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秀梅大胆拥抱毛主席，多年后吕厚民回忆称：主席可能被吓到了

1953年5月23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略显闷热，归国的志愿军文工团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候首长接见。轮到解秀梅献花时，这位在前线见惯炮火的姑娘忽然踮脚，一把搂住毛主席的肩膀。快门声几乎与拥抱同时响起——摄影科年轻成员吕厚民抓住了那极短的零点几秒。

掌声顿时盖过了所有窃窃私语，可许多人仍注意到主席的神情：眼帘低垂，嘴角没有惯常的微笑。照片后来广为流传，各种解读接踵而来，有人说那一刻领袖想到牺牲在异国的长子。几十年后谈及此事，吕厚民却摆手：“他可能真被吓了一跳，没料到一个女兵上来就抱。”

解秀梅的冲动并非无来由。她从鸭绿江畔一路随队演出，又在野战医院扛过担架。敌机低空扫射时，她把重伤排长扛上肩，硬是趟出一条血路，这才换来一次休假和一个“一等功”。这样的人物，遇见毛主席，情绪溢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镜头背后的吕厚民，比解秀梅只大两岁。1928年出生在黑龙江依兰，他原本是乡村教师，命运拐弯始于1948年夏天——东北电影制片厂招考，他阴差阳错进了照相科。入厂前他没摸过专业相机，印象还停在高中老师那台折叠式120相机上。靠不停帮前辈冲洗底片，他很快把光圈、快门、暗房化学药剂那些硬功练熟。1949年3月，他加入共产党；1950年1月，一纸调令把他送到中南海摄影科，专职拍摄党中央领导人。

设备简陋与责任沉重常常同框。摄影科配给他的禄来双反相机，镜头不可更换，对焦全靠手动。距离一旦估错，底片就报废。而且规矩森严：每人一机一灯泡，不能串用。吕厚民为了省时间，进场前就把大概焦距记在脑子里；真正举机时，他几乎是凭本能旋钮，同行打趣说他“站位像炮兵”。

这种训练，让吕厚民抓住过不少稍纵即逝的瞬间。1953年9月，怀仁堂会议结束，与会人员成排离席，他没跟着走，悄悄守在角落。周总理夹着文件快步上主席台，低声向毛主席汇报，两人同时露出会心微笑。“就是那一秒。”吕厚民调整光圈、抬手按下快门。几年后，这张照片被新华社洗印成巨幅招贴画，贴遍大街小巷。

1961年夏，庐山含鄱口云雾渐散。毛主席倚在石凳，望着远山线条，天光在他墨色长衫上拉出明暗交界。四下寂静只有蝉声，吕厚民轻步靠近，“咔嚓”两声，成就后来最被他偏爱的作品。他反复说过一句话：“那天是光把人放进了画里。”

荣誉也随之而来。早在1958年，他在朝鲜沙里院一跃登上吉普车，拍下欢送志愿军返国的激动场景。那张底片后来赢得古巴国际摄影大奖。1963年，哈瓦那方面发来邀请函，中央办公厅拿不准，让毛主席定夺。毛主席笑着批示“可以去”，并嘱咐他：“开阔眼界，对工作有好处。”回国后，毛主席漫步西湖边忽然问起古巴之行，“那边雪茄味道怎么样？”吕厚民回答：“呛，但人民热情。”二人相视大笑。

与领袖合影，吕厚民倒是不多。1961年庐山那天，身边卫士纷纷提出合影。他犹豫片刻，也把请求说出口。主席半开玩笑：“早照过呀，还来？”说完还是配合站定。底片冲出后，吕厚民只留一张，剩下的交档案室存档。

一次正式布光拍摄发生在1964年春天，会见外宾前，毛主席应允让他尝试“摆拍”工作照。吕厚民提前布灯，主席翻开文件随意批注。快门落下时，纸上正写着“昔人已乘黄鹤去”。那张照片至今仍挂在不少史馆的灯箱里。

1957年摄影科与新华社合并前夕，吕厚民想要一份留念。他托警卫把随身小笔记本送进去。几天后，书页上出现遒劲的毛笔字：吕厚民、史桂珍，1957年12月7日。落款没有多余词句，却是他最珍贵的收藏。他后来把名字放上名片角落，用意很简单——提醒自己“别忘了是谁把相机交到手里”。

关于那次拥抱的底片仍静静躺在档案盒里。有人看见情感，有人寻找隐喻，可吕厚民始终守着原话：“摄影师只负责按动快门，故事留给后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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