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晋院士王拥军：改写全球指南的中国医生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11月21日，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长期致力于脑血管病的应用基础、临床医学及转化研究，开创的“中国方案”改写了全球指南。“医学界”曾于2025年3月专访王拥军教授，现重推此文，以飨读者。

撰文丨凌骏

2001年初，时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的王拥军教授自费前往美国，参加了在圣安东尼奥举办的国际卒中大会。会议方的指定酒店一晚200美元，王拥军盘算着，如果住在远郊的汽车旅店，租一辆车每日往返，加起来65美元，能省下不少钱。

国际卒中大会，是全球卒中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盛会。当时全场就王拥军一个中国人，除了有一张“中国面孔”，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王拥军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将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站上舞台中央。

当地时间2月5日，在洛杉矶举办的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上，已是天坛医院院长的王拥军被授予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最高奖——“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 ，以表彰他做出的全球性贡献。这也是该奖项设立34年以来，第一次有亚洲科学家获此殊荣。

几十年来，王拥军团队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改变了全球上千万家庭的命运，让那些原本可能致残、致死的脑血管病患者得以有尊严地活着。其持续产生的深远影响，仍在改写着全球脑血管病的防治实践。

2025国际卒中大会，王拥军教授

荣获“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

引领全球卒中研究

“几乎没有其他个人的研究能够像王医生那样，引领全球血管神经病学实践的改变。他极具影响力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卒中治疗的某一领域，而是涵盖了包括急性期治疗、影像学等多个方面。”这是国际卒中大会前任主席都铎·约文（Tudor G. Jovin）教授对王拥军的评价。

他口中的“引领全球”，最为声名远扬的是CHANCE和TRACE系列研究。

前者开启了精准医学下卒中“双抗治疗”的新时代，仅在中国每年就约减少了124万脑梗复发，以及相关的致死、致残。后者则开发出新一代溶栓药物和方案，让90%的脑梗患者有机会得到溶栓治疗，致残率进一步降低8.8%。

但约文教授可能不知道的是，作为如今闻名全球的脑血管病专家之一，24年前当王拥军第一次参加国际卒中大会时，他甚至没太听懂台上国际学者的发言，着急得不行，却又无人可问。

“他们一会讲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一会讲阶段性结论，不时又延伸到对指南和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听得云里雾里，只感觉应该非常‘重磅’，没明白具体说了什么。”王拥军回忆，“当时我们也在做研究，但和国际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又或者说，对于当时的中国医生，谈临床研究还为时过早。

急性缺血性卒中，通俗而言的“脑梗”，每年约造成800万人发病，高致残、高死亡。中国是全球卒中疾病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但直到2000年，还几乎没有系统的救治体系可言。

“当时从事卒中治疗的医生，会被国内同行认为‘没什么水平’。”王拥军告诉“医学界”，“大家都觉得这个病过于简单，反正没太多治疗手段，赶上患者来得早，还能用些药，效果好不好看运气。来得晚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年的会议深深刺激到了王拥军。晚上回到小旅馆，他掏出笔记本写下3个疑问：“什么时候中国卒中领域也能做出循证医学研究？”“什么时候中国学者能在这里分享临床试验？”“什么时候，我也能走上这个讲台？”

王拥军（左一）在2001年北京脑血管病论坛

24年过去，王拥军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一举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打造成了国际学术高地，医教研、亚学科建设齐头并进。在全球临床科学家一共产生的12项卒中再灌注治疗里程碑意义的证据中，王拥军团队占到了5项。

作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拥军打造了覆盖全国的三级卒中临床研究网络，首创的脑血管病药物研发新范式，将新药从靶点发现到上市的时间，从近20年缩短到3-7年。

此外，王拥军还在国内率先创立了“急诊卒中单元”模式，将患者DNT(从入院到接受溶栓治疗的时间）从平均1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无数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2022年，世界卒中组织授予王拥军最高成就奖——“主席奖”。

如今的王拥军，基本完成了当年的梦想。用他的话说，几十年里，全球脑血管病的治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和团队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医学变革。

他在今年的会场中央发言称：“我很荣幸代表中国科学家站在这里。然而，故事仍在继续，我们的使命尚未完全完成。”

王拥军在2025国际卒中大会上发言

从零开始

王拥军是在2000年10月加入北京天坛医院的。

那年年初，还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的王拥军深夜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是时任天坛医院院长戴建平教授打来的，在1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他希望王拥军能回国加入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戴院长说，这个科室可以按照我的任何想象，重新去做。”

彼时的天坛医院以神经外科闻名全国，而作为兄弟科室的神经内科，在北京都只能算是“三流水平”，几十位医生里，只有1人有博士学位，全科科研经费不到40万元，建科以来，从未发表过一篇SCI。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医生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在台下连问题都不敢问，怕提问不到重点，被同行笑话。”王拥军说。在这种情况下接手科室，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在国内建立完善的脑血管病，尤其是卒中的诊疗和科研体系。

事实上，早在1993年王拥军从宣武医院神经免疫领域，转而从事卒中临床工作时，同事们就不太理解他的选择。“当时中国的卒中二级预防，基本只有抗凝治疗，更不用提‘院前’‘院内’时间，病人来一个晚一个。”

“我一直想建卒中单元，可那时国内还没有普及这个理念。每次申请课题，别人总认为我说的不过是内科病房，医生开医嘱，护士去执行。但其实这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多学科协作下的卒中救治系统。”王拥军说。

因此，在回国加入天坛医院后，王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神经内科病房拆分重建，参照海外成熟经验把卒中的临床评估、影像学检查和治疗等关键环节，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未来又显著缩短了患者的DNT。同时单元还纳入了心理、康复等多个学科，提升了预后管理。

在卒中单元建成后的短短半年，有2000多位卒中患者接受了治疗，平均病死率较既往下降20%，致残率下降30%，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下降15%。

这一体系也在日后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成为了我国医疗机构卒中救治的模版。

天坛医院急诊卒中救治单元

但王拥军知道，这还远不足以改变当时国内卒中的医疗困局，要真正把学科带起来，科研创新必不可少。那段时间，他四处带着“规划书”拜访领导，讲科研建设、讲临床试验，最终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2001年王拥军争取到了第一笔项目资金——76万元。

重建科室的前10年，王拥军觉得那是最为艰苦卓绝的10年。“没有多余的场地，我们的实验室建在病房楼下的地下室，每日见不着太阳。”

从参与国际多中心研究、启动队列研究开始“练兵”，王拥军还不断为科里的医生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年轻医生没有科研思维和视野，今后怎么能接住重大项目？我们筹备了博士点，要求科室骨干必须有博士学位，用了将近10年，一步步先把队伍建了起来。”

起初，科室的发展并不被人看好，由于整整10年没发过一篇SCI，难免引来了一些非议。其他科室的专家觉得，神经内科拿了这么多科研资源，可到底产出了什么？做了哪些工作？

“但我们清楚，如果只为了一时多发文章，就会破坏辛苦积累的数据质量，而高质量的队列数据库是需要长期的观察，一点点地打磨。”王拥军告诉“医学界”，尽管遭到了不少误解，好在有院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团队工作得以持续推进下去。

“我也和科里的医生说，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要耐得住寂寞。国际上成熟、重大的临床研究项目，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王拥军说。

用十年改写国际指南

2013年7月4日，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当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布了王拥军团队的CHANCE研究结果，从此在全球开启了卒中“双抗治疗”的新篇章。

长期以来，使用阿司匹林进行抗血小板治疗，是减少卒中患者脑血栓形成，改善疾病预后的标准治疗方式。但所有医生也知道，平均仍有约11%的患者，90天内会出现脑梗复发。

“我上学时，教科书上注明急性缺血性卒中的5年复发率是30%，这意味着脑梗患者在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活在恐惧之中。”王拥军告诉“医学界”。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全球科学家曾数次启动大型研究，试图证明阿司匹林再叠加一类抗血小板药，能实现“1+1≥2”的效果，稳固病情减少复发。但由于反而引发的脑出血风险，尝试均已失败告终。在最具代表性的3大试验得出“阴性结论”后，双抗治疗被学界明令禁止。

而王拥军团队启动的CHANCE研究，想要挑战的正是这一“禁区”。

从2008年起，王拥军先用了将近1年，带领团队分析了全球近9万名卒中患者的数据，首次算出了双抗治疗能获益的3大前提——发病24小时内、持续治疗不超过21天、轻型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随后，王拥军牵头全国100多家医疗机构，将这一“猜想”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研究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感人故事。CHANCE招募了5000多名患者，总经费约1000万。要知道，国际上同等规模的研究，平均花费在约2亿欧元。”

“我们没能力支付多中心医生们承担额外工作所理应得到的补贴，同时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绝大多数也没有署名的机会。因此，这不仅仅是‘天坛成果’，里面还沁透着中国神经科临床医生的无私付出。多亏了这些非常敬业的医生们。”王拥军说。

CHANCE的试验结果轰动全球。研究发布后，美国、欧洲、加拿大、中国等各大国家和区域陆续跟进，更新了“卒中二级预防”指南，每年在全球减少了上百万患者的脑梗复发。

“CHANCE让卒中复发风险相对降低了32%，但我们思考，还能不能再降低一点？”王拥军说。正是这个想法，产生了8年后再次引领全球卒中治疗的CHANCE 2研究。

通过快速基因检测，王拥军团队进一步证明了对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采用新的双抗药物方案，能将90天内的脑梗复发风险相对再降低23%。这项成果于202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2022年，王拥军和CHANCE2研究获得医学界第三届“价值医疗泰山奖”年度“临床研究奖”

“CHANCE2光准备过程就耗费了将近4年，其中最大的技术障碍是基因检测。当时，基因检测结果最快也要7个小时，但卒中发作是‘急症’，患者不可能在急诊室里等着。”王拥军说。

为此，王拥军团队耗时2年开发了快速基因检测技术，将检测时间缩短至最快45分钟，准确率几乎100%。到2022年，天坛医院的急诊单元，已经实现了病床旁快速基因检测的全覆盖。

“这是卒中诊疗从初级循证医学，向精准医学转化的一个试验，它让我们未来能够给予患者最为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由此，中国乃至国际指南也会随之更新。”王拥军说。

从CHANCE到TRACE研究

CHANCE系列研究是天坛医院，乃至全球卒中领域发展中的一张名片，但对于王拥军而言，它的意义远不只在于最终得出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CHANCE仍是一次“练兵”，“最早我们不清楚什么样的科研模式才是高效的，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比如在测算双抗获益的前提时，我们每周四开会，会先提出一个假设，现场编写算法把9万人数据输进去，结果不行就换几个，再不行只能等下周。”王拥军说。

为了进一步推动临床研究的发展，王拥军前往上级部门进行了专题汇报。2013年8月，在科技部、国家健康委等机构的批准下，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天坛医院内正式成立。

王拥军告诉“医学界”，过去，很多医生会认为医学研究的“主战场”是实验室、门诊和病房，“但这并不对，它应该是依托于‘临床研究中心’，只不过当时这一概念在国内还不普及。”

“2013年国家级临床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转折。正是基于这个平台，此后我们得以培养出上百人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建立了集学术交流、项目管理、质控、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等模块为一体，标准化系统性的科研网络。”王拥军说。

2017年度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奖牌

临床研究中心成立后，王拥军还对临床科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陆续将血管神经病、神经重症、认知障碍疾病等9个细分专业独立，成为了国内首个将神经病学亚专业，变成独立建制二级科室的单位。

直到2018年天坛医院搬迁新址后，在癫痫、帕金森等专业领域，医院神经内科、外科的界限也更加淡化。

“给你一把锤子，你看哪里都是钉子。”王拥军认为，过去医生们大多是根据自身专业，为患者选择治疗方式，“而打破不同学科的‘物理界限’，就要让医生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协作，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去对付每一个疾病。”

从实验室、临床科室到国家级的临床研究中心，王拥军又用了10年，打通了从临床诊治到科研转化中的所有环节。这期间，团队完成了超50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其中14项为全球卒中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也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诊疗效果最佳、学科建设最为齐全的中心之一。

紧随而来的就是TRACE研究，2022年到2024年，TRACE 1、2、3陆续在《柳叶刀》等顶级期刊发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评价称，“这对全球临床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王拥军团队联合开发的新一代基因工程改良溶栓药物，不仅打破了我国溶栓药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局，还提升了全球溶栓治疗的可及性，延长了卒中发病后能接受溶栓治疗的时间窗口，让90%的脑梗患者有机会得到标准治疗，致残率再次降低8.8%。

“事实上，启动TRACE研究时，天坛医院的研究模式基本已经成熟，固定下来了。接下来，我们还会完成CHANCE 4，TRACE 4和5的研究，希望能再把卒中的复发和致残率压下去。只要还有没解决的医学问题，临床研究就不会有尽头。”王拥军说。

下一个十年

2020年8月，王拥军正式升任北京天坛医院院长。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有时候他也会显得忧心忡忡。

在王拥军看来，如今的天坛医院学科发展并不均衡，神经病学已经踏入全球第一梯队，而有些学科的整体水平还不能让人满意。“当下，疾病的科室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只要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就会影响医院的整体发展。”

“中国医疗已经过了以‘规模取胜’的年代。比如我们对标的世界级神经外科中心——巴罗神经学研究所，他们神经外科才100多张床位，而天坛神经内、外科合起来有1100多张。”

“再比如哈佛医学院，他们下属医院的数量，并不比国内顶级医学院校多，但科研氛围、人才储备、成果产出等，却能够始终领跑全球。”王拥军说，“规模优势能领先一时，但不是永远的。”

因此在下一个十年，王拥军希望能发挥国家级临床研究中心，国家医学中心等平台的优势，进一步强化各学科临床 和科研转化的水平，并为更多科室争取登上全球舞台的机会。

“我们要做转化医学产业园，用产业化的收入反哺医院，减轻患者负担。还要做分赛道管理，设计能更好激励医生的人事、绩效等改革机制。”王拥军说，2020年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作为系主任，“我们也要从头开始，自主培养能挑重任的科研人才。”

而在国际合作方面，王拥军还透露，未来，天坛医院将和欧洲相关机构签订一项战略协议，整合双方的研究资源，打通医生往来和交流学习的渠道。另外，在中国科协指导下，他计划出版新刊物Brain Health，并于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脑健康大会。

“作为一个学科，一家医院的带头人，就是要给医生们造一个梦，并为他们争取一切资源和机会，最终一起去实现梦想。”王拥军说。

王拥军最初的梦也是“别人造的”。原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孟家眉教授引领他走向了科学研究，博士后导师McGhee教授带他见识了国际视野，戴建平教授则给予他能一展抱负的平台。

而在最开始，当20岁的王拥军在唐山市工人医院刚步入临床时，他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他第一任主任当着众人的面，一把丢出窗外。

“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教授才单独来和我说，你不要认为是我故意让你难堪，你不要以为病历上面错了几个字，仅仅就是几个字。你要知道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就是一条生命。”王拥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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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医学界

责任编辑：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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