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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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天津下着雪，陈长捷在司令部里捏着傅作义的电报，手抖得停不下来，死守天津四个字像钉子一样扎在心里，窗外探照灯扫过城墙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傅作义拍他肩膀说前途无量那会儿。
这个福建娃儿，乡亲们都叫他拾拾，从军校毕业一路干到中将，全靠傅作义拉着，一九三七年平型关一战，他师被打得剩不了几人，一九四〇年又逼着他给八路军开炮，后来阎锡山把他撤了，还是傅作义给他安排了位置，可这次电报不对劲，北平这边谈着条件，怎么偏偏要天津死守。
总攻那天下着冻雨，解放军的炮火把城墙炸得七零八落，陈长捷躲在地道里，听着一声接一声的爆破，忽然明白这封军令不过是傅作义用来谈条件的幌子，等他被俘时才听说，北平的城门早已经对共军敞开了。
功德林里，黄维总对着北窗发愣，1968年春天，护士们围在床边，听见他骂出傅作义三个字，谁也没敢搭话，病历上写的最后诊断是，长期焦虑导致心衰。
档案里夹着一九四九年的审讯记录，他总在念叨，他害了我，傅作义的回忆录里没提过天津守将，就像当年突然发那封电报，连句解释都没留，两个老人的命运，像两条线，在历史的褶皱里缠了四十年，最后躺在了不同的墓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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