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官职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1949年4月，一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青年人踏入北京城，写下了上面的诗句。

整整十五年，这位青年人周旋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戴笠等手眼通天的老狐狸之间。

一步走错，就是死局。可敌人非但没有怀疑，反而愈发重视他、

后来他升职太快，一度犹疑，专门写信请示中央。

而中央领导的回复很简单，“大胆往上爬。”

于是他继续往高处走，走到敌人会议的正中，走到刀锋之上。

那天，他终于走出了隐蔽战线。十五年暗战，换来此刻光明。

身处龙潭虎穴

1937年夏，天津局势已濒临失控。卢沟桥枪声刚响，日军旋即压境。

就在这敏感时刻，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迎来了一位新任书记长。

他叫李时雨，三十岁出头，大家只知道他是从西安“剿匪总司令部”调来的，手续齐备，级别不低。

谁也想不到，这个一副老派公务员样子的人，其实已在暗处潜伏多年。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县。早年只读过一年多中学，1926年随友人张敬载来到天津，一同考入南开中学。

九一八事变后，他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次年加入共青团，12月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入党不久，他便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骨干。1931年12月，在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南下请愿中，他是卧轨示威的主要组织者，兼任南京请愿队总指挥。

1933年4月，他与孙静云结婚。次年毕业后，组织上有了新的安排：派他打入东北军内部。

进入军队靠的是老关系。他早年在齐齐哈尔读书时的同窗张学孟，彼时已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经张举荐，李时雨被安排至“剿总”第四处，成为一名中尉办事员。从此，他的地下工作有了一个合法外壳。

从1934年起，李时雨一边在东北军系统里做文书，分析文件、收集情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秘密联系。

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侦察员，却在极端环境中完成了多项核心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内部派系激烈重组，形势复杂。他自觉无法再继续潜伏，决定撤离，计划前往北平，与“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于毅夫接头。

1937年7月，他和妻子途经天津，未料仅三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北方交通全面瘫痪，日军铁蹄踏入天津。

他们被迫滞留。就在此时，李时雨通过老同学于炳然，联系上了天津的地下党组织，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天津市委委员何松亭亲自与他对接。

两个月后，他交给李时雨两项任务：一、获取一台电台，并设法转运至北平。二、营救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冯骥。

这两个任务，件件都带风险。

电台机件由组织秘密运入天津，被拆分为三箱。李时雨将前两箱分批运回家中，由妻子孙静云藏匿。几天后，他以公务名义从伪法院借来车辆，顺利通过日军检查站，将电台装入车中。

他神色从容，车窗紧闭，车速平稳，一路驶入租界。之后，他将设备转运至法院办公室。

第三箱运送更为紧急，无法再用旧法。他换上常服，拎着箱子上了三轮车。

来到法国桥前被日军哨兵拦下，不许通行。

他索性下车，亲自扛着木箱徒步过桥。一路寡言，步伐平稳，哨兵未起疑。三箱电台机件最终全部转移到指定地点，为后续津、平间的无线联络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冯骥仍被关押在看守所，身份随时可能暴露。

李时雨制定了营救方案，先趁夜潜入书记室，焚毁全部卷宗。

翌日书记官惊慌报失，他故作愠怒，又装作“开导”：可向上级解释说文件毁于日军轰炸。书记官惊魂未定，连连点头照办。

几日后，他以“审查案件”为名进入看守所，单独见到冯骥。简单几句交代——改口翻供，坚称与共产党无关，是私人纠纷，被人诬陷。

他再通过内部关系，将冯骥的“案子”以“证据不足”轻轻带过。不久，冯骥获释。

这两件事，牵涉面大，操作空间极小。成败皆在毫厘之间。

事后，李时雨得到了党组织的书面表扬。

但比表扬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重新认识“书记长”这个身份的价值。

在敌占区，在日本宪兵和汉奸特务的包围中，他仍可调车、发证、见囚、救人。

这些“合法权限”，在他手里，就是穿透敌人的武器。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并不是只有枪林弹雨才是战场。在敌人的体系内，为我所用，同样能起关键作用。

“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

1939年秋，党组织要求李时雨设法进入汪伪政权的决策体系，收集关于日伪勾连的政治、军事情报，建立可靠传输线路，将重要信息及时送往延安。

此前，在天津伪法院担任书记长时，李时雨早已积累出一套对敌掩护经验。

李时雨夫妇在上海留影

身份清晰、履历干净，有能力，又通晓伪政权内部规则。

凭借这一套的背景，他很快通过引荐，担任伪“立法院”立法委员。

而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则是立法院院长，李时雨就在他的手下工作。

他利用这个契机接近陈公博，逐步进入汪伪高层圈子。

他开始列席多次汪伪高层会议，哪支伪军要调往何地、日军将如何借道布防、各类协定在何时秘密签署，所有信息都能从起草逻辑、文字修订中读出蛛丝马迹。

陈公博

他每天在文书中筛选线索，夜里在掩体中写成情报，随后通过地下交通站密送延安。

1941年4月，上海伪政权出现调整。陈公博由南京被调任上海市长，同时兼任保安司令。到任第一天，他就点名李时雨，升任为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负责筹建保安司令部的组织结构。

李时雨明白，真正的渗透机会来了。

他以筹建秘书处名义，从交通、法务、人事各线吸纳进几名中共地下党员；又借人事调整之机，将其中两人安插至档案管理与外事收发口。

这两个岗位，皆为“信息最密集、流通最广泛”的单位。

此后几个月，李时雨所掌控的，不仅是保安司令部的信函往来，更是整个汪伪系统的上行下达。

由于仍保有“立法委员”的身份，他可以在宁沪之间自由通行，出入租界、搭乘军用专车、会见各级日伪军政人员，少有障碍。

北方分局得知此情，迅速调整布局。在南京下关车站设立情报转运站，任命李时雨为“情报特派员”，由其妻孙静云担任机要员，接收加密文稿。

社会部又派遣杨宁（化名杨德修）赴沪，入职保安司令部少校军官职务，掩护实际联络职责。三人成立党小组，由李时雨任组长。

地下网络至此完成。

保安司令部秘书处负责对外联络、文件编发，几乎所有与军事布防、特务布控、日伪协调有关的文件，都会经过李时雨桌前。

1942年，日伪对新四军展开全面“清剿”。汪伪政府成立“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任副主任，同时兼任上海分会负责人。

清乡分会设四个处室，李时雨被任命为第四处处长，职责是“清乡人员监管与督察”。

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位置。

他开始接触清乡布防图、敌军行动计划、警备驻地安排，所有动向提前数日生成。日军在江苏、安徽、浙江的重点扫荡任务，以及配合路线、伪军调度、后勤补给计划，几乎都通过李时雨手中发出。

他将情报批注后，交由孙静云送往转运点，最快三日便可传达至华中野战部队。

于是，敌人刚下达指令，新四军已先一步完成转移；敌人刚抵达村落，伏击火力已全部展开。

一次次“精密围剿”变成空营扫荡，一次次“突袭作战”反被拖入火力包围。

日军多次训斥陈公博“执行不力”，陈公博则公开斥责参谋长和团长“调度失误，全是饭桶”。

他愤怒地翻看一份又一份简报，直到最后也未能意识到，情报的源头就在自己的办公室。

1943年，李时雨获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可以说他此时一人就肩负着汪伪的党、政、军、警四重职务，置身敌人中枢。

这是他潜伏生涯的高点，也是风险最高时刻。

为掩护身份，他开始强化“廉洁政治”姿态。清查横行乡里的伪军军官、处罚走私烟毒赌品团伙、整顿保安队人员作风，不少举措甚至超出陈公博本意。

上海滩一时传言“李处长是清官”，连日军联络官五十岚也公开夸奖他“执法如山”。

不过李时雨心里并不安稳。

高位意味着集中暴露。他与日伪高官往来频繁，政务牵涉面广，一旦遭遇敌方审查或反间排查，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牵连整个地下系统。

他将忧虑通过秘密渠道传至延安，提出是否应主动撤离或调岗。

一次机会，夫人孙静云北上时带回了中央领导的口信——

“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李时雨不再犹疑。

这段时间里，他处理的指令、布置的人事、改写的批文、转抄的密件，数量无法统计。

期间不知有多少汉奸、特务、双面间谍，在他的安排下被调离、被拘捕、被销案、被处置。

他以敌腹之职，控敌政之骨。

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抗战胜利前夕的上海，暗处却仍是刀光剑影。

对像李时雨这样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而言，敌人撤退并不意味着任务完成。相反，一场更隐秘的较量正在悄然开始。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汪伪政权土崩瓦解。

这时，一个熟人出现了。余祥琴，伪政府时期的上海律师，曾与李时雨有过工作往来。

如今却另有身份：军统“沪交指挥站”负责人，直属戴笠领导。

他劝李时雨加入：“不是正式编制，不查履历，只是运用人员，用化名都可以。”他口中的“运用人员”，其实就是外围特工。

李时雨警觉，这种“试探性吸纳”，就是军统争夺特务资源的手段，一旦身份暴露，便是死局。他立即向延安汇报组织，等待答复。

数日后，批准电文到达。党组织判断：军统仍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关键目标，若能打入内部，有极大战略价值。

李时雨顺势接受安排，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

进入军统后，他迅速熟悉内部格局。

二组负责日常社会动态、进步分子动向、地下党活动情报的收集与研判，是军统在上海最敏感的部门之一。

借此，他直接接触到大量指令、通报、监控名单，所见之多，远超以往。

他将线索整理，加密后通过妻子孙静云转交北方联络站。得益于这些信息，党组织提前掌握军统“黑名单”，多名被盯梢或即将遭遇暗杀的同志得以及时转移。

最惊险的一次，是一次突发线报。一名特务送来密件，称某地下党支部将于当晚召开会议，具体时间地点俱全。李时雨不动声色，迅速下令部署“监控围捕”，并同步回家，让妻子连夜通知该支部紧急取消会议。

军统扑了空，同志无一受损。

除了情报线索，二组还承担“肃奸”职责——清剿汪伪残余高官。

总部列出百人名单，要李时雨限期报送详细住址。他对其中这些汉奸早已恨之入骨。

这一回，他没有手软。提交的名单精确详实，数日内，数十名汉奸落网。

军统高层震动，称其“内线准确、执行迅速”。戴笠亲自批示表扬，召他进南京见面。

但正是在他声望最高时，危险骤然降临。

一封来自华北的密件，引爆了风波。

天津宪兵队在清查旧档时发现，1930年代曾破获一宗中共地下组织案件，被捕人员中包括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

线索层层上报，最终送达上海军法处。处长沈维翰亲自起草电报，密报戴笠，建议即刻抓捕李时雨。

戴笠并未批准。他认为李时雨立场明确、工作出色，应属误会，且可能是军统内部倾轧所致。他下令暂缓调查，保李时雨不动。

然而，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返回南京途中，专机失事，坠毁于江苏秣陵。戴笠死讯传来，军统内部顿失平衡，原本压制的暗斗迅速激化。

不到半年，军法处与督查处秘密联手，决定绕开程序，私下拘押李时雨。

9月17日，李时雨原计划乘机赴北平，准备经东北转道联系陶铸组织线，悄然撤出。机票已购，行李已收。

就在起飞前一晚，他被军统特务带走，关押于军统秘密看守所。

三个月的羁押，伴随着连续酷刑。毒打、压杠、灌凉水、剥夺睡眠……敌人始终未能从他口中挖出一句有价值的供词。

1949 年 4 月，穿上解放军军装的李时雨

与此同时，党组织在外围展开营救。舆论、关系、公文三线施压。最终，案件被转送法院，李时雨被移押至提篮桥监狱，公开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

但国共形势已然逆转。解放军节节推进，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夜，李时雨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迅速与张执一接上组织关系，党组织立即安排他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身份继续活动。

李时雨继续出入国民党警备、军务、金融等机关，广泛接触，婉转传达政策，同时多次提醒对方：“保留档案，保存资料，日后总会用上。”他言语恳切，态度平和，不少人被他说服。

但他的活动也引起了旧军统头子、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毛森的注意。毛森下令对其展开全天候监视，曾多次派人跟踪。

张执一立即决断：必须撤离。

4月，李时雨与孙静云启程，从上海转道香港，再赴北平。在中共驻港办事处掩护下，完成情报交接。

数日后，他终于抵达刚刚解放的北平。

自1934年潜入东北军起，李时雨已经在敌营深潜整整十五年。

此刻，他终于脱去伪装，穿上那身属于真正人民战士的军装。

晚年，他和孙静云将一生积蓄捐给黑龙江家乡，设立“李时雨奖学基金会”，专资助当地寒门学子。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参考资料：

地下工作者李时雨 王树仁
李时雨:虎穴龙潭建奇功 陈静
红色特工传奇之:潜入汪伪核心的“窃听器”李时雨 于继增
敌营搏斗15年的李时雨 王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