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打“六份工”的老妈和她的彪悍人生 | 人间

既然有些命运已无法选择，那就不必抱怨，只管接受。

配图 | 《四喜》剧照

从小到大，感觉跟妈妈总是亲近不起来。嫌她太精明，爱算计，性格又强势，对爸爸总是颐指气使，对我和哥哥则管东管西，一不高兴就板起脸疾言厉色，一点儿不像别人家妈妈那样温柔。

直到毕业后，当我开始面对职场、婚姻、育儿，开始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才越来越体会到妈妈的生存智慧和独特魅力。

1956年，河南老家闹饥荒，老百姓缺衣少穿，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姥爷家里因为人多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鼓励难民们移民去青海，那里地广人稀，相对富足，愿意去的给补贴路费。为了活命，姥爷一家七口人，于当年6月从舞阳县南中港镇出发，舟车劳顿，辗转多日，终于抵达青海省老鸭城村。

姥爷一家子最终住进了政府免费提供的移民房，也分了几亩地，姥姥姥爷带着孩子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总算能保住命。后来他们听说当初不愿移民留在老家的那些村民，那几年里饿死了不少人。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姥姥的大女儿也就是我二姨（大姨和大舅是姥爷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姥爷第一任妻子去世几年后，我的姥姥嫁了过去。）就是那时嫁给了当地的一位铁路工人，也就是我的二姨父。二姨父是个孤儿，参加过解放战争，留下残疾退役后安排在铁路上工作。这样二姨也跟着吃上了公粮，会时不时地接济着娘家，日子总算还能过得去。

1958年的夏天，我的母亲出生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习惯，姥爷给小女儿取的小名里也带了一个“子”，他们怀着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这个孩子从此不再忍饥挨饿，一生不愁吃喝，于是就叫她“胖子”。

小时候在村儿里每当听见村民们跟妈妈打招呼，亲切地喊着“胖子回来了。”或者我跟小伙伴跑得稍微远一点儿，平日里不怎么熟识的村里人见到我就说“哎呀，这是胖子家妮儿吧，跟她妈真是……长哩一模一样。”当时很不解，我妈明明也不胖呀，尽管也不瘦，但咋看都是正常体型，怎么都喊她胖子呢。直到后来听妈妈说起这段往事才明白这名字背后的辛酸过往和美好寄托。

一直到妈妈四岁，姥姥姥爷仍然不太适应青海的气候和生活习惯，还是想回老家，想着过了这么好几年，家里应该也好些了。就把当年政府分的五间房作为报酬给了当地老乡，老乡赶着马车把他们连人带行李运到了火车站，二姨帮忙凑了路费，一大家子终于又回到了故乡豫东平原。从此之后，二姨便和父母远隔千里了。

到家后缺东少西，日子比别家还更为艰难，姥姥姥爷只好带着几个孩子时不时出去讨饭维生，最远一直讨到南阳。妈妈说有次听到附近敲锣打鼓和鞭炮声，有人家里办席，姥姥姥爷不在家，三舅四舅就急切地怂恿着小妹去人家家里讨饭。哥哥们抹不开脸面，但妈妈那会儿小，还不知道害臊，就听话照做，端起碗就跑人家里头去了。来回讨了三次，端回来三大碗平日里吃不到的上桌菜，看到一家人开心的样子，她觉得自己很有用。

又过了两年，光景总算好起来了。妈妈也上了小学。幸运的是，她从小身体就很好，尤其体育运动仿佛格外有天赋。从小学到高中，凡是学校举行运动会，参赛选手里，必有妈妈的身影。篮球、乒乓球、跳高、跳远、跑步、拔河，只要她一出场，每次都能拿奖，没少给班里和学校争荣誉。

妈妈高中毕业二十多年后，市里举行“农民运动会”，乡中的老师还记得妈妈这位当年的体育尖子，辗转多人找到她，鼓励她代表乡里去参赛。二十多年忙于生计再没摸过球拍的妈妈和当年同窗的一位女同学一起赴赛，没想到一出马，竟然再次拿下全市女子乒乓球双人赛亚军和单人赛季军。除了奖状和锦旗，还赢得了三套质量上乘的纯棉T恤和一双名牌运动鞋，真是风采不减当年。

初中毕业后，妈妈就不想再上学了。但村里有高中生名额指标必须完成，加上三舅劝说，妈妈只好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赶上全国性的搞运动、大串联，学生老师也都没啥心思搞学习。妈妈每次去学校就带上一堆的针线布条，鞋底鞋面，一下课就赶工，这是为她的哥哥弟弟们做的。

那时候，妈妈是唯一还在家里的女娃，上有四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姥姥要忙地里庄稼，于是家务活、手工活只能她帮着分担。家里的五个兄弟一个个长得飞快，衣服鞋子接替着穿也不够用，妈妈只好在学校做，到周末休息的日子里，再把做好的布鞋和改好、织好的毛衣毛裤带回家，真是身在学校心在家。

割草种地、洗衣做饭、织毛衣、做鞋子……妈妈样样拿手，可唯独对文化课学习提不起一点兴趣，用她自己的话，天生不是读书的料。除了学习不好，其他样样好。

1977年，妈妈19岁，终于熬到高中毕业了。大队书记听说他们那一批最后一拨上高中的几个姑娘都是会唱歌跳舞有点才艺的，刚好村里办的曲剧团正缺人，就找妈妈他们几个去唱戏。妈妈不喜欢唱戏，本想着终于不上学了能甩开膀子帮家里干活儿了，谁知又碰上这事儿。书记热情地劝说着，一块毕业的几个姑娘也鼓动着，妈妈只好跟她们一起去试戏。

到了剧团里，几个人一亮嗓子、比动作，剧团师傅就看中了妈妈，说她架子扎得稳，一点不娇气不扭捏，有男子气概，要她扮武生，妈妈刚开始虽然不情愿，但为了给家里分担，就答应了，从此正式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妈妈扮演过许多经典的角色，《水浒传》里的西门庆；《杨家将》里的杨六郎；《柜中缘》里的落难公子岳雷；《同根异果》里的状元常天保；《卷席筒》里的主人公小仓娃……几年间，方圆近百里也跑了不少的地方。遇到哪个村里镇里起了会的，给家里老人祝寿的，有修好了路，建好了桥庆祝的……都会请戏班子去唱上几天。招待剧团的伙食也特别好，或者杀猪啦或者炖鸡啦，炸鱼了，反正天天有肉吃。虽说排练和演出时忙碌辛苦，但那几年的日子还是过得快意、潇洒的。

有次在外面演到《武松杀嫂》那一回，妈妈扮演的西门庆为了躲避武松的追杀，要从桌子上腾空翻下，只见妈妈一个空翻，竟然直接从戏台上消失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一下子翻出了台子，从搭台子的梯子洞口里直直钻了下去，一头栽到地上，两眼一黑啥也看不见了。

妈妈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她其实还是有意识的，能听到剧团和村里的人慌慌张张跑来跑去，喊她名字，拍她肩膀，但她就是浑身动不了，也发不出声，眼睛怎么都睁不开。又听见村里的人烧香的，念经的，祷告的，所有人急慌慌乱作一团。

三四十分钟后，妈妈才睁开了眼睛，也能说话了。一大堆人长出一口气，小心扶她坐起来。除了额头磕到的地方有点青紫，其他地方没一点儿伤，好胳膊好腿好脖子好腰，上天保佑，总算有惊无险。

之后妈妈又继续在戏台上为观众发光发亮，转眼就到了第四个年头，妈妈已经23岁了，她开始考虑起终身大事，想着总不能一直这样东奔西走了。

刚好，随着村里娃娃们的增多，村小学育红班（学前班）还需要两名老师。高中毕业，又能说会唱的妈妈太符合条件了。就这样妈妈告别了梨园，进入了校园，成了村小的育红班老师，每个月工资十五块钱。虽说不多，至少稳定下来了。

后来，我从母亲嘴里知道，她其实根本不喜欢唱戏，那时河南大火的戏曲节目《梨园春》她从来不看。

不喜欢，还能唱出不小的名堂，那时候我就觉得妈妈真是有点不简单。

那些年里，二舅三舅四舅五舅都陆续成了家。妈妈也该谈婚论嫁了。她的勤劳能干，孝顺爽快远近闻名，一时说媒的人不少。有条件好的，也有妈妈也中意的，就是都远了些，姥姥始终不点头。姥爷已经去世多年，姥姥年纪也大了，远在青海的二姨十来年也见不到一回，她只希望身边这个小女儿能嫁得近些。

后来，村里一位大爷想把同村的小张介绍给妈妈。妈妈一听就不乐意，这小张跟妈妈从小就是同班同学，妈妈嫌他个子低，总拖着。姥姥就说：“我先看看再说。”当媒人把我那身材瘦弱却文质彬彬的爸爸带到姥姥面前时，姥姥一眼就相中了。“不错，文文气气，怪安生的。”姥姥这一句话就定了乾坤。妈妈心里纵然一百个不愿意，但为了姥姥，也只好妥协。小张同学成了我的爸爸。

爸爸曾跟我们一脸艳羡地说：“你妈，人家上学时候那可是学校的红人儿哩！”

我便随口问道：“爸，那你是不是上学时候就喜欢我妈了？”

爸爸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时候还小着哩，啥也不懂。再说，人家会看上我吗？” “爸，我听俺奶奶说你小时候学习可好呀。”

妈妈笑着递给爸爸一个白眼：“他，就学习怪好，别哩都不中。学习好有啥用，关键时候掉链子，高考还不是就差那两分没考上大学。还不是跟我一样回家种地。”

爸爸又是一脸心虚地笑，弱弱反问道：“那我要考上大学了，还会要你哩？”

“就你？考上大学俺也不稀罕。要不是因为孩儿他姥姥，会信（xin，嫁的意思）给你，拙嘴笨舌，一辈子窝囊。”妈妈不甘示弱，越战越勇。

爸爸也不生气，乐呵呵答道：“那是啊，亏得我有个好丈母娘啊。”然后一脸渴望得到肯定的表情，故意压低声音跟我说：“所以我对恁姥姥好哇，比对恁奶奶俺哩亲娘都好。不信你问恁妈。”

我看向妈妈，她满面春风地又递给爸爸一个白眼，笑着不说话，算是默认了。

幸亏爸爸不是玻璃心，不然单是妈妈这得理不饶人的嘴，估计就没几个男人能受得了。大概这就是命定的缘分吧。

1986年，婚后的落榜青年爸爸在村里种地，妈妈决心把日子过好，不让人瞧不起，便决定和爸爸一起做点小生意。

经村里大户帮忙牵线，爸爸妈妈贷款500元做本，脚蹬自行车来回骑行70多公里到市里进货，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摆摊儿生涯。没想到，这一行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除了过年的几天，一年四季，无论严寒酷暑，只要不是雨雪天气，他们就会坚持出摊，每天早出晚归，忙个不停。为了占到好的位置，每天早上六点左右，爸爸妈妈就骑着两辆单薄的自行车，装载着沉甸甸的货物和整套的摊位板材，卖力而充满希望地奔向当日的集会。木板，铁架，竹竿，尼龙网格绳，再加上五六箱鞋，在最初摆摊的六年里，两辆飞鸽自行车真是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哥哥和我的相继出生，姥姥就来到我家，肩负起了照顾我们的重任。

到了会上，一刻也不能耽误，赶紧解绳子，放箱子，然后支铁架、摆木板、拉网、架杆儿，先把摊位支起来。接着开箱子，再开盒子，取出一双双鞋子，按照款式、价格、颜色和号码有序排列。等到一切就绪，往往顾客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上来了。如果到得晚了或者动作慢了，等顾客来到你家摊位时货还没出齐，人家可能看两眼就走掉了。所以早上的时间往往是非常紧张的。

每一笔交易都会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往往掺杂着人情往来、心理战术、谈判技巧，当然，还有些演技。其实双方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经过一番你进我退的拉扯和比较后，成交。

一天忙下来，通常到晚上五六点钟开始收摊、收鞋子、码盒子、拆架子、收网子，最后装箱、上车、拉绳。等爸爸妈妈到家时，往往已经八点多了，只有在冬天黑的早时偶尔七点多能到家。到家后吃过晚饭，不带歇地爸爸妈妈又开始当天的盘点收尾和第二天的补货准备。有别于白天的匆忙和紧张，这时会进行到一个令我们全家都感觉最为开心的环节，那就是：数钱。

妈妈会先把卧室的窗帘拉上，两侧的门关好，接着铺开一张毯子在他们卧室的床上，把钱袋里的纸币硬币一股脑倒在上面，然后两人分工明确，各坐一边。10元及以上的大钱归妈妈数，10元以下零钱爸爸数，妈妈数完再帮着爸爸一起，最后两人汇总，得出一日的售卖总金额，算出毛利润，净利润，再把大钱、零钱分别捆扎装袋。进行到这里之后，妈妈就要赶人了，要把看得入迷的我和哥哥赶出卧室，之后房门紧锁，两人低声细语，再之后我们会听到抽屉柜子的开阖声。到房门再打开时，数钱环节就正式结束了。我总不忘好奇地问一句，“妈，今儿卖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问的次数多了渐渐发现这个规律，如果当天卖了300多，那就赚30左右，卖600块，差不多就赚60。有时碰上星期天会大或者当地有戏人多，一天下来能卖到1000多。利润不算高，主要还是薄利多销。生意有起有落，不过总体是越来越好了。

经过六年多的打拼，到1992年春，爸妈攒下了一万多块钱的储蓄，不仅早就还完了贷款，还拆了原先的土坯房，盖了一栋时兴的彩色双层小洋楼。老张家当初最不起眼的二儿子也成了三兄弟里第一个盖上两层楼的人，爸爸终于扬眉吐气。

那个时候农村里的万元户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当我家房子盖好，家具换新，一时在村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几年前这家人还是一贫如洗。于是，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不知道我爷爷给贴补了多少钱，还有人说我家肯定是啥时候在外面捡到大钱了。事实上，每一分每一毛都是爸爸妈妈结结实实赚来的辛苦钱，盖房子的所有花费更没有用到长辈和亲戚们分毫。

盖完房子，爸爸的胆子也大了许多，打算升级下交通工具，一心想买辆三轮车拉货，顺便也扩大摊位规模。妈妈当然满心支持。只是剩余的钱不太够了，一向不喜欢求人的妈妈主动联系了在城里教书的我大姑，热心肠的大姑实心实意盼望着弟弟弟媳一家能越来越好，爽快地支援了我们不足的资金。就这样，飞鸽自行车退居二线，崭新气派的奔马三轮机动车“腾腾腾”地开回了家。与此同时，家里开始养狗，看家护院。

打那以后，周围邻居谁家农忙时候要买种子、化肥急需用钱，或者小孩儿上学交学费一时手头拿不出时，就会在晚上听到我家三轮车进院的声音后，陆陆续续来我家借钱。有时三十五十，有时七八十，多了一两百块。爸爸妈妈从不吝啬，爸爸在客厅招呼客人，递烟倒茶，妈妈回卧室数钱。然后再请对方数一遍，确认无误，爸爸这边小账本一笔一笔就记上了。

邻居们通常也都很守规矩，等卖了粮食，或者钱腾挪开了，就及时来还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倒是自己娘家亲戚，常是借的多，还的少。妈妈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好了，总想帮衬着舅舅们，而爸爸知道妈妈心里有数，也从不说什么。就这样，爸爸妈妈在村子里人缘越来越好。

生活的河流滚滚向前，爸爸妈妈的地摊儿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了，有他们的成功表率，村里陆续又多了三四家出摊儿卖鞋的同行。

进货的事别人家通常都是男人去，而我家一直都是妈妈负责的，她眼光好，选的货通常都很畅销，后来很多同行进货前都会来参考我家的货品。妈妈做事爽快麻利效率高，身体好力气也大，又擅长跟人打交道，人情世故看得通透。早些年去市里进货，来回70多公里，全靠一双腿蹬着自行车往返。时间久了，同行们都看出来妈妈选货进货有眼光，有门道。

一次，几个同行商量着要跟妈妈一起去市里进货，妈妈爽快答应了。一行六人六辆车，同时从镇上出发。别人一路上说说笑笑，妈妈说了一会儿后就很少再出声，攒着力气。快到市里时，其他几个人速度越来越慢，跟妈妈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妈妈于是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就先走了。

我觉得妈妈不够意思，也不说等等大家。妈妈理直气壮地说：“等啥呀，你这傻闺女，谁不知道那好东西都是先到先得，大家都是做生意的，谁跟谁真客气呀。人家谁要进了好货，还会给你分吗？能给你说在哪一家进的都算是关系不错的了。”好像也有道理。

很长时间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明白。妈妈快人快语，说起话来总是一副不容置疑的口气，甚至带点儿霸道，这样的态度为什么我家的摊位上每次还总是很多顾客？

有次我把自己的困惑直接问向妈妈，她哈哈一笑，带着颇为得意的神情跟我解释道：“你这傻闺女，你老说你妈我说话狠，不温柔，但妈妈说话在理儿呀。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你都得讲信誉。你承当（承诺）人家的，就得说话算话，这样别人才信你，对吧？”

原来别人来我家买鞋，一个月内都是管开胶退换的。只要是我们卖的，出现问题就会给人换新的。

谈起生意经，妈妈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既能稳定住顾客的心，又能赢得厂家的青睐，物流运输也搞定了，地摊儿女王的销冠之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得踏踏实实，走得顺其自然，妈妈真是方方面面都拿捏得妥妥的。

妈妈不光有眼光，讲信誉，价格公道，在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方面更显出独特的商业头脑和果断的决策力，这一点让作为生意搭子的爸爸彻底心服口服，在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中最终放下了残存的“大男子主义”，生意上从此唯妈妈是从。

有一年腊月二十七，大家都在处理最后的尾货准备收拾收拾该过年了。突然那天气温骤降，冷得不行。但是摊儿上的棉靴都卖得差不多了，从早上开始陆续不少人来买厚靴，眼看着连老货底儿都快卖光了，妈妈果断决定马上再去市里进货。爸爸不同意。一来妈妈一走只他一个人怕忙不过来，再有人摸走几双鞋子。二来再过两天都年三十了，万一进回来天气又暖和了，卖不出去都得积压成货底儿，再说厂家一般也提前两天都关门回家了，还不一定能进到货，说不定白跑一趟。

妈妈叮嘱爸爸一个人卖慢点儿也没事，但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好的机会错过，然后立刻带上钱从镇上搭公交车去了市里。

确实不少厂家都歇业了，但还有几家开着门的，可惜只有一家还有厚厚的加绒旅游靴，而且号码不全，只剩下大码40的，30多双，好在款式不分男女都能穿。老板见妈妈一时犹豫就出主意说，“刘粉儿你都拿走吧，今儿这天，一下午你都能卖完。要真卖不完过了年你还给我带回来。别看就这一个号，但这冬天啊就趁大靴厚靴，我这儿有一排号码贴，你回去人家要多大的你贴上多大的，反正大了加个鞋垫再穿上厚袜子，哎呀，不要紧。”妈妈一听有道理，带了这一箱货午饭都没吃就火速返程。

回到摊上已经两点多了，下午场也起来了。妈妈鞋子都来不及上架，就信心十足开始吆喝起来：“加绒厚底儿旅游靴新款到货，需要的来看看啦！”慢慢地顾客越来越多，有些上午没拿到靴子的听说妈妈去进货了，下午又来转。很快都围在那个新到的大纸箱周围，妈妈立刻喊了隔壁摊关系要好的小芳姨过来搭把手。

有人要37的鞋，妈妈贴上38的码说：“天冷得穿厚袜子，鞋子大一号正合适，不憋脚，拿住，穿吧。”顾客看看摸摸，试上一只，是有点大，但一想妈妈的话有道理，加上别家都已经没厚的了。眼看着人多鞋少，不抢就没了，于是，爽快地一手交钱一手交鞋。

有人要38的，妈妈就贴上39的号，“这厂家不一样，有时候大一码小一码没那么标准，咱只能买大不能买小，大了回家你就垫上厚垫子再穿上厚袜子，脚也不冻了，鞋也不掉了。拿住，穿吧！”就这样一个下午，36双鞋全部售罄。进价18元，售价23元，一双净赚5元，一箱鞋半天就赚了180元。可把小芳姨给眼馋得不行，只恨自家男人怎么不去进货。

爸爸的质疑和担心一扫而空，笑得合不拢嘴。等鞋子都卖光了，顾客也都散场了，爸爸还是一边笑一边摇头，不可思议地说：“这都行……哎……这事儿我可干不出来。一个号愣是卖出四个码……哎……刘芝儿就是刘芝儿啊，不服不中啊。”

妈妈傲娇地白了爸爸一眼，笑着说：“你能干出来啥。咱家要光指望你，啥时候能发家？叫你干啥你干啥，甭跟我犟嘴都中了。”爸爸又咧着嘴幸灾乐祸地问：“你就不怕人家回家发现你这鞋大得多，过完年回来找你？”

妈妈理直气壮：“找我？他不感谢我都算了，还找我？起码他买到靴了，不受冻了吧，咱这旅游靴要在店里卖，少说也得三四十，咱才卖二十出头儿，叫他自己想想哪个划算？再说，卖的时候都说了号码不一定准，大了就加垫子。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儿，死脑筋！”事实也果然如妈妈所料，过完年，没有一个人因为鞋码的问题来闹。卖完旅游靴的第二天，妈妈请了小芳姨两口子一顿午饭做答谢。

爸爸妈妈摆摊卖鞋的忙碌身影贯穿了我从记事起直到大学毕业的整个记忆。

平常日子里，爸妈对我们的学习根本无暇顾及，生活上的照料也没那么细致，以至于我们从小就比较独立。但是我们的成绩一直都是班里顶呱呱的，每每邻里夸赞我们懂事成绩好，妈妈脸上都是难以掩饰的自豪。

那些年里，爸爸翻过三次车，好在都是有惊无险，人没受伤。丢过两次鞋，连同鞋箱里的钱，好在都被熟人捡到，原物归还了。

夏天里爸爸妈妈浑身汗透的衣服；突降暴雨时两人心急火燎收摊的手忙脚乱，收好箱子后，货在塑料下，人在风雨中；冬天里爸爸顶着早上的寒风开车，眉毛胡子甚至睫毛上都挂满了冰霜；妈妈粗糙的双手每个指头都裂开又长又深的口子，什么药膏都不好使，只能用医用胶带缠住缓解疼痛……

除了过年和中秋这两个节日，我对什么日子过什么节吃什么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每当看到班里同学从家里带的妈妈做的各种零食，花卷，糖糕，油炸果子什么的，都羡慕不已。

有一年寒假，村里有爱开玩笑的村民刚好走到我家门口，看着载满一箱箱鞋子“腾腾腾”远去的三轮车，笑道：“这两口子真是掉进钱眼儿里了，都到年根儿了干得还这么起劲儿。”然后看着正要关上大门的我，笑意盈盈问道：“妮儿，过年你能吃上炸鱼、炸丸子不？是恁妈搁会上给恁买回来的吧？你看恁爸恁妈光顾着赚钱，都不说管恁。”小时候的我并不能听出话里的几番意味，只是老实回答：“能吃上啊，不是买的，是俺家自己做的。我爸我妈都是白天赶会，晚上炸东西。还有炸鸡块，炸酥肉，蕉叶，豆腐干，啥都有。”她们撇撇嘴，笑着走开了。

可如果不是靠掉进钱眼儿里的爸爸妈妈，哪有哥哥和我从小到大的衣食无忧？

爸妈不仅靠着一己之力承担了两个农村孩子一路上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花费，也成了舅舅们的“私人借贷银行”，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爸妈还是村里邮政储蓄的散客大户。只是他们向来谨守着“财不外露”的古训，从不招摇声张，只在必要时才出手。

哥哥和我从小既不觉得自己家有钱，却也从未产生过匮乏感，只觉得但凡我们确有需要，就总可以拥有。因而，无论我们在大学里做兼职，还是毕业后找工作，工资高低都不是我们首要的考虑因素，梦想才是。

我原以为人人都如此，直到许多年后，一位大学时代的好友在面临家庭和婚姻危机时，向我倾诉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剖析和成长故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并不是所有农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都有机会直接奔向自己的梦想。一些看似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他们却首先要考虑的是：赚钱，还债，买房，养家。但少年时代的贫困导致深深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根本不敢停下赚钱的脚步，哪怕明明已经在大城市有了稳定的工作，不菲的收入，有车有房有家，仍不敢有片刻的放松和懈怠。持续增长的财富根本无法填满现实和心灵的黑洞，总有层出不穷以财富为标尺的形形色色的名目诱惑着他们去追逐更加富有，更加高端，更上一层。

回顾身边许多朋友人到中年的生存状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才深深明白，父母为我们打下的物质基础和永不缺席的资金支持，在我们面对未知人生时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底气和信心。当面对众多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可能性时，那份直奔所爱的“无所顾忌”的任性和勇气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与自己的家庭有什么关系，直到当自己也开始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失衡，面临梦想的城堡在现实物质的侵蚀下摇摇欲坠，才领悟那份生而有之的现实保障多么可贵，实在是后知后觉。

妈妈给予我们的不仅有物质的保障，还有她在不同的人生处境中所一贯葆有的那份热情和主动。

摆摊儿那些年是妈妈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并非巅峰时刻。谁能想到，妈妈工作生涯中薪资的峰值竟是在她从老板娘沦为打工阿姨之后，在她年逾花甲之后。

哥哥和我都大学毕业，并在各自工作的城市初步站稳脚跟后，爸爸妈妈觉得他们前半生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家里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了，便决定从“钱眼儿”里钻出来，享受享受正常人正常的生活节奏了。

2012年，爸爸妈妈正式“退休”，决定结束摆摊生涯了。他们不再每天起早贪黑匆匆忙忙，不再担心阴晴不定的天气，不再为如何处理压箱的货底儿而耗神。

恰好哥哥也婚事将近，尽管哥嫂都在北京工作，但为了方便他们日后省亲，爸爸妈妈还是在县城买了套房子。

忙完哥哥婚事，俩人又闲了下来。54岁正当壮年还不是养老的时候，过分的清闲实在无聊，于是他们开始在县城打起了散工，直到我向他们发出举家搬迁的召唤。

2021年，应朋友的邀请，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城市，南下广州准备和朋友在幼教领域大干一场。为了支持我的事业和家庭，63岁的妈妈和64岁的爸爸也随之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和先生都要工作，正读幼儿园的儿子跟我一起去学校，倒不用额外接送，妈妈负责我们一家五口的伙食供给，小时候缺少的妈妈的味道，就此补上了；爸爸则在离家很近的轨道交通公司找了份站点保洁的半日工。

他们每天仍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喜欢跟人攀谈的妈妈在小区里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络，聊着聊着竟然在我家楼栋里邂逅了老家同村的张阿姨！天地之大，竟连这样的奇遇都能发生。张阿姨也是来广州帮带儿子媳妇一家，已经在这里三年了。

张阿姨在接送小孙子之余，还在小区里打了三份工，一份是打扫我们那一栋9-12楼楼道的工作，另外两份是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监管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主要是观察居民是否按照分类标识把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三类准备投放到相应垃圾桶。如有混淆需要提醒居民区分，并把放错的垃圾重新放好即可。人少不忙的时候还可以坐着。

妈妈听后兴奋不已，立马央张阿姨帮她也留心垃圾分类的岗位。小区里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做这个工作的大多都是外地随儿女暂居的老年人，儿女一旦有工作变动需要更换住址，老人便也必须随之迁徙，于是不久后便有了两个站点的岗位空了出来，分别在上午和下午，共5个小时，妈妈很快就走马上任了。

妈妈一向热情，健谈，每次见有人下楼扔垃圾总会笑呵呵跟人打招呼，顺便聊几句。时间久了，不仅跟附近几栋楼里的住户建立了和睦的邻里关系，还陆陆续续有了不少意外的收获。

首先，就是被当作垃圾扔掉的快递纸盒、纸箱，往往人还没扔，妈妈就赶紧迎上去接住了。纸箱卖钱，通常五六毛一斤，贵的时候一度卖到八毛钱一斤。妈妈这工作岗位，简直就是捎带手的事儿。平均一天至少能收一二十斤，后来爸爸也参与进来以后收得就更多了。一个月仅卖纸板就能多进账一两千元。

其次呢，就是跟几位年龄相仿的老头儿老太太成了伙计，下午妈妈下班后到做晚饭之前，还能跟老伙计们打一个多小时的麻将，除了赚钱，娱乐和社交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一些年轻人搬家收拾东西，常有许多妈妈眼中的“好东西”他们不方便带走却又舍不得直接扔掉，就拿到楼下直接送给了妈妈。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锅，旅行箱，刚开箱还没吃够一半的橘子，剩余好多的大米、食用油，以及完全没开封的洗发水、点心、杂粮……有些人搬家有些大件儿物品不好拿，就直接请妈妈自己去拿。有功能完好的洗衣机、烘干机、轮椅、健身器等。

妈妈把那些完全没开封过的洗发水、洗衣液转手送给了她的女主管。主管开开心心收下了，不仅又给妈妈介绍了一份清闲差事，顺便也把爸爸安排到了下午的一个垃圾分类站点上。

妈妈一边羡慕地感慨：“这边的人是真有钱哪，这么好的东西说不要都不要了。”一边发愁收来的大件东西怎么处理呢，直接卖了废品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我也开始参与妈妈的生意。开始在闲鱼上帮他们二次销售，并教他们怎么多角度拍照，关键是商品的品牌，电器的功率一定要拍清楚。尤其电器类他们必须仔细检查，自己试用过没问题才能拍照上传，只有那种品相内里全部完好的才会上架，瑕疵较大的就让他们直接按废品处理了，一些还能用的小东西直接就送人了。

第一次通过闲鱼平台收到买家打款时，妈妈开心不已。很快跟爸爸商量，还要给我辛苦费呢，每卖出一百元，返给我十元，不收不行。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妈妈已经有了三份“稳定”的工作，还有卖纸板、卖二手货两份“外快”，忙得不亦乐乎，可她很快又发展出一项新业务。

有人着急搬家退房，但家里收拾不出来，或者零碎东西太多，就请妈妈下班后帮他们收拾，打扫。时间紧任务重时妈妈就叫上张姨或者相熟的李姨。一般都在一两个小时以内，工钱五十到两百之间不等，整理出来的纸箱、家电家具还可以再次售卖。

慢慢地一个月下来，爸妈除了稳定的月薪合计约六千元外，加上其他外快，一个月基本能赚到八千多块，多的时候一万多。

爸妈的房租水电是我承担的，伙食费则是他们出。所以每个月攒下的纯收入还是很可观的，虽然跟那些在工地上干活儿的人没法比，但能以相对轻松又自由灵活的方式赚到这些，尤其对比之前的摆地摊儿的付出和收入，爸妈已经非常喜出望外，分外知足了，每天都喜气洋洋，干劲儿十足。

2022年，我工作的园所由于管理和教学上发生重大调整，思考再三，我决定要离开了。

而此时，妈妈的事业正干得风生水起，甚至进一步扩大了事业版图。不仅承包了小区几家固定商铺的卫生清洁工作，业务还发展到隔壁小区，并增加了为临时出差的邻居照料宠物的活儿。妈妈的散工小团队又加入了其他几位关系不错的老乡夫妇，收入也持续增加。

先生是自由职业，工作地点的变动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于是我们办好了儿子的退学手续和我的离职手续，准备返回老家。

毕业十多年里，为了梦想和事业一路狂奔的我，暂时想歇歇了。爸妈表示理解，既然一时半会儿不需要他们帮忙，他们决定继续待在广州。是啊，他们也该为自己活一活。

只是，为人父母，终归还是惦记着已经回到老家的我们，再轻松再赚钱再满意的工作也不如让闺女有一个随时能回的娘家。于是，在广州又干了一年后，他们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如今，爸爸妈妈又过上了在县城里打打散工打打牌的清闲日子，每每提起在广州两年多的打工时光，妈妈总是一脸的幸福、满足和骄傲。

在家的几年里，我开始各种反思和回望。当感到迷茫，无力甚至沮丧时，一想到妈妈，就觉得钦佩不已，以及自愧不如，这位农村老太太还真是一直都活得很带劲啊。当下很多年轻人都集体躺平了，高学历毕业生还发愁找不到好工作，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妈却在看垃圾、捡废品这条道上干得红红火火，不仅从不觉得丢人，反而干得理直气壮、意气风发、开心又愉悦。不，好像她干过的所有事，都是这么地看似平常实则却并不简单。

妈妈这一生，无论是上学，还是谋生，甚至就连婚姻，都有许多的身不由己，也有许多的无奈、妥协和艰辛。但她好像并没那么在意，既然有些命运已无法选择，那就不必抱怨，只管接受。无论面临何种人生境况，都只管攒足了劲儿，踏踏实实地努力，奔着光明和希望，把日子过得就像蒸笼里的馒头——蒸蒸日上。

奋斗之路虽不乏艰辛，但她也从不憋屈着自个儿，拿得起放得下，活得畅快又热烈。是非善恶心里也自有一杆秤。真不愧爸爸经常夸赞妈妈的那四个字：女中豪杰。

有一天，我突然心中好奇，妈妈这样的个性会是啥星座呢？算了算阳历出生日期，一翻：狮子座。看了关于狮子座的介绍，别说，还真挺准。

于是，我又忍不住大胆畅想：如今虽已年近七十但依然活力满满，随时准备摩拳擦掌的妈妈，未来会不会再次迎来人生又一个崭新而辉煌的时刻呢？

编辑丨三三 实习丨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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