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何赛飞说：“我从小和爸爸相依为命

演员何赛飞说：“我从小和爸爸相依为命，但他在五十出头的时候去世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孤儿了，因为那个时候妈妈虽然还健在，但从来不联系。”
何赛飞1963年生在浙江舟山，一个渔村，她的童年记忆，跟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名演员”完全不是一回事。
她5岁那年，父母离了婚，姐姐和尚在襁褓里的妹妹跟着母亲走了，只有她留在了父亲身边，那时候，邻居谁家离了婚都会被指指点点，更别说一个男人带着小孩过日子，何赛飞那几年，心里头其实明白，家里是有个缺口的。
白天跟着父亲去田里干活，晚上两个人吃饭，一个人炒菜，一个人站在灶台边递葱蒜，饭桌上没什么话，父亲本来就是个不太善言辞的人，多数时候只是在教她识字，偶尔唱唱老曲子。
何赛飞的父亲年轻时是文化人，懂点乐器，喜欢弄些小调子，她小时候，家里没什么像样的玩具，父亲会用手指敲着桌面教她拍节奏，有时候用废纸卷做成话筒，假装开演唱会，父女俩在狭小的屋子里演得不亦乐乎。
其实那时候的何赛飞，最在意的并不是舞台上的灯光，而是父亲的一个眼神——只要父亲在，她心里就踏实。
日子慢慢过去，越剧电影《红楼梦》和《碧玉簪》进了村，那是她十几岁的时候，村头小放映厅挤满了人，何赛飞第一次看见舞台上那些衣袂飘飘的女子，心里“咯噔”一下，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回家后她在灶台前学着女主角的手势，父亲看出来了她的兴趣，没有劝她务农，反而鼓励她：“想学你就学，不怕吃苦。”
那年，她19岁，父亲拉着她一块去报了岱山越剧团，农村女孩子，没什么资源，全靠自己一遍遍地练声、压腿，父亲不懂专业技巧，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陪她在村口的小路上跑步，捡柴火的时候顺便给她理顺嗓子。
1982年，她进了越剧团。那时候舞台简陋，后台都是木板搭的，刚进团没人注意她，她不服气，连喝水都省下来排练，生怕被别人落下。
有一年冬天，脚都冻肿了，父亲送来一双老棉鞋，鞋底厚得笨重，她嫌丑，父亲说：“不丑，跳得好才不丑。”她记住了这句话。
后来，命运的安排有些让人说不清，妹妹也进了越剧团。那天何赛飞在后台化妆，突然听见外头有女孩喊自己的名字，她愣了一下，抬头正好对上妹妹的眼。
姐妹俩没太多叙旧，甚至没抱头痛哭，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互相看了很久，那种血脉亲情，明明白白地在空气里转了一圈。
后来两姐妹都进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了团里的招牌，1985年春天，父亲突然查出病来，那时何赛飞也才二十多岁，正是台上的主角，父亲住院，她请了长假，守在病床边。
医院的走廊总是冷的，何赛飞坐在塑料椅子上，守着父亲输液，有次父亲烧得昏迷，说了几句糊涂话：“你以后要自己过了，别怕。”她当时没哭，只是点头，心里像被人用指头戳了个洞。
父亲弥留那天，她站在病房外头，手里攥着医生给的账单，医药费不够，她只好去亲戚家借钱，父亲走得很安静，只说了一句：“你要记得吃饭。”
过了好几年，何赛飞都时不时梦见父亲喊她回家吃饭，人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可她知道，她是父亲最后一件体面的衣裳。
父亲走后，她搬进单位宿舍，那种孤独感，不是一下子冲上来的，而是日子一天天地推着你往前走，每到夜深人静，要是没有排练和演出，她就会盯着天花板发呆。
母亲还活着，但两人不联系，她曾经试着打电话，母亲那边总是冷冷淡淡的，不是不想理，而是不知道怎么理，她明白，母亲有自己的难处，这个家从一开始就不是完整的。
后来何赛飞演了《五女拜寿》和《红楼梦》，电影里她演的妙玉，是个清冷孤傲、心有结界的人，很多人说她演得好，是因为有生活的积淀，她自己也清楚，角色里有她自己的影子。
演戏的时候，她能全身心地投入，甚至拍完一场撕孝服的戏，情绪激动得手都在发抖，导演让她休息，她还沉浸在角色里，久久不能自拔，她说，戏子入戏深，有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现实和舞台。
何赛飞的感情生活很简单。20岁那年，她认识了丈夫杨楠，是老师的儿子，两个人在剧团里碰到，杨楠为人踏实，不会甜言蜜语。相恋五年后，两人在1988年除夕夜结婚。
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是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丈夫知道她事业心重，支持她晚生孩子，十年后，何赛飞才生了儿子，让儿子随自己姓，孩子出生后，杨楠主动承担起照顾的责任。
何赛飞拍戏常年不在家，有一次回家，儿子竟然认不出她来，她当时愣住了，一晚上没睡，第二天就去找单位申请调动，把工作调回上海，她说，家里要有人在，才叫家。
母亲多年未见，直到年老多病，何赛飞才去看望，还给母亲洗头，她心里明白，母亲是个弱女子，那些年的冷淡和疏离，其实是无奈。
她没有和母亲彻底和解，但做了该做的事，心里不再纠缠，这种释怀，是大半生的积累，和一夜之间的顿悟。
现在的何赛飞，生活很普通，偶尔在综艺里露面，更多时间在家陪伴家人，她不爱提过去，也不爱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