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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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来自政界、学界的知名经济学家余淼杰、刘青、屠新泉、胡捷、梁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同时，强调“十五五”规划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是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新变化、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要求、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基于这一背景，本报告在统一的框架体系内观察思考国际环境与国内发展两个方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二、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三、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一）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这些年来，所有人或许都曾提出过以下问题：美国究竟出现了何种状况？美国为何呈现出这般面貌？美国的政策为何是当前这样？其未来又将走向何方？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意味着个人的决策与思考方向将截然不同——如果认为这仅是美国因特定总统个人因素导致的失常状态，那么或许数年后更换领导人便会有所改善；如果认为这是美国整体经济治理思潮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就会判断未来数十年将进入一种全新常态，而所有的决策方向都需随之调整。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审视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对此，报告进行了简要总结。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明确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是否已发生新的逆转、进入第四个阶段，值得思考。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才真正形成完整且逐步统一的市场。在此阶段，美国采取的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从华尔街崛起的历史中可清晰看出，当时处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状态，包括垄断、兼并等行为。这一阶段大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GDP增长了7倍。但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发现，20世纪初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历史峰值，全国约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40%以上的财富。

这种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即“大萧条”时期。“大萧条”爆发后，自由放任主义束手无策，无法终结危机，即便时任总统胡佛试图通过市场主义的手段应对“大萧条”，最终也未取得任何成效，反而使局势愈发严峻。此时，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进而进入经济治理思潮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干预主义”，通过政府全方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其中包括各类社会救济措施。如今美国的诸多社会机构，涵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机构及房贷机构等，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后来的“两房”（房利美与房地美）最初也起源于“罗斯福新政”阶段。在西方经济治理体系中，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属于异类，其理论基础实则为“凯恩斯主义”，这是对美国第一阶段经济治理思潮的根本性逆转。

这一阶段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在正常的自由市场环境下，滞胀本不应发生，因为经济停滞、经济萧条时期通常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般发生在经济过热时期。此时，若刺激经济增长便会加剧通货膨胀；若要治理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政策则会加剧经济萧条。因此，“国家干预主义”治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巨大困境。此时，美国经济进入第三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经济学”，同期英国则有撒切尔夫人执政。这一阶段的核心模式为“新自由主义”，具体举措包括实施大规模减税、削减财政开支（尤其削减社会福利领域的财政开支），大幅下调公司税与个人税。如今美国的诸多税收基本格局，正是从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开始奠定的。在这一时期，美国相对快速地摆脱了滞胀困境，经济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亦有大量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富分化问题，其根源便始于里根时期。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发现，当前美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源，正是里根时期的大规模减税政策，且自此时起，美国的贫富分化局面便未能再扭转。这一阶段持续至21世纪10年代，即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金融危机只是市场各类矛盾无法通过内部调节加以解决而出现的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伴随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推行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社会陷入高度分裂状态：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激化。最终形成的局面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社会分裂、收入分化、政治极化，进而导致民粹主义崛起，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便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事件。

在美国历史上，前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前两次治理思潮的逆转是极为明确的。当前我们需思考的问题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类治理模式，是否标志着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进入第四阶段，或是迎来了又一次新的逆转？

本报告认为，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进入全新阶段，即第四阶段。美国大选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现实验证：特朗普上台后卸任，由拜登接任，此后特朗普再度当选，形成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执政轮替。从中可清晰观察到，政府对经济实施大规模干预并非某一位总统的个人决策——即便过渡至拜登执政时期，也没有发生任何转变，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社会政策的核心方向实则一脉相承。由此可见，美国经济治理已重新偏向“国家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已迎来经济治理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未来，保护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色彩将愈发浓厚，市场自由程度会被削弱。这种变化必将对全球、其他国家及微观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无论是学界、政策界还是企业界，均需形成清晰认知，不可再秉持“刻舟求剑”的思维。

（二）当前主要国家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巨变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正在发生巨变，典型如下。

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强化产业政策引导，旨在重塑其全球竞争优势。2025年3月，成立“美国投资加速器”，旨在简化超过10亿美元投资的审批流程；《大而美法案》体现了其在财政政策上的战略性调整等。

德国通过全面的税制改革，提升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2025年7月生效的《即时税务投资计划法案》引入了加速折旧措施，分阶段调降企业税率的清晰路线图。从2028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15%起逐年调降，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至2032年最终降至10%，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大力强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力度，修订后的《研究补贴法案》扩展了可申报费用范围。

英国发布《现代产业战略》明确了未来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八大高增长行业。2025年6月，重点关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与技术、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创意产业、国防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并为每个行业制定专属的十年发展计划。高度重视人才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国家创新能力。

加拿大通过“购买加拿大”政策，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韧性，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意大利则通过战略性投资关键赋能技术，重点支持特定技术领域和地区发展，提升产业长期竞争力。2025年10月底，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公布了7.31亿欧元的资助计划。

日本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对策草案提出将船舶、无人机、人造卫星、火箭零部件、呼吸机和磁传感器新增为“特定重要物资”，由国家承担其稳定供应所需的部分费用。

上述一系列政策变革呈现出四个典型特征：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新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导向性和选择性，聚焦特定战略领域，各国不再采取普适性的产业支持政策；

二是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切，推动供应链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

三是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深度融合，财政手段成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其顺周期性更加显著，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竞争态势的严峻判断，即长期结构性风险已经超越了短期周期性风险，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考虑。背后是国家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宁愿加剧短期周期性风险，也要解决长期结构性风险；

四是创新驱动与人才竞争成为政策发力点，各国竞相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力度。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包括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安全担忧，也包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面临技术竞争与产业升级压力。

（三）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模式已出现系统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各国出口依存度均呈下降趋势，即全球范围内，出口占GDP的比重已开始下行，无论是全球整体还是各个主要国家，均更加依赖内需。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的各项指标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处于整体下行阶段。我国也不例外：2006年之后，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经济发展逐渐转向内需驱动。这表明，全球贸易增速已低于GDP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而2008年之后这一格局已发生逆转。

（四）全球化进程本身具有周期性特点

全球化不是线性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就是波浪式发展。最早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伴随两次工业革命兴起，此后因各类体系脆弱性暴露，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二战之后，全球化进入制度化阶段，当前各类全球化规则与体系，基本均在此后逐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实现了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程再度进入调整期，不再保持高速推进态势，甚至出现一定回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因此，我们不能以过去40余年所见证的全球化进程为依据，研判其未来发展方向，而应立足更长的历史视野，认识到过去半个世纪的线性发展，仅是历史长河中的阶段性过程。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可对全球化新形势形成系统性、长周期的理解。

（五）外部环境变化危、机并存

在有利影响方面，一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可能通过拉动全球需求，对我国出口产生积极影响。二是发达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客观上会加速全球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三是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过程中，我国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可成为输出方，获得一定的便利。

在不利影响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我国技术获取难度，增加创新成本。二是各国都希望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纷纷出台市场与产业保护措施。三是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经贸秩序不确定性上升，环境恶化。四是全球贸易需求相对下降，国际市场空间越发拥挤、竞争越发激烈。

二、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一）中国贸易成就斐然

自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至201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持续增长，从未出现过下滑。201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达到顶峰的13.79%，这是自1968年以后单个国家出口占比的最高记录。这一数据引发了诸多反思：中国出口是否存在过度的情况？但需指出的是，单一出口占比指标并不全面，还需结合我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参考出口依存度指标（即出口占GDP的比重）进行综合分析。2006年之前，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最高达到35%；2006年之后，该指标持续下降；2011年之后，我国出口依存度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通过数据可知，我国出口依存度仅在个别年份短暂超过德国和韩国，两国的出口依存度总体远高于我国；而美国、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则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另一个分析指标是出口占比/GDP占比，其分子为一国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分母为一国GDP占全球总GDP的比重。我们可通过这一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设定一个简单基准值1——若一国GDP占全球10%，则理想状态下其出口额也大致应占全球市场10%，这一基准值仅为理论上的参考线。

从数据来看，我国在部分阶段该指标高于1，即我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高于理想基准值；2011年之后，该指标始终低于1，意味着我国出口额并未过度超出理论应得份额。反观德国与韩国，其该指标始终远大于1；而美国与日本的该指标则始终小于1。综上所述，中国出口具有自身特点：出口规模大、全球占比高，但相较于理想基准份额，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般“过度”。

我国进口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特征。同样构建进口占比/GDP占比指标可知，我国进口相关指标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例如，2004年起该指标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便小于1；到2023年，我国进口占比只相当于我国GDP占比的约60%，即相对于GDP规模而言，我国进口明显不足。需注意的是，德国、韩国的进口相关指标同样远大于1，美国、日本的进口相关指标则远小于1，即德国、韩国不仅出口指标高，进口指标亦高；美国、日本则出口与进口指标均低。我国出口指标并非特别高，进口指标却更低，甚至已低于日本。我国市场规模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二）中国制造业成就无与伦比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特点我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崛起速度快。200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为6%；2023年，该比重已升至35%，增长速度极快。

第二，产业规模大。2023年，我国制造业产值达到4.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联合国《工业化的未来》（2024）报告指出，到2030年（线性外推），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例将进一步上升至45%。美国的占比将降至11%，日本降至5%，德国仅为3%，三国总和不足中国的一半。

第三，产业门类全。中国是全球工业体系最完整国家，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大类、600多个细分行业的国家。

第四，前沿科技强。据《南华早报》相关研究显示，在2025计划十大产业的260余项具体目标中，截至目前已有86%得以实现；我国科技发展势头良好，尤其在技术规模化应用领域，已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客观而言，在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生物材料等诸多尖端技术领域，我国仍存在需要攻克的难题。

这些特点也为我国带来了“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国烦恼”。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意味着全球调整、适应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周期短；庞大的产业规模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较强；齐全的产业门类既使我国在出口市场面临较多竞争对手，也导致我国进口需求相对较弱。而强大的前沿科技实力，意味着我国未来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这也引发了全球各国对我国发展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各类特征背后存在内在逻辑。

（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按照过往自由市场规律，中国没有“出口过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出口不足，与德国、韩国相比我国更是出口过少。

第二，从全球视野下来看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进口不足，市场规模规模优势有待发挥。

第三，中国面临“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国的烦恼”，在研判未来产业发展与贸易走向时，若单纯依据过往自由市场规律，可能会预期我国应该实现更快速度、更大规模的出口。但结合前文提及的全球形势变化，我们需认识到“世界已发生改变”，不能再以过去40余年的经验应对当前的问题与挑战，而需以全新认知判断未来贸易发展模式。

三、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优化

一方面，我们要跳出制造业来看制造业发展，从国家总体战略、未来世界秩序层面来看产业发展，需要考虑国际战略竞争中的国际关系大局、中国软实力、国际引领力，即发展要更具国际包容性。另一方面，制造业在国家发展与战略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制造业必须持续、高质量发展。因此，新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方针，建议是规模守正、结构创新，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稳规模与优结构二者相辅相成。正如《建议》中提到的，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重构

关于我国如何实现调整优化，核心在于两个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一方面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扩大内需。

从供给端来看，需推进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包含两个维度。在国际维度方面，推动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在国内维度方面，推动国内产业动态升级。两个维度，均需坚持“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原则，掌握主动权。此处所提及的产业升级，就国际梯度转移而言，若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同样有助于国内产业升级。

从需求端来看，核心在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这一举措是战略选择，绝非权宜之计。尽管产业升级与扩大内需两项任务均面临较大难度，但在新阶段我国必须实现突破。

关于产业国际梯度转移问题，为何强调“有取有舍、有序转移”？事实上，国家在该领域已有明确指导思想，即淘汰落后产能，且对“落后产能”的界定十分清晰：‌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而无法满足现代产业发展需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行业标准、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阻碍。我国需坚定不移地淘汰这类产业，且众多发展中国家具备承接能力，这对其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在产业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我国需遵循高质量发展原则进行布局，四中全会《建议》已明确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当前也已提出“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的区别。

当提及“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时，“中国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外投资、企业出海相关，这与我国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一脉相承。但产业国际梯度转移需遵循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已发生四次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正是这类转移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加速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溢出，带动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体系。

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部分产业梯度转移，但主要发生在国内，即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有少量向国外转移。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显著、内部市场纵深广阔且规模庞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链优势及政策调控作用。这部分打破了传统雁阵的转移逻辑，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弱化。

开展产业国际梯度转移时，“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既做好国内梯度转移，也做好国际梯度转移：把握好平衡，防止产业空心化教训；保持内外产业与技术代差；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枢纽地位。二是传统产业发展好新质生产力，进行改造提升，不能“一退了之”。“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三是缓解我国面临的全球性贸易压力、塑造更好的包容性的外部发展环境；规避贸易战带来的被动、无序、突发大规模产业转移。四是我们要认识到历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全球产业大转移，这是客观规律。未来5-10年，很可能迎来一轮新的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在产业的移入、移出上需要有提前研判。其中，以中国技术变革的速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近30%的产业基础，中国极有可能是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最重大来源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重大机遇，中国需要有所规划，在世界经济格局重塑中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也面临国内难题，包括国内就业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边疆问题等，建议采取采取“分类治理”的思路，一方面尊重市场规律，充分挖掘产业转移和升级带来的各种国际国内益处，另一方面利用体制优势，做好分配调节，解决好其他问题。

关于国内产业升级，核心是以新质生产力理念为指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尤其需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与创新。高科技产业的比较优势及创新影响因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建议》对如何挖掘我国产业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已作出充分部署，核心在于提升契约执行力度，加强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打破市场垄断，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等。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与贸易格局，本质上取决于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的竞争态势。具体而言：传统产业将逐步调整，或转移、或淘汰、或升级；高端制造业则在快速发展，最优局面是传统制造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高端制造也稳步发展提升；最差局面是传统制造业被迅速抛弃或被动转移，高端制造业发展受阻。我国需努力争取最优局面。

（三）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建议》用较大篇幅论述了这一议题，其中较新的表述包括提高居民消费率，提振消费需强调“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首先，除消除各种消费壁垒，提振消费破局核心抓手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收入是消费的根基，有利于扩大消费规模、进口规模，引导产业升级等。关于如何提高劳动力收入，应树立“劳动者收入闯关”意识。劳动力收入提升固然会带来诸多压力与挑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但我国曾有“价格闯关”的成功经验，劳动力收入提升本质上也是劳动力价格的调整，因此需具备“闯关”意识。尤其在AI时代来临之际，这一任务更为紧迫。

提升劳动力收入可从两个维度推进。一是创造高薪岗位，此类岗位无法由低端产业提供，因此需发展高端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各类制度性扭曲，无需进行惊天动地的重大变革，从解决细微的制度性扭曲入手即可。例如：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破除社会保障、户籍等方面的限制；实现同工同酬——这一举措可影响大量人的收入；规范过度加班现象。过度加班不仅影响消费、加剧内卷、降低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还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就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我国当前法定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但最新数据显示，实际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5小时。若能将实际周工作时间降至法定的40小时，理论上可新增21%的就业岗位。目前我国非农就业人口约6.1亿，若将周工作时间从48.5小时降低为40小时，需额外增加约1.28亿劳动力才能完成现有工作量。由此可见，解决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扭曲，可有效应对就业等国内问题。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展开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原高级经济学家胡捷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核心是“从全球化1.0向2.0转化”，关键差异在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价值认同三要素的排序。1978年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全球化1.0时代，经济利益被置于首位，如福山《历史的终结》认为世界会趋同、克林顿主张通过贸易促中国制度趋同。而当前欧美精英认知转变，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认为“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副总统J·D·万斯担忧“欧洲面临着价值观的退却”，国家安全与价值认同权重上升。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三大事件加速这一转化，前者引发贸易与科技主导权冲突，疫情暴露全球产业链脆弱性，俄乌冲突推动阵营分化并辐射经济层面。

应对新形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多维度发力：一是分散国际市场，降低对欧美市场依赖，挖掘其他市场潜力，契合企业出海与国家经济安全需求；二是扩大内需，作为立身之本，减少对外需依赖，形成内需支撑；三是激活微观主体，依靠企业家创新解决宏观问题，发掘企业家活力；四是调整国际秩序参与方式，明确中国从规则追随者转为参与者，倡导“对等公平贸易”，重视外需长期性，处理好与主要市场及技术供应国关系，同时通过扩大内需兼顾“大乙方”和“大甲方”，提升谈判地位。

商务部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指出，“十五五”时期全球化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因素包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运筹国际空间和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逐步增多，为外需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不利因素则包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等。从贸易增速看，2021-2022年及2025年上半年贸易增速快于GDP增速，预测2025年世界出口额将达25.8万亿创历史新高，“十四五”世界出口年均增速8.5%，大概率“十五五”时期贸易增速持续增长甚至快于GDP增速。世界贸易增长动能中，“十五五”时期新商品或成全球贸易主导，同时单边主义致产业链本地化、霸权主义致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均可能扩大部分跨境贸易量。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艰巨、就业与居民收入增长压力大、人口结构变化等挑战。今年以来，我国出口新动能（芯片、汽车等）增速表现突出，中间品出口占比创新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贡献率高，仅对美出口下滑拖累增速，且美对华关税差缩小或利好出口。利用外资有触底趋势，对外投资合理有序增长。政策建议方面，我们需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扩大国际市场需求；发挥外贸创新作用，优化货物贸易、发展服务与数字贸易，拓展双向投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挥外需（贸易、投资）引领作用，塑造外部环境以拓展外需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经济全球化面临困难、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关键在于其政治基础逐渐消失。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由美国领导建立多边主义经济体系（含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基础是成员间有国家安全互信，认为彼此不会成安全威胁，且美国无领土野心。如今该共识消失，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俄乌冲突让西方意识到全球化难消底层分歧；新冠疫情凸显国家间隔阂与不信任；中美综合国力竞争显性化，尤其是2018年后。

中美竞争重点渐进演变。1979年起从局部产品竞争，到产业层面，再到政策、机制、体制问题，特朗普时期上升到国家层面与地缘政治安全。中美并非横向产业竞争，入世后是垂直分工互补，中国未威胁美国核心制造业，竞争实则是体系性、综合性的。由于我们无法在综合国力竞争方面让步，所以中美竞争是无解的但或有边界，双方有管控风险需求、紧密依赖及相互摧毁能力，重大冲突可能性小。未来国际贸易体系不会截然分为“两个世界”，而是复杂碎片化、集团化且相互嵌套的。中国需积极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稳定，推动有序渐进变革，维持WTO等基本运转，发挥领导力建“小群”，利用“一带一路”、RCEP等平台，按议题建制度化体系，逐步吸引国家加入。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指出，21世纪初主要被视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当前我们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从国际视角来看，学者们通常用两个词来概括这一时代的特征。一是“VUCA”时代，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这表明我们正面临一个艰巨、繁复且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二是“VANL”时代，即脆弱性（Vulnerability）、焦虑感（Anxious）、非线性（Nonlinear）和非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无论何种表述，都反映了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具备风险与挑战并存的特征。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明的道路非常清晰，即继续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六个坚持”的任务中，经济高质量发展位列其中，同时还要求致力于实现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效能治理。四中全会指出，要从12个方面推进工作，应对国际经贸形势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十五五”期间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即2035年GDP比2020年翻一番。面对战略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国际经济形势，只要我们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定能在21世纪的变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稳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