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捕捉「道路里的中国」 他想呈现的是中国人的中国事件

清晨的浓雾尚未从秦岭山脊散去，谢延平已经发动那辆“三手甚至四手”的警车，开始巡视九曲十八弯的国道；与此同时，王利超正穿梭在西安老城的街巷里，用一口地道的西安话调解着市井纠纷；而在西汉高速上，贺超正准备开始又一天的巡逻……

这三位陕西交警，在各自的路上行驶了成千上万公里，然而，正是这三位“再普通不过”的交警，让《一路长安》剧组耗时三年，用镜头记录下他们平凡却动人的日常。

纪录电影《一路长安》近日获得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制作中项目（WIP）单元特别关注奖，并吸引到北京星河万物影业有限公司的关注，双方在金鸡创投组织的“一对一洽谈”现场沟通默契，顺利达成投资合作。

近日，该片导演沈东代表剧组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他说：“这不仅是一部关于交警的职业片，如果人生是一场旅行，这更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公路片，是一部关于普通人如何与生活和解的公路片。”

导演沈东曾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执行主编，此次他们将镜头对准了三位一线交警，试图通过他们守护的三条路，展现“道路里的中国”，以及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普通人如何面对“一地鸡毛”，仍能“自得其乐”的生存智慧。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却在平凡的坚守中，活出了让导演沈东为之动容的“通透”。

包晓更（左二）和沈东（右二）

这是一部人生公路片

“我们拍的，是一部‘道路里的中国’。”沈东这样概括《一路长安》。影片的镜头对准了陕西境内的公路网络——从西汉高速，到西安城区的街头巷尾，但路的本身并非终点。沈东解释道，他想呈现的，是“中国道路上，中国人的中国事件”，这句话恰好也是此次金鸡电影节给《一路长安》的获奖评价。

沈东介绍说，最初把选题推荐给他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摄影指导张华，“张华和前期制片人刘喆给我看了他们拍摄的一组西安一线交警纪实短片，被摄人物很多，非常生动，我很喜欢，就联络了曾制作过《大圣归来》《冈仁波齐》《大河唱》等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包晓更，她后来成为这部名为《一路长安》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也促成了联合导演、剪辑指导柯永权的加入，并有幸请到纪录片界的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雷建军教授担任监制。”

当被问及影片的风格时，沈东表示，他们选择了质朴而温暖的人文视角，这意味着镜头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沉入生活的肌理，去捕捉那些“承载了无数民生的场景”。在纪录片镜头中，秩序井然的法理与千丝万缕的人情并非对立，而是始终交织在交警的日常工作中，其间还自然流淌着一种来自民间的“幽默感与智慧”，最终构成了一种令人触动的真实。

沈东介绍说，拍摄时他定了两个原则：第一，关注点不在案件，而是人物。第二，不要刻意拔高，不能拍成宣传片，也不想刻意接地气，“我们希望选择有故事的人物，让他们在镜头中完全放松地表达。”

最终，《一路长安》被定位成了一部公路片，“公路片的主旨永远是关于人的成长，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或者是怎么和自己和解的过程。”于是，影片中的三条路，成为三位主人公人生的隐喻。他们在这条路上巡视、奔波，也在这条路上“去看外部世界，然后最终达成与自己和解”。

因此，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再是三位符号化的交警英雄，而是三个在人生道路上跋涉，并努力寻求自洽的普通人。沈东强调，他们有意淡化了职业的特殊性，“我们没有刻意去讲交警的专业性，讲的就是三个特别普通的小警察的故事。”影片的核心，是希望观众看到，在时代的洪流与生活的琐碎中，个体如何承载“同样的惶恐”，又如何奋力地“护你半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场内心跋涉。

从这三个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种“平视的温暖”

基于以上考虑，沈东说他们在寻找拍摄的交警时，刻意回避了让劳模成为拍摄主角。沈东表示，劳模值得尊敬，但《一路长安》想要寻找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褪去光环后，依然能打动人心的人情味。最终，贺超、谢延平和王利超三个一线民警的身影，让沈东和团队感到“太有人情味了”，这种难以言喻但真切可感的人情味，成了他们被遴选为这部纪录电影的核心标准。

沈东说，剧组从这三个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种“平视的温暖”。这种温暖并非来自轰轰烈烈的事迹，而是源于在琐碎日常中，他们依然能“过得比较能说服自己”的生活态度。“我们可能还在焦虑或者纠结的东西，他们已经说服自己不再纠结。”沈东强调，这种“不纠结”并非消极的“躺平”，而是“他觉得自己有存在感，这个存在感挺能说服自己，能够让他开心起来。在焦虑的环境中，这种‘自得其乐’的状态显得尤为珍贵”。

让沈东感到触动的还有一件事：“从拍摄到现在，四年过去了，这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升迁。我们拍的另外一大组交警，有很多人转岗了，或者升职了。”唯独影片中的这三位，依然“在原来位置干着一样的活”。在沈东看来，这是影片最贴近现实的内核。“你会觉得他们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太像了，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可能到退休前，绝大多数都不会有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那份工作。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虽然可能每天要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但是很难有‘一夜之间改变命运’‘买了张彩票之后就中奖了’那种事，这种不变其实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三条路 三个坐标

三种生存哲学

“你可以把这三个人物对比成一个公司里的三种人。”沈东如此解构《一路长安》中三位主人公的生命质地。在他看来，影片除了记录了交警的职业，还捕捉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上所淬炼出的三种现代人的生存哲学。“这三位交警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故事，分别代表了现代人在社会中的三种生存状态：抽离、奋斗与平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的困境与挑战，而这正是他们各自的生存哲学。”

秦岭深处，驻守着老交警谢延平。他所负责的路段，是那条蜿蜒曲折、九曲十八弯的山区国道。沈东回忆起初次在素材中见到他的印象——很像高仓健在《铁道员》中饰演的角色。“山里一下雪，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飘落的雪花中，身影格外有质感。”

但这种诗意背后，是与危险相伴的日常敬畏。沈东透露了一个未曾完全呈现在片中的细节：谢延平一直坚持只做副队长，因为前面三任队长都因公殉职了，这使得他们对大山怀有一种“迷之敬畏”。

为此，沈东决定在补拍中，着力刻画谢延平与大山之间那种复杂而充满诗意的联结。他分享了一次尤为神奇的拍摄经历：“抵达山顶时，天空竟开始飘雪。我们抓紧拍完所有镜头，待无人机刚一降落，雪就停了，太阳随即破云而出。那一刻，感觉山与人都通了心意。”在沈东看来，谢延平身上的那种通透感，正源于这种对自然与命运的深刻敬畏，以及最终达成的和解。

而奔波于西汉高速的贺超所在的路段被称为“全国排名前三的死亡高速”，所以，他在三人中过得最沉重。“他真的是见生死。”沈东认为这种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工作，给贺超带来很大影响。“他实际上是有点应激反应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有点刻意让自己不要太较劲。他的那种通透，与谢延平不同，是另一种清醒的自我保护。”

纪录片中关于贺超的部分，有个细节是沈东非常喜欢的：贺超晚上辅导完孩子作业，去上班，他们小区的小铁门是锁的，他把车开出来后，要再把铁门锁上。“从这个看似琐碎的动作，你会发现他特别小心……小心翼翼地开铁门，再谨慎地锁上铁门。他把生活过得非常的规整。”沈东解读道，“他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希望达到一个可控的结果，因为他工作中遇到的死亡那些事情是不可控的。”

交警王利超巡视的片区是西安城的铁路之外，号称“道北区”，一个典型的棚户拆迁区。而王利超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中长大。“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也是那个环境，”沈东说，“所以他待人接物，包括处理事情，有生活智慧。这种从市井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智慧，让他说话特别有那种老城味。”沈东认为王利超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是三个人物当中，想得最明白的一个人。

三条路，三个坐标，三种在时代洪流与个人境遇中寻找到的生存姿态，沈东认为他们面对困境、安顿自身的方式，或许也能为银幕前同样面对一地鸡毛的普通观众，提供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

用“克制”捕捉真实

拒绝“太文艺” 保留“人情味”

拍摄纪录片时，如何让主人公展现真实的一面，而不是“表演”？沈东说他们通常第一周是不会开机的。在他看来，纪录片的灵魂在于真实，而真实的代价是时间与耐心。具体到这次拍摄《一路长安》，沈东要求自己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原貌，并保持高度的克制。

“我们一般拍长片时，第一周会带着机器，但可能就放一边。”沈东描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刻意采访，只是跟着交警出去巡逻、体验，跟他们闲聊，“一周以后才会开机，但也不是采访，还是跟着他们跑。他们慢慢觉得摄影机在身边是个很自然的存在，表现也会自然。”

电影中谢延平的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沈东，“当时山上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放晴，他和老婆视频，给她看雪景，说‘你看这景色多美’，还补了一句‘看看你老汉多辛苦’。这句话非常动人，能感受到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就像我们下雪后去故宫，觉得太美了，也忍不住想和最爱的人、和好朋友视频分享。谢延平打视频的那个画面本身在构图上不算完美，甚至可以说有些粗糙，但我们当时捕捉到了，就毫不犹豫地用上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段，甚至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整部片子里最有灵魂的一个情节。”

沈东介绍，《一路长安》的拍摄分为两轮。第一轮是广泛取材，而决定影片最终样貌的，是第二轮针对性极强的补拍，这部分在影片中大概占了60%。补拍的效率之高让沈东都很意外，“基本上一个人物三天就拍完了，高效补拍的基础，是前期打下的深厚信任，大家很熟了，就能很快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为了将拍摄的侵入感降到最低，团队规模被压缩到极致。“我们这种拍摄不是一个大组，很多场景下，就是我作为导演，再带上一个摄影师。”沈东笑着回忆和摄影指导张华、被摄对象王利超一起拍摄的情形，“三个家伙就上路了，一路非常欢乐。在这种氛围下，拍摄对象才可能把你当成朋友，而不是来拍摄他的人。”

当海量素材进入剪辑阶段，新的抉择开始了。《一路长安》希望按公路片呈现，剪辑指导、联合导演柯永权按“公路片”逻辑构建了全片的结构：范围从大到小，最终包围城市，仿佛从卫星地图上看一个城市，它四面八方有很多张开的高速公路，慢慢地汇聚到城市的边缘，然后再通过一些次级路或者是国道渗透到城市的毛细血管——那些街巷里面。电影版剪辑也是按这个逻辑去做的结构：用贺超的高速公路片段开头，然后到了山中国道，最终出了山口，转进城市当中，将最抓人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故事推向前台。沈东特别提到王利超处理事故时与当事人的一段幽默对话，“我们当时看了都乐死”，他们希望影片能拥有“街边碰到熟人的那种会心一笑”，让观众觉得看起来不累。

同时，极度的克制贯穿始终。沈东坦言，他们拍摄了很多关于主人公家庭和内心挣扎的内容，但最终成片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我们会很尊重拍摄对象，有一些内容他们是不期望呈现出来的，我们其实是点到为止。”

这种克制，尤其体现在对情感的处理上。沈东说：“《一路长安》做得很克制，没有让人掉眼泪的部分。观众看完之后会有点感慨，感慨交警工作很不容易，但又不仅于此，你也许还能从这三个小警察身上吸取一点养料，缓一口气。”

用“说人话”记录真实中国

当被问及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自我定位时，沈东的回答带着鲜明的记者烙印，“我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拍什么艺术类的作品，我拍的是社会现实题材，就是这样。”他将自己的创作根基深深扎在新闻训练的土壤里，这也从根本上塑造了《一路长安》的方向。

沈东认为，纪录片导演目前主要有两种出身路径：一是影视科班，二是记者行业。这两种背景的创作起点会有所不同：影视出身的导演可能更关注如何拍得更美、蕴含更多寓意；而记者出身的导演，首要思考的则是“我看到这事，我希望把这个事往外报道一下”。

记者的职业本能，让沈东对纪录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标准：他格外推崇那种“说人话”的表达——从台词到叙事都追求生活化的质朴与真切。这种对真实语感的执着追求，贯穿于《一路长安》的创作全过程，使得影片中三位交警的言谈举止充满了生活本身的口语化和鲜活感。

然而，从记者到导演的转型，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沈东坦言，最大的劣势或许是“自我审视太强烈了”。这种审慎，不仅源于对风险的规避，更深层的是来自专业记者的“新闻伦理会更强”，“你会考虑这个播出后会对当事人有什么影响，会更多考虑对拍摄对象的保护。”

基于这样的背景，沈东形成了自己的纪录片观——不追求艺术化，而是社会现实的忠实呈现。他严格拒绝摆拍，除非在时间万分紧急且效果“大差不差”的特殊情况下。他更愿意“尽量去等到一些更真实的场景”，即使这意味着需要更多耐心。

他举例说明，即使他非常明确地希望拍摄对象说出某句话，也绝不直接要求对方演练，而是通过自然的闲聊，“希望他不经意地很自然地说出来”。这种对真实近乎执拗的坚持，定义了《一路长安》的创作伦理。

面对短视频的冲击，沈东坦承的确对长片造成影响，“国内许多青年导演的虚构类故事片也变得碎片化许多。”然而，沈东对此并不悲观。他认为，依靠单一平台就能制造出《舌尖上的中国》那样全民轰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但凡出现的这种全民轰动的，我觉得都属于特例中的特例，就跟抽彩票一样。”在算法导致内容越来越垂直、细分的当下，任何内容都无法保证全民接受。

但这恰恰坚定了他服务核心受众的信心，“一定有一批喜欢看纪录片的人。”在沈东看来，纪录片的价值从未因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减损。它或许永远无法成为流量时代的宠儿，但它所提供的深度、真实与思考，对于一批稳定且忠诚的观众而言，依然是无可替代的精神食粮。而他要做的，就是继续自己的方式，为这些观众记录下这个时代里，那些真实而动人的社会现实题材。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张嘉

排版/王静

微信号｜bqttfk

微信号｜bqyi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