师应用国家教育平台的机制与路径变化，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与实践效能提升提供必要的数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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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Nationwide Survey

Wang Dingming, Jiang Shuangshuang, Guo Jiong, Pan Chenchen, Zhu Junyi

Abstract: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national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applying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key link for education managers and teachers to fully realize their educational value. Based on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this study employ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mechanisms and paths of 10,35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2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nationwide in using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latform services, performance expections, social impact,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re key variables influencing teachers’ use of the platform,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not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four path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have a high willingness to apply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ree path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have a high application behavior, reveal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action mechanism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paths, and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of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its application efficiency, the study draws on the “Three-Circle Theor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apply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alue-ability-support” to facilit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Keywords: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mechanism and pat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作者简介

王顶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兰州文理学院校长（兰州 730010）。

蒋双双，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jiangss.ss@foxmail.com 兰州 730070）。

郭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院长（兰州 730070）。

潘晨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朱峻仪，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基金项目

民盟中央2024年度重点课题“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研究”

责任编辑：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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