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6年，她留下一封信去了深圳，我转身钻进大漠搞科研，隐姓埋名25载，庆功宴上她是赞助商代表，听到我也叫那个名字，她当场红了眼眶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文中人物的选择与结局，源于时代背景与个人性格的碰撞，不预设对错褒贬。作品旨在描摹现实的重量与命运的遗憾，而非营造完美童话。
“你看什么呢？”她顺着我的目光望向窗外，那里除了对面筒子楼晾晒的衣物和一方灰蒙蒙的天，什么都没有。
“看灯。”我轻声说。
她不解，皱了皱眉：“大白天的，哪儿来的灯？”
我没再说话，只是固执地看着。她不懂，我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灯，而是收音机里描述的、那个南方城市夜晚亮如白昼的万家灯火。那片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正要把我身边这个人，连同她的呼吸和心跳，一并吸走。
01
198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北方的这座老工业城市，空气里还残留着整个冬天烧煤取暖积攒下来的、厚重而呛人的硫化物味道。光秃秃的树丫沉默地指向天空，像是对一成不变的日子发出无声的质问。冰雪刚刚融化，混着煤灰的泥水在坑洼不平的马路上积成一滩滩的黑色镜子，映照着骑着“永久”或“飞鸽”自行车、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装、面无表情匆匆而过的人群。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厂区的高音喇叭里，白天放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到了晚上，年轻人的宿舍里，录音机里传出的却是崔健用沙哑的嗓子嘶吼出的《一无所有》。那歌声像一把粗粝的刷子，刷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人看似平静实则躁动的心。空气中除了煤烟味，还弥漫着两个词的热度：“深圳”和“下海”。它们像遥远南方的热带季风，吹过千山万水，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内陆小城里，掀起了看不见的波澜。
我叫林宇，那年24岁，是红星机械厂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我的世界简单而纯粹，由车床的轰鸣、图纸上的数据和每月准时发放的三十六元五角工资构成。我享受这种稳定，迷信“技术报国”这四个字的分量。我觉得，能亲手把一块铁疙瘩变成国家需要的精密零件，就是最大的价值。我的未来清晰可见：评职称、分房子、带徒弟，然后安稳退休。这像一条平缓流淌的河流，让我感到踏实。
而她，苏晴，是这条河流里唯一的变数和光彩。她23岁，是厂里的广播员，也是公认的厂花。她的漂亮不是那种柔弱无依的，而是一种带着勃勃生机的明媚。她的眼睛特别亮，看人的时候仿佛有光。她不像别的女工那样满足于讨论布料和家长里短，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订阅《青年文摘》，总是在谈论一些我们觉得遥远的东西。她总说，不想过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我们的爱情，始于一次厂里的联欢会。我被工友们起哄推上台表演一个拙劣的魔术，紧张得满头大汗，是她在台下带头鼓掌，用她那清泉一样的声音替我解了围。后来，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在工友们羡慕的眼光里，我骑着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裙摆在风中飞扬，是我们青春里最美的画面。
我们一起在厂里的公共食堂吃饭，用饭票换来的一荤一两素就是最好的美味；我们一起在周末去人民公园划船，五毛钱一小时的快乐足够我们回味一周；我们一起挤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听着那台老旧的“红灯”牌收音机，畅想着未来。
只是，我们的未来，在那个春天出现了岔路。
“林宇，我们去深圳吧。”那天晚上，苏晴又一次提起了这个话题。她手里拿着一本皱巴巴的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深圳特区的报道，标题用鲜红的大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正埋头修改一张齿轮的加工图纸，闻言头也没抬，只是用铅笔在图纸上轻轻一点：“瞎想什么呢？厂里马上要上新生产线，正是缺人的时候。我是技术组的，哪能说走就走。”
“缺人？缺你一个就不转了？”苏晴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尖锐，“这里缺谁都照样转！林宇，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买半斤肉要算计，买块的确良布料要攒好几个月。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你听收音机里说，深圳那边，遍地都是机会，只要肯干，就能赚大钱！”
我停下笔，抬起头。宿舍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因为激动而泛着红晕，眼睛里燃烧着一簇我看不懂的火焰。那火焰，让我感到陌生，甚至有些恐慌。
“大钱？”我皱起眉，“钱够用就行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工作稳定，受人尊敬。我马上就能评工程师了，到时候工资能涨到五十六块，厂里还会考虑给我们分一间带独立厨房的夫妻房。安安稳稳的，有什么不好？”
“安稳？安稳！”苏晴像是被这两个字刺痛了，她站起身，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踱步，“你的安稳，就像我们楼下那口老井，四四方方的，一眼就能看到底！我每天看着井口那么大的天，我觉得我会窒息的！林宇，你才24岁，怎么活得像个老头子？”
她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最敏感的地方。我承认，我性格沉稳，甚至有些保守，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错。我放下铅笔，站起身，语气也硬了起来：“我这不是老成，是负责任！对我的工作负责，对我们的未来负责！去深圳？听着是好，可你想过没有，我们俩人生地不熟，钱花光了怎么办？被人骗了怎么办？那里不是天堂，失败的人更多！你只看到了杂志上写的成功例子，没看到下面垫了多少白骨！”
“我看不到白骨，我只看到待在这里，我们一辈子都活不出个人样！”苏含的眼眶红了，“我不想一辈子闻着这股煤烟味，不想我的孩子以后也重复我们这样的生活！我想去闯，哪怕头破血流，我也认了！我以为你会支持我，陪我一起去……”
“我不会去的。”我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我的根在这里，我的事业也在这里。红星厂培养了我，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当逃兵。”
“逃兵……”苏晴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脸上露出一丝凄凉的苦笑，“原来在你眼里，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是当逃兵。好，好一个技术报国，好一个责任感。”
那天晚上，我们爆发了认识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那些平时被温情脉脉掩盖的、深藏在骨子里的价值观差异，像两条深埋地下的地质断裂带，在那个夜晚被猛地撕开。她指责我的安于现状是懦弱，我批评她的好高骛远是虚荣。我们互相用最尖刻的语言伤害对方，都试图说服对方，结果却是把彼此推得更远。
最后，争吵在沉默中结束。苏晴背对着我躺下，肩膀微微耸动。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心里乱成一团麻。我爱她，爱她的明媚和活力，但我无法理解她那种近乎偏执的渴望。我觉得她像是被魔鬼引诱了，而我的责任就是把她拉回来。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情侣争吵，像以往无数次小别扭一样，睡一觉，第二天买一串糖葫芦哄哄她，就能和好如初。
我没有意识到，时代的洪流已经冲到了我们面前，它要的不是妥协，而是选择。而我们的选择，截然相反。
02
争吵过后的三天，气氛一直很僵。
苏晴不再像往常一样叽叽喳喳地跟我分享广播站的趣闻，我下班回来，她已经做好了饭，两人沉默地吃完，然后一个看书，一个画图，互不打扰。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让人心慌。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骨子里的那点骄傲和固执，让我觉得我没错，我希望她能自己想通。我甚至有些天真地想，等这阵“深圳热”的风头过去，她就会回到原来那个满足于和我一起逛公园的苏晴。
第三天，是个雨夜。春雨连绵，不大，却阴冷刺骨。风卷着雨丝，拍打在筒子楼的玻璃窗上，发出“噼啪”的轻响。我加完班，骑着车往回赶，车轮碾过积水，溅起冰冷的水花。心里想着，天气这么冷，得赶紧回去，别让苏晴等久了。我还特意绕路去供销社，用兜里仅剩的几块零钱，买了一包她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
我哼着小曲，把自行车停在楼下锁好，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掏出钥匙打开门，我习惯性地喊了一声：“我回来了！”
屋里没有回应。
灯是关着的。我摸索着墙上的拉线开关，“啪”的一声，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然后，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沉到了底。
屋里空了。
不，不能说是全空。家具都还在，但所有属于苏晴的东西，都不见了。她那两件时髦的连衣裙，那条她最宝贝的红围巾，她放在床头的那几本《青年文摘》，甚至她那个印着一朵小黄花的搪瓷脸盆……所有带着她气息的物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房间，像是被人用橡皮擦，精准地抹去了她的痕迹，只剩下我一个人的生活背景。
我的目光呆滞地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最后落在了那张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画图的旧木桌上。
桌子中央，静静地压着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写我的名字，只放着一个信封。信封旁边，是半包没抽完的“大前门”香烟，那是我的烟。她不许我抽烟，总是把我的烟藏起来，今天，它却被端正地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我的手开始发抖，几乎是扑到桌前。手指颤抖着，好几次都没能捏起那张薄薄的信纸。终于，我把它拿了起来。信纸很普通，就是厂里办公室用的那种稿纸，上面是苏晴娟秀的字迹，每一个字都写得异常工整，工整得近乎冷酷。
“林宇：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去南方的火车上了。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知道，当面告别，我们只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那毫无意义。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像你永远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走，我也无法理解你为什么甘愿留下。
你是个好人，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你正直、善良、有才华，对我也很好。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但是，林宇，你的稳定像一口井，一口很深、很温暖的井。所有人都说这口井好，冬暖夏凉，安稳无忧。可我怕，我怕我一辈子就待在这口井里，看着井口那么大的天，慢慢变老，最后被这潭温暖的死水淹死。
我才23岁，我不想死。我想去看看外面的海，哪怕被淹死在海里，也比困死在井里强。
我去深圳了。
勿念。
苏晴”
信很短，没有一句歇斯底里的指责，没有一句缠绵悱恻的留恋，只有冷静的残酷。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精准地捅进我的心脏。“你是个好人”，这四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无异于最伤人的宣判。“勿念”，更是将我们之间所有的过往，干脆利落地斩断。
我捏着那封信，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只有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那半包烟，像一个巨大的讽刺。她走了，甚至把我抽烟的权利都“还”给了我。
“不……”一个念头疯了一样地从我脑海里窜出来。去火车站！她一定在火车站！
我像个疯子一样冲出房门，冲下楼梯，甚至忘了去开车。我就这样一头扎进了冰冷的雨夜里，朝着几公里外的火车站狂奔。雨水瞬间湿透了我的头发和衣服，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但我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累。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追上她，把她带回来。
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肺部火辣辣地疼，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等我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地冲进火车站时，候车大厅里已经空空荡荡。我冲到站台上，一个老站务员正提着马灯准备收工。
“同志！同志！”我抓住他的胳膊，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刚……刚刚是不是有一趟去广州的火车？”
老站务员被我吓了一跳，打量了我一下，慢悠悠地说：“是啊，142次，半小时前就走了。小伙子，你这是……”
他的话我没听进去。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铁轨在夜色中延伸向无尽的黑暗。在视野的尽头，那趟南下的绿皮火车，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红色尾灯，像一颗即将熄灭的星，固执地亮着。我伸出手，徒劳地想抓住那点光。
下一秒，那点红光闪烁了一下，彻底消失在了夜幕中。
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安静了。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雨水混着什么温热的液体，从我脸上滑落。那个载着我所有青春和梦想的女孩，那个我以为会和我相守一生的女孩，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我请了病假，把自己关在那个空荡荡的宿舍里。我没有拉开窗帘，任由房间被黑暗和潮湿包裹。我不吃不喝，就是不停地抽烟。那半包她留下的“大前门”很快就抽完了，我又去买，一包接一包。浓烈的烟雾弥漫在房间里，呛得我眼泪直流，可我就是停不下来。我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也想用尼古丁来麻痹那颗被掏空的心。
心灰意冷，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世界失去了色彩，未来变成了一片没有航标的迷雾。我觉得我的人生，随着那趟火车的远去，也一起被带走了。
就在我即将沉沦在这片绝望的泥沼中时，命运的另一个转折点，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那天，厂党委的王书记亲自找到了我的宿舍。他推开门，被满屋的烟味呛得连连咳嗽。他打开窗户，让外面的新鲜空气流进来，也让一缕阳光照在了我的脸上。
“小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王书记皱着眉，看着我憔悴的模样，“失恋了？为了个女娃，值当吗？”
我没有说话，只是掐灭了手里的烟。
王书记叹了口气，也没再追问，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那是一份招募通知。抬头印着鲜红的“绝密”二字。内容很简单：国家某重点保密工程，代号“风暴”，急需一批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青年技术人员，前往大西北某基地参与建设和科研工作。
通知下面，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几条要求：
一、 工作地点为戈壁无人区，条件极其艰苦。
二、 项目周期漫长，归期未定，至少十年以上。
三、 一经选定，需严格遵守保密条例，断绝与外界（包括家人）的一切非必要联系，个人档案转为特殊管理。
四、 志愿报名，一旦签署，终生无悔。
我逐字逐句地看着，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去大西北。
条件艰苦。
断绝联系。
归期未定。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一个没有苏晴消息的地方，一个可以让我用繁重工作彻底麻痹自己的地方，一个可以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地方
“王书记，”我抬起头，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我去。”
王书记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答应得如此干脆。他劝道：“小林，你可想好了。这不是去出差，这一去，可能就是一辈子。你还年轻，技术又好，在厂里前途无量……”
“我想好了。”我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不带一丝一毫的犹豫，“什么时候走？”
王书记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最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有觉悟！不愧是厂里培养出来的！三天后，在厂办签协议，然后统一出发。”
三天后，我处理掉了宿舍里所有的个人物品，只留下了那封信。我把它折好，贴身放在了衬衣的口袋里。然后，我在那份印着“绝密”字样的协议书上，签下了“林宇”两个字。
签完字，我感觉心里那块被苏晴挖走的空洞，被一种更宏大、更沉重的东西填满了。那是一种献身的悲壮，一种自我放逐的决绝。
我转身，将那个有着苏晴回忆的北方小城，连同我的青春，一起抛在了身后。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去向，在所有亲戚朋友和工友的眼里，我就这样凭空“失踪”了。
我的目的地，是大漠。而她的目的地，是深圳。我们在1986年的春天，各自奔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03
二十五年，对于历史长河，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却是从青丝到白发，从理想到现实的漫长跋涉。
我和苏晴，就像两条从同一点出发，却朝着相反方向延伸的射线，在各自的轨道上，度过了截然不同的二十五年。
我的线，是灰色的。是戈壁滩上风沙的颜色。
踏上西去的专列时，我还是一个皮肤白净、带着书生气的青年。而当我真正置身于那片名为“基地”的戈壁滩时，我才明白“条件极其艰苦”这六个字的分量。
这里没有诗里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和裸露的盐碱地。风是这里永恒的主宰，卷着沙砾，不知疲倦地呼啸，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夏天，地表温度能把鸡蛋烤熟；冬天，滴水成冰，哈出的气瞬间就能在眉毛上结霜。我们住的是地窨子，喝的是过滤后依然又苦又咸的地下水，吃的是一成不变的土豆、白菜、和压缩干粮。
最初的日子，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白天，我跟着老工程师们勘探、测绘、搭建实验平台，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我每天累得像条死狗。晚上，躺在冰冷的床板上，无边的孤寂和对过往的回忆便会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苏晴，想起她在筒子楼里为我做饭的身影，想起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的笑声，想起她信里那句“你的稳定像口井”。然后，心就会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有好几次，在看到大漠上空那轮孤清的月亮时，我都会想，此刻的她，在深圳，是不是也看到了同样的月亮？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后悔？但这些念头，很快就会被我强行掐断。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工作中。我开始疯狂地学习，啃下一本又一本比砖头还厚的专业书籍。我跟着老师傅们泡在实验室里，经常为了一个数据，几天几夜不合眼。戈壁滩的单调和枯燥，反而让我能够前所未有地专注。图纸上的线条，实验数据里的曲线，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黄沙、图纸和实验中，悄然流逝。
我的皮肤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黝黑粗糙，再也看不出当年白净的模样。我的双手，因为常年和各种仪器、零件打交道，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细小的伤疤。我的声音，因为长期在风沙中说话，变得沙哑低沉。当年那个清瘦的青年，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修边幅的糙汉子。同事们都开玩笑说，林总工，你这是被风沙“盘”出包浆了。
在这二十五年里，我成了代号“风暴”工程里最年轻的，也是最核心的技术负责人。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技术难关，我们的成果，让国家的某项关键领域挺直了腰杆。我获得了无数内部的表彰和功勋章，但它们都只能锁在保密柜里。因为保密条例，我从未回过家乡，与过去的一切都切断了联系。在老家人的档案里，我是一个“失踪人口”。
我也一直没有结婚。基地里也有过热心的同事给我介绍对象，都是同在基地奉献的女技术员或医生。她们都很好，质朴、坚韧，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心里那口被苏晴挖走的井，似乎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独自一人走到基地的围栏边，点上一支烟，看着远处地平线上偶尔驶过的运煤火车的灯光，发一会儿呆。我会想起二十五年前那个雨夜，那个消失在夜色中的红色尾灯。然后，掐灭烟，转身走回那个充满了数据和图纸的世界。
我的青春，我的人生，就这样，全部熔铸在了这片荒凉的戈壁，和那些冰冷的钢铁与数据里。
她的线，是金色的。是深圳霓虹灯的颜色。
关于苏晴的二十五年，我一无所知。直到很多年后，我才从一些零星的碎片中，拼凑出她那条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这些，是我后来想象和听说的画面）
1986年的苏晴，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揣着向亲戚借来的三百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三天三夜的颠簸后，她抵达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深圳。
那时的深圳，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是脚手架、轰鸣的机器和来自五湖四海、眼神里闪烁着同样渴望的人。空气湿热，语言不通，她很快就花光了身上的钱。为了生存，她住进了最便宜的“笼屋”，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当女工。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枯燥的动作，手指被磨出了血泡。
但她没有退缩。她骨子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被激发了出来。她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去夜校学粤语、学英语、学会计。她比任何人都拼命，因为她没有退路。她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只为了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的每一个微小的机会。
后来，她离开了工厂，用攒下的钱在华强北租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开始摆地摊，卖电子表、收音机。她被城管追过，被地头蛇欺负过，被供应商骗过货款。她吃尽了所有底层创业者该吃的苦。最难的时候，她一天只啃两个馒头，睡在堆满货物的仓库里。
但她终究是踩中了时代的风口。凭着她的聪明、胆识和那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她的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小柜台，到一个店铺，再到一家贸易公司，最后，她建立了自己的工厂。那个曾经因为要算计着买半斤肉而痛苦的北方姑娘，成了别人口中雷厉风行的“苏总”。
她的人生，像一部经典的励志电影。她有了自己的豪宅、名车，出入各种高级场合，成了媒体追逐的成功女性代表。她终于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物质上极度富足。
她也结过一次婚，对方是一位同样成功的商人。商业联姻，强强联合，看起来风光无限。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几年就宣告结束。据说是因为双方都太强势，事业心太重，聚少离多，感情早已名存实亡。离婚后，她再未嫁人。
在深圳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她拥有了一切，却似乎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夜深人静，当她独自一人站在自家别墅宽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时，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空洞，无法被任何物质填满。那个空洞，关于北方，关于那座弥漫着煤烟味的工业小城，关于一个穿着蓝色工装、性格沉稳内敛的青年。
她后来功成名就后，曾悄悄回过一次老家。她想去看看那个她逃离的地方，也想……去看看那个人。她找到了红星机械厂，厂子已经破产改制，物是人非。她向留守的老职工打听林宇的消息，得到的回答是：林宇啊，二十多年前就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他调到外地了，也有人说他犯了事，还有人说……他可能早就死了。
“失踪”，成了他留给她最后的谜题。她站在荒草丛生的厂区里，看着那栋他们曾经住过的、已经破败不堪的筒子楼，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后悔和恐慌。她赢得了世界，却把他弄丢了。
从此，那个叫“林宇”的名字，成了她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她把他所有的消息都藏在心底最深处，继续扮演着那个无坚不摧的女强人。
两条平行的线，就这样延伸了二十五年。直到2011年，在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场合，这两条线，即将迎来唯一的那个交点。
04
2011年，秋。西北某省会城市的夜晚，星空格外清朗，带着高原特有的澄澈。城市里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宴会厅，此刻灯火辉煌，流光溢彩。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规格极高的庆功宴，暨高新技术招商会。庆祝的是国家“风暴”重点项目取得了决定性突破，这个项目的成功，意味着国家在某个尖端领域，从追赶者一跃成为了领跑者。因此，从首都来的部委领导、参与项目的院士专家、地方政府要员以及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家和投资人，齐聚一堂。
空气中飘荡着香槟的气息和低声的交谈，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苏晴，就是这众星捧月中的一员。
她作为国内电子信息产业的领军人物，也是此次项目最大的民间资本赞助商代表，受邀坐在主宾席。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香奈儿高定套裙，脖子上戴着一串温润的珍珠项链，妆容精致，举止优雅。岁月似乎格外厚待她，虽然已经年近五十，但保养得宜，看起来不过四十出头，身上沉淀出一种年轻女孩所不具备的、从容而强大的气场。她微笑着与身边的官员、企业家们寒暄，谈吐自如，应对得体，是全场当之无愧的焦点。
而在宴会厅一个最不显眼的角落里，靠近安全出口的位置，坐着一个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的男人。
那是我，林宇。
我作为“风暴”项目的首席工程师，本来是不想来这种场合的。二十五年的大漠生涯，早已让我习惯了简单和寂静，这种喧嚣和奢华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我被基地领导硬拉来的，他说：“老林，今天是你和你的团队最高光的时刻，你必须到场接受大家的敬意。”
我身上穿着一套临来前在基地招待所小卖部买的廉价西装，皱巴巴的，明显不合身，袖子短了一截，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我的头发早已花白，常年的伏案工作让我的背有些微驼。戈壁的风沙在我脸上刻下了深刻的皱纹，看起来比同龄的城市人要苍老十岁不止。我局促地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白开水，看着满场衣着光鲜的人，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天鹅湖的丑小鸭。我只想等领导讲完话，赶紧找个借口溜回招待所，明天一早，我就要返回基地。那里，才是我的世界。
宴会进行到一半，主持人走上了灯光璀璨的舞台。他手持话筒，用一种无比激昂的语调说道：“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晚，我们欢聚一堂，庆祝‘风暴’项目的伟大胜利！这项胜利，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无私奉献。但在这里，我必须特别提出，我们要感谢一个人，感谢一位英雄！”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吊足了全场的胃口。
“他，在二十五年前，响应国家的号召，告别都市的繁华，毅然投身大漠。从此，他隐姓埋名，将自己的整个青春和人生，都奉献给了这片荒凉的土地。他带领团队，攻克了无数个‘不可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风暴’项目的今天！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尊敬的无名英雄！”
主持人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充满了感染力。全场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
我低着头，心里有些不耐烦，觉得这种宣传太过夸张。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主宾席上，苏晴也停下了和旁人的交谈，礼貌性地将目光投向舞台。她对这种官方的表彰环节并没有太大兴趣，只是习惯性地保持着专注的姿态。
舞台上，主持人深吸一口气，用他最洪亮的声音喊出了那个名字：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风暴’项目首席工程师——林宇先生上台！”
“林……宇……”
这两个字，像两颗精准的子弹，瞬间击中了苏晴。
她正准备端起酒杯，优雅地向邻座的院士致意，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她的整个身体猛地一僵。那个她以为只存在于记忆深处、被埋葬了二十五年的名字，毫无征兆地，像一道惊雷，在她耳边炸响。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慢放键。
苏晴脸上的微笑凝固了，瞳孔在瞬间收缩。她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怎么会？不可能！是同名同姓吧？这个世界叫林宇的人那么多……一定是……
就在她心神巨震、试图用理智说服自己的时候，一束追光灯，离开了华丽的舞台，缓缓地、精准地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了那个偏僻的、无人问津的角落。
聚光灯打亮了那个穿着廉价西装、头发花白、背脊微驼的男人。
他正局促地、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与此同时，宴会厅中央的巨大LED屏幕上，也切出了他的特写镜头。一张被岁月和风沙侵蚀得沟壑纵横的脸，黝黑粗糙的皮肤，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眼神浑浊，却又透着一股无法言说的坚毅和沉静。
“哐当——”
苏晴手中的高脚红酒杯终于没能拿稳，从指间滑落，掉在铺着厚厚波斯地毯的地面上，发出了一声闷响。鲜红的酒液，像血一样，在地毯上迅速浸开一团触目惊心的印记。
周围的人被这声响惊动，纷纷侧目，却只看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脸色惨白，死死地盯着舞台的方向，身体在微微发抖。
她顾不上任何人的目光，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她的眼睛，死死地钉在那个缓缓走向舞台的男人身上，钉在大屏幕上那张既陌生又熟悉的脸上。
陌生，是因为那张脸写满了她无法想象的沧桑和苦难。
熟悉，是因为在那深刻的皱纹之下，在那浑浊的眼底，她依然能依稀辨认出二十五年前那个青年清秀的轮廓。
那个在昏黄灯光下为她画图的专注侧脸。
那个在雨夜里追逐火车的身影。
那个她以为早已消失在人海，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林宇。
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相信技术报国的青年，与眼前这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半大老头，在她的视野里，痛苦地、缓慢地重叠在了一起。
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那是对一位无名英雄最崇高的敬意。
在这片热烈的掌声中，唯独她，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无声的冰窖。大脑一片空白，心脏像是被一只巨手狠狠捏住，每一次跳动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
林宇有些笨拙地走上了舞台，从主持人手中接过了话筒。他显然不习惯这样的场面，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和闪烁的灯光，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清了清嗓子，用那口因为长期在风沙中生活而变得沙哑、低沉的声音，简单地开了口：“谢谢……谢谢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我……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这个功劳，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们‘风暴’项目的每一个人……”
他的致辞很短，很朴实，甚至有些词不达意。
但那声音，那熟悉的、即使被岁月打磨过依然能听出的语调，像最后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苏晴记忆的闸门。
是了，是他！
真的是他！
他没有死，他没有失踪，他去了大漠，一去就是二十五年！
就在这时，站在台上的林宇，目光下意识地扫过主宾席。或许是被那块红酒渍吸引，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他的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穿过二十五年的时空，与苏晴那双盛满了震惊、痛苦、悔恨和泪水的眼睛，隔空相遇了。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林宇愣在了台上。他后面准备说的话，戛然而止。他看着那个穿着华服、妆容精致的女人，那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容，让他一瞬间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是大漠的风沙吹久了，产生的海市蜃楼吗？
他握着话筒的手，不自觉地收紧。因为他的突然停顿，话筒和音响之间产生了电流的共振，发出一声刺耳尖锐的啸叫——“滋啦——”
这声啸叫，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苏晴的神经上。
她再也控制不住，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不想让自己失声痛哭出来。但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一颗一颗，滚烫地砸落在冰冷的地毯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