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该还了！

日本一些人张口闭口“台湾问题”，踩踏中国红线底线。要知道，台湾问题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一切问题都源自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日本偷窃台湾、殖民台湾、蹂躏台湾。斑斑血泪，铁证如山。让我们揭开历史的伤疤，盘点日本对台湾犯下的累累罪行。

日本侵占殖民台湾，带来沉重苦难。
一、血腥屠杀，台湾处处白骨

1895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逼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同胞喊出“誓不臣倭”的口号，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

1895年，台湾抗日志士与日本军队在新北市三峡地区爆发激战。

1896年，在遭到台湾义军顽强抵抗后，日军恼羞成怒，将怒火发泄到了无辜百姓身上。整整五个日夜，日军对云林县斗六镇及其附近70多个村庄展开了血腥屠杀，3万多台湾同胞惨死，直至“凡兵烟之下，无不尽成肉山血河……无数生灵，顷刻间尽成斩首台上之冤魂”。“云林大屠杀”成为台湾近代史上最为惨痛的一幕。

台湾少数民族也没能逃过日军残害。因不堪忍受日本当局的奴役和压迫，赛德克族人愤然起事，却被日本总督府调集军警强力镇压，甚至出动飞机向山谷喷射毒气。抗日原住民被屠杀殆尽，参与行动各部族几近灭族。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便是改编自这起真实历史事件。

此外，还有桃园三角涌大屠杀，烧杀25000人；萧垄大屠杀，残杀27000人；归顺仪式屠杀，诱杀抗日领袖林少猫等5600余人，如此血案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共计屠杀台湾同胞达60万人以上！

1913年，日军台湾守备队血腥镇压台湾民众，对抗日勇士公开斩首。日军曾将这幅照片刊登在随后发行的所谓“征讨”问册上，以此为炫耀。

日本殖民政府依靠血腥法令实施恐怖统治，对抗日民众施以最严酷的武力弹压。发布《三段警备法》《匪徒惩罚令》等一系列律令，且规定“以一审为终审，立即就地执行，不准上诉”，根据这些血腥法令，仅1898年至1902年短短四年间，就屠杀一万多名抗日志士。遍布台湾的日本警察严密监视控制着台湾社会，任意拘捕民众、滥用毒刑、为非作歹。

1944年，“新竹州高砂族青年修练所”的原住民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这些人后来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许多人惨死异域。

除高压统治之外，日本殖民者还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台湾的人力资源。大量民众被征招从事采矿、修路等苦役，原住民劳工在工地的死亡率曾高达4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是强征30余万台湾青年加入日军，充当军国主义战场“炮灰”，其中2.8万余人战死海外。至少有2000名台湾妇女被欺骗强迫成为慰安妇，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二、敲骨吸髓，宝岛遍地饿殍

殖民台湾后，日本打出“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政策，开展所谓“土地调查”“林野调查”，强占农民的土地和林地。明明是台湾人民祖祖辈辈自己开恳的土地、林野，却要向殖民当局购买才能拥有所有权。无数农民沦为佃农，只能出卖劳力为殖民者种植稻米和甘蔗。因为出产的粮食被大量出口，种粮的台湾民众反而吃不起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饥饿输出法”，即把日本的饥饿“输出”到台湾。

阿里山地区原始森林资源丰富，树龄高达数百甚至几千年的珍贵古树众多，日本殖民者对此垂涎欲滴。仅在阿里山铁路建成后的前三年，就疯狂砍伐了30多万棵古树，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花莲港木材株式会社砍伐的木材，大量的珍贵木材被运到日本。

台湾矿产资源也被大肆掠夺，殖民当局颁布《台湾矿业规则》，规定只有日本国民才能经营矿业，彻底剥夺台湾民众的采矿权利，无耻占据金瓜石金矿、瑞芳煤矿等矿产，强征当地劳动力进行开采，矿工的生活与奴隶无异。

一系列的殖民经济政策，让日资独占台湾经济命脉，本土及外来资本毫无生存空间。殖民当局还大幅度提高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税，逼得台湾主要贸易对象不得不由大陆转向日本。而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完全按日本的需求来决定，台湾运往日本的物品都是稻米、甘蔗、食盐、茶叶、酒精等日本国内奇缺的必需品。日本输入台湾的物品多却是台湾自己可以生产的、日本国内积压的产品，比如肥料、酱油、火柴等。

可见，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完全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不平等、掠夺性贸易，台湾经济完全沦为附庸、服务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

日资制糖会社尽量压低甘蔗的收购价格，或用偷斤减两的方式剥削蔗农，因此农民有“第一憨（愚），种甘蔗随人磅”的歌谣。

殖民当局还实行商品专卖制度，把人民生活必需品食盐、烟酒、煤油等全部划归政府专卖，由他们任意控制产量，提高售价，牟取暴利。专卖的收入一直占据总督府财政岁入的首位，最高时高达60%以上。

台湾的工业更是几乎被日本垄断。到1945年，日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60%，电力工业的96%，制糖工业的94%，使其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战争后勤基地。

三、精神奴役，驯化“二等公民”

为了彻底摧毁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从占领台湾的第一天就立下差别教育、同化教育的计划。初等学校分为小学校和公学校，小学校专收日本儿童，师资力量强，教育资源好，公学校专收台湾儿童，师资和设备极差。

后来表面上鼓励中日学生同校学习，但实际上也只有少数台湾儿童能进入小学校学习，日籍儿童就读公学校的更是极少数，界限泾渭分明。台湾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换言之，只允许台湾人充当低等产业工人，而不能染指日本人的“高级工作”。

1915年前后，台湾日据时期第5任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乘轿出行。

殖民当局还强制普及日语，禁止使用汉语和台湾方言，否则处以罚款。学校一律不许教授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文化、所谓“大和精神”，几乎颠覆了一代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台湾作家吴浊流在自传体小说《无花果》中悲痛地写道，许多孩子面对母亲用闽南语呼唤竟茫然无措，这种“母语失语症”比枪炮更致命。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日据时期用于“教化”原住民儿童的机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台湾掀起“皇民化运动”，试图挖掉台湾人血脉中的中国根。他们强迫民众改姓日本姓，甚至民众家中的祖宗牌位都被强换成天皇照片，连祖先都不许供奉。他们还严禁台湾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强迫信仰日本神道教，禁止春节、中元、歌仔戏等民俗，只能“穿和服、吃日食、拜日本神社”。只是参拜神社都需与日本人分道而行，处处低人一等。

正是因为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1945年，当日本投降、台湾光复的消息传来，宝岛上下欢呼沸腾。有历史记载称，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彩灯，相逢道贺，如迎新年”，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队伍遍舞于全市，道路为之堵塞。

1945年10月25日，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10月25日，日军代表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市中山堂）签署降书时，会场外挤着大批市民，争睹这历史性的一刻，欢庆台湾光复。

惨痛的记忆历历在目，可为什么今天一些台湾人却有所谓的“日本情结”，对曾经的侵略者抱有莫名的亲近感，甚至有人认贼作父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台湾当局为了搞“台独”采取的“亲日”“媚日”政策。

早在1997年，李登辉主导的《认识台湾》教科书中，便开始大篇幅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的“丰功伟绩”，故意把“日据”一词替换为“日治”，以此来淡化殖民意味。10月25日“光复节”原是台湾人民庆祝纪念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节日，却被民进党当局刻意抹去，甚至称“光复节”是台湾人民受难受辱之日，应改为“蒙难日”云云。为纪念日据时期在台修水利的日本人八田与一，台湾当局花费整整1.2亿元新台币为其建造纪念馆，却没有为被日本人残害的几十万台湾同胞设立哪怕一座抗日纪念馆。极端绿营分子甚至称慰安妇是“台湾女性的光荣”。如此无耻之徒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日本政界也长期存在名为“台湾帮”的右翼势力，不断抹杀侵华历史事实，干涉台海事务，组织大量如“日华议员恳谈会”“青岚会”等右翼政治团体，开展对台“外交”，影响台湾政局。为了维系这部分所谓的“亲台势力”，台湾当局一直不惜血本，以金钱、美色拉拢日本政客，顽固坚持“媚日卖台”，强化台湾与日本的绑定，以达到谋“独”挑衅目的。至于民族尊严和民众利益，这帮人完全不在乎。

福建省厦门市环岛路上，多年来一直耸立着“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的立牌。

日本对台湾犯下的累累罪行，绝非一句“过去之事”便可以轻描淡写地翻篇，必须被刻入人类集体记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日本一天不忏悔，便永无抬头之日。背着如此深重的历史原罪，日本一些势力根本没有资格以所谓的“殖民宗主”自居，没有资格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更没有资格公然挑战国际公理与正义。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来源：“朝阳少侠”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