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工作团：1万名平津文科学生，如何被动员起来随解放军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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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2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决定在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的基础上，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停战。1月31日，北平正式解放。2月3日，北平举办隆重的解放军入城式。全体北平市民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据北大学生罗荣渠日记所记，2月2日晚得知第二天要举行入城式，遂于早晨6点半起床，7点到食堂吃午饭（入城式持续整个白天，故以早饭代午饭)，8点在民主广场列队集合出发。

以下是他日记所载：

早于罗荣渠14年入学的老北大学生张中行也在欢迎的队列中，他随当时的工作单位贝满女中参加欢迎仪式。

以下是他对这一天的回忆：

北大西语系学生梁再冰在上年12月北平被围的前一刻赶回清华园家中，2月3日这天也随清华大学的队伍进城欢迎，她回忆道：

上述三位于不同年份入学的北大学生分享着关于解放军入城式的相似记忆。

例如，当天是风沙天气，很冷；迎接仪式持续很久，以致大家在欢呼兴奋后不约而同地感到饥饿；对解放军战士们印象良好，对解放军队伍展示的美式装备印象深刻，等等。

此时正在北平访学的美国汉学学者得克·博迪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他在日记中记道：“对美国人来说，这次检阅尤其难忘，这基本上是美国军备的一次展示，实际上所有这些武器都是在两年半时间内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可谓心情复杂。

入城式结束后，北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大四院礼堂举行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北大的地下党员全数参加，从此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地上公开状态。

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以学生的身份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的北大历史系学生肖松在这次会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大学总支部书记。也恰是因为北平已经解放，围城期间搬入红楼集中居住的北大农学院学生陆续迁回了罗道庄。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大。随后，中共在北平各大学发起了一场参军参干的运动。

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扩大会议（统称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估计，中共有可能在解放战争的第五年（即1951年)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这就意味着未来需要训练大批干部：

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需新增大约53000名干部用于接管新解放区，“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便成为各区各级党委当前的重大任务”。

为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华北局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鼓励北平学生去解放区。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中共对干部的需求更加迫切。2月15日，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三大学）开始在北平登报招考知识青年，大中学生、公教人员、失学失业青年们等纷纷报名。

截至3月15日，报考华北大学的有9000余人，报考华北军政大学的有3500人，报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有17000人，以上3所大学的录取人数分别为华北大学5468人，华北军政大学1747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8344人，三大学共录取15000余人。

4月，3所大学宣布继续招生，15000余人应当不是最终的录取总数。由于缺乏新区干部，除华北局方面通过上述3所大学吸收干部之外，从东北来北平的第四野战军也需要一批干部随军南下。

北平解放后，四野将继续南下解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毛泽东估计，随着这些地区的解放，缺干部的问题将愈加突出，故于1949年2月电示包括四野在内的各野战军：“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

2月15日，四野请示中共中央：“在与北平学生联欢中，自动请求参加军队工作，是否允许我们在市委统一计划之内直接吸收1万人”，即在平津地区招收1万名学生作为新解放区的干部。

2月17日，中共中央电复四野：

四野接到这一指示后即与华北局及北平、天津两市委商量，于2月24日决定：

可见，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南工团）的动员对象以文科学生为主。

当时国家缺乏理工医农等实用专业的人才，故对于这些专业的学生，一般鼓励读到毕业。此后，北平和天津两市进行了分工，北平负责为南工团招收4500名学生，天津招收3000名学生，为此在北平成立南工团第一分团和第三分团，在天津成立第二分团。从1949年2月下旬开始，南工团开始了招生工作。

报名最踊跃的是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华北学院等私立大学。解放前，这几所学校是北平保守学生的大本营，解放初期，这些学校失去了经费，学生也认为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没有前途，故“大部或几乎全部报考”三大学或南工团，以致“校内已不复成班”，北平军管会建议将这些学生“充分吸收于三大学”。

相比于私立大学的学生，北京大学学生面临的抉择更加复杂。他们一方面难以舍弃学业；另一方面，解放前他们大多已经倾向中共（至少是中间立场)，此时迫切希望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事业中。显然，二者很难兼顾，即便决定立即参加工作，也要考虑是就地参加北平市政工作，还是报考三大学或南下工作团。

实际上，几种选择常常纠缠在一起。1949年2月初到3月初的1个月里，罗荣渠在日记中记到自己及同学的“一变再变”。

2月4日是解放军入城式的第二天，罗荣渠自述“想追随狂潮‘动'一下”，但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着“追求真理的价值体系与追求社会功能的价值体系之冲突”，“个人的得失与自我牺牲之顾虑”。

不同于多数同龄人，罗荣渠早早确定了以学术为志业，但他也很清楚，时代所需要于他的并不是多么高深的学问，而是为人民服务。徘徊于追求个人理想与顺应国家需要之间，他陷入天人交战之中。

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们先是踊跃地参加了北平市政工作（即帮助市民把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券)，他“心里剧烈地发生冲突，矛盾得很厉害”。

可是几天后，这些同学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表示要退出这些工作，回到学校读书，令他自警：

但身处那个火热的时代，他并没有“坚定”多久，3月7日，他偶然听说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来北大招收学习俄语的学员，“当即下决心放弃北大及北平，上东北去学习俄文。那时，我几乎没有经过一分钟的犹豫或考虑”。

随后，数十位相熟的同学听说此事后，也纷纷报名，包括此前已经参加北平市政工作的那位同学，也表示要“丢掉目前的工作，决心甚坚”。可见人在时代狂潮面前，很难有定见，或者说，个人选择在时代大势面前比较微不足道，更多的是随波逐流。

1949年3月14日，罗荣渠等几十名北大学生启程前往哈尔滨，临行前，又来了十几位罗并不认识的北大法律系学生要求同去，系“闻风而来”。

北平市委在动员学生参加南工团时，优先动员文法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法学和政治学专业，对理、工、医专业的学生则一般不动员。

不仅南工团如此，三大学在招生时也是如此。这是基于中共对这些专业的政治性质的认识，即“课程内容反动，必须根本否定者，以法学院或法律系课程为代表，政治系、社会系等基本属于这一类”；人文学科“部分暂时尚可以采用，或者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的学生大量参军参干，如同罗荣渠在日记中写到的：“法学院最热烈，经济系二年级差不多全走光了，法律系、政治系也大批走，真是走得空得有点凄惨。”

政治系学生高尔森回忆，到北大后他一直牢记父亲的叮嘱“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定要坚持把大学读完”。因此，无论身边的同学怎样，他一心留在学校读书。但没过多久，他意识到“政治系和法律系的学习气氛不浓，老师教书和学生学习的劲头都不足，甚至连学英语也提不起劲来。想转系的人不少”。由于“政治系前途暗淡”，他想转到西语系。

西语系学生梁再冰此时同样缺乏学习热情：

随后，梁再冰决定“走出学校，为老百姓做一点事”，遂报名参加了南工团第一分团。她的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不同意，劝她读完大学再工作。

最后，她取得了父母的谅解：参加南工团一年后再回来完成学业。

但如同绝大多数随军南下的学生一样，她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没能履行对父母的诺言。多数学生参加南工团，多少都怀着“短期革命”的想法，以为南方解放后还可以返校读书。

1949年3月中旬，南工团副团长陶铸对第一分团学员说：“要革命就干到底，不要再想回到学校里去；中途再回学校就是开小差。”

这引起学员思想的波动，他们心想：“现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革命是革命形势的需要，将来再回学校学习也是为了参加祖国建设，有何不可。”

陶铸后来对学员们进行了安抚，但事实上，南方新解放区地域如此广大，需要的干部数量如此多，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如此繁重，因此很少有人再回学校读书。

北大参加南工团的学生约有500人，约占全校总学生人数的1/4，虽不至于像私立大学那样因此而办不下去，但毕竟也不算少。况且，解放后，高等院校还要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也不宜过于鼓励学生弃学。

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市委于1949年6月就学生南下问题向华北局建议：

1949年8月1日，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和第三分团离平南下。少数党员被派到南工团随军南下，多数党员则留在大学继续做学生工作。但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在学校的这些人也必须重新调适各自的角色和职责。

1949年4月10日、4月22日、5月14日，北大党总支先后三次就党组织从地下状态转入公开状态后该如何开展工作进行讨论，决议：今后学校党组织的任务已不再是领导群众进行学生运动，反抗反动政权压迫的斗争，而是要团结广大群众把教学与学习搞好。

为此，学校党组织应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具体工作：第一，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搞好学习这一中心任务；第二，明确规定学习时间与课外活动时间，课外活动不能妨碍正常的业务学习；第三，有步骤地改革学制，增加政治课；第四，确定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的比重，政治学习应系统生动，但时间不能太长。

1949年8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副书记蒋南翔在北京市青委的一次会议上再次谈到解放前和解放后学校工作基本性质的变化，即解放前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为主，参加人数较少，亦不公开，“现在的学校工作必须由消极反对旧的到积极建设新的；由秘密到公开。学校中的工作方针、工作方式、组织形式也都要随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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