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韩庆祥等：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三维解读

韩庆祥等：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三维解读

党建治学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区别于传统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在文明价值理念之维，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扬弃资本文明观下人的异化境况；在文明实践路径之维，它以文明发展路径多元化取代“历史终结论”的逻辑预设，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单数文明观的迷思；在文明发展趋向之维，它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内核，践行“胸怀天下”的共同体逻辑，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协作，打破狭隘的地域主义的文明观。人本文明观、复数文明观和人类文明观这三个维度的文明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人本文明观锚定了价值核心，复数文明观明确了实践路径，人类文明观拓展了发展视野。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这一文明观的范式革新，不仅创造了兼具社会主义属性与人类关怀的文明新形态，更为重构全球文明秩序锚定了新坐标，凸显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明观构建的历史价值与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本文明观；复数文明观；人类文明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①在这一“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环境的现实挑战，更需直面西方在话语上的霸权。“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②这种话语上的叙事扭曲，不仅干扰了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知，甚至会从思想根基上动摇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信念。面对这些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文明发展路径，推动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更是彰显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为我们确立符合历史潮流的文明价值理念、开创克服全球性问题的文明实践路径、寻求适应世界总体变化的文明发展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因而，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不仅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澄清价值误读的理论需要，更是我们在新征程上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斗共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这一主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侧重于从某一具体内容出发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内涵，如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或生态文明某一维度展开具体的阐发。其二，侧重于从对外关系上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① 其三，侧重于从理论来源和文化根基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观念成果，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势。”②现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自我阐释”，呈现碎片化特征，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研究，尤其是鲜有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文明观的多元坐标系中，与西方等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文明观展开对比分析，因而也未通过对比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本文尝试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阐释两者在文明价值理念、文明实践路径以及文明发展趋向上的不同取向，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

一、文明价值理念之维：以人本文明观扬弃资本文明观

以资本为核心的文明观将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视为唯一目标。在这种以单一目标为导向的文明观影响下，社会生产力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社会关系却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人”的逻辑变成了“物”的逻辑。与资本文明观不同，人本文明观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逻辑，建立健全人民共享文明发展成果的保障机制，并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明发展的价值旨归。

（一）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理性经济人”为中心

资本文明观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表达，服务于资本增殖这一特殊目的。尽管资本谋求增殖的狂热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④ 一方面，处在交换关系中的人被高度抽象化为“理性经济人”，即人被视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彼此孤立的原子个体。这种人的抽象化将人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丰富的历史维度以及多样具体的需求中剥离出来，“现实的人”被彻底简化为服务资本增殖的抽象经济符号。另一方面，由交换关系形成的纯粹金钱关系构成整个社会运行的抽象法则。金钱关系由理性的市场主体参与交换构成，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幅自由且平等的场景，但事实上，不过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以及交换过程中享有的形式平等而已，背后掩盖的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实质性不平等、不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言：“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

“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②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本文明观代表着一种根本的价值转向，彻底颠覆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即人不再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手段，而是文明发展的最高追求。具体而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具备显著普惠性、整体性的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既在量上致力于使“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③以不分阶层、地域、民族的整体人口迈进现代化从而彰显普惠性特质；又在质上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兼顾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等多方面需求，致力于为每个人全面发挥自身才能创造充分的社会条件，进而从主体角度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特征。中国 ７０余年的现代化历程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解决“有没有”到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不仅充分彰显出共同富裕的新成效，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历史性统一。

（二）价值保障：文明成果的人民共享与资产阶级独占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这一所有制形式不仅是伴随资本主义文明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基础，而且构建了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劳动者同劳动产品所有权相分离的分配秩序，最终形成了“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参与生产的劳动者不仅无法享受文明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反而要承担文明发展过程中劳动强度加剧、生活风险增加等各种痛苦。然而，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却无法摆脱生产者与所有者分离的异化这一困境。

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的解放以及社会状况的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④ 收入分配的方式则直接影响着文明发展成果能否由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根本目的，⑤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合理化的现代分配体系，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同时又为全体人民共享文明发展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①这一分配制度涵盖包括直接收入、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自愿捐赠等多种分配方式，具有政府主导、市场调节、个人或社会组织自愿的多重主体，在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中构筑多层次的分配结构。与此同时，“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② 立足于社会保障长远发展，“建立起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③ 从而从根本上避免西方“福利陷阱”对经济发展的迟滞影响，并在同向共进中构建合理化的分配体系。

（三）价值旨归：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资本无限增殖

资产阶级的资本文明观为了对“物的统治”这一社会现状展开辩护，以“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片面化的意识形态，对资本积累、扩张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目的进行包装以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有意忽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人被全面异化的境况。首先，人与人之间浓厚的情感被异化为工具性互惠关系。“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④其次，人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被异化为对“物”的单纯占有。资本逻辑通过消费主义、文化工业等手段，大规模打造虚假需求，使得“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⑤ 最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被异化为单向度的征服、榨取关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资本统摄着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生产力被片面地理解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社会生产力”，致使自然界所蕴藏的巨大生产能力即“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为人们谋取“资本生产力”最大化的牺牲品。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⑥使人们从蒙昧、封闭的野蛮状态走向具备“自由”“理性”的文明状态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⑦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是抽象的价值论断，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长足进步。比较直观的数据如生理意义上的人均预期寿命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３５岁跨越式增长至 ２０２４年的 ７９岁。“中国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①当然这并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首先要聚焦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然后在满足人民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提质增量，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精神境界，进而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前提性条件。

二、文明实践路径之维：以复数文明观解构单数文明观

为了满足资本对内剥削、对外扩张的需求，以资本为核心驱动的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宣扬单数一元文明，其核心在于“认为文明只属于西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包括其野蛮方面）都称为‘文明’，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要么野蛮，要么不开化，因而西方可以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② 这种单数文明观把自身特殊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宣扬“西方模式”不分地域、民族的适用于一切文明，并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隐形渗透与显性强制结合的手段向外输出自身的文明发展模式，企图将所有的文明都改造成符合西方文明标准的模样，从而使多样文明变得单一化、同质化。复数文明观则是认可并鼓励各个国家探索多元的现代化路径，这一文明观的特质在于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独立性，旨在满足不同民族国家对文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复数文明观的深刻意蕴，“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③并以文明发展方式的可选择性、文明发展布局的全面性以及文明发展动力的多元化为特质，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之路。

（一）文明发展方式的选择：“并联式”与“串联式”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对后发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的科学解答，这不仅对后发国家是否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作出了肯定性的回复，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④即说不存在一种局限于特定时空背景的、固定化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后发国家并不需要完全遵循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现代化发展模式。然而，单一线性论者却将西方“串联式”的发展方式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独断地认为所有的文明不论具体情况有何差异，都必须要遵循这一线性演进方式。无可否认，“串联式”的发展方式的确在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⑤它是以“并联式”方式发展的结果。

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求中国采取根本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发展方式。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进程中面临着任务压缩、问题压缩的双重压力。所谓的任务压缩，是指我们不仅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二百年内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还要实现后来居上的目标；所谓的问题压缩，是指在现代化不同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集中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甚至可能会同时出现在我国。任务的多向铺展、问题的横向堆积决定了我国推进文明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就世界历史环境而言，西方历时态的文明发展成果在中国以共时态的方式呈现出来，决定了中国能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这为“并联式”发展创造了前提性条件。国内、国际双重的复杂环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展开时要处理好诸多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关系，既要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二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要兼顾好社会公平正义，有效规避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三是要处理好开放与自主的关系，既要不断吸收人类社会中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又要坚守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四是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既要推动社会进步，又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总之，复杂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单一线性的发展方式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联式”的发展方式不拘泥于文明发展的时序限制，以高度压缩时间、任务多线进行的方式展开，有效满足了中国推动文明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文明发展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与“单一向度”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金钱关系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运行法则，利益至上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行为导向，一切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只是为了保障资本能够实现无限增殖，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单一维度的经济现代化，因而其发展布局自然也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单一格局。

邓小平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②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单一经济维度的现代化，而是在“五位一体”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中形成整体效应。如若物质文明快速发展，没有政治文明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社会文明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生态文明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精神文明提供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么，物质文明的成果不仅难以维系，甚至会出现文明成果被消解的后果。相反，如果没有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只能沦为空谈。值得强调的是，“五位一体”框架下“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即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这既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键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与奋斗目标”。①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② 精神生活的充盈、物质产品的丰富不以资本逻辑塑造的虚假需求为导向，而是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此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内在包含生态文明建设，以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指向，“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③ 由此观之，“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根本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一元主导格局，而是致力于将社会关系回归于人本身的多元全面发展。

（三）驱动文明发展的力量：复合多元与资本驱动

西方现代化从表面上看构建了一种以货币为万能之物的整体秩序与运行逻辑，但实质上，“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④ 货币不过是资本的实物形式之一，货币的流动服从于资本的“经济权力”，资本实际构成驱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资本视为单一驱动力，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将“政党意志”或“国家意志”视为现代化的动力来源，而是将党的领导力量、人民的主体力量以及市场的资源配置力量综合起来。其一，发挥党的领导力量。百余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涵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等在内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系，在各个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可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命运。其二，强调人民的主体力量。历史地看，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深厚的智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由人民群众开启的，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模式是人民群众自发实行的。可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⑤ 其三，调动市场的资源配置力量。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而且又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以自发的形式促进不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较大程度地激活市场主体，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正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⑥这种以党的领导力量、市场的资源配置力量和人民的主体力量为组合的驱动模式，既能够有效发挥资本的积极效用，又能够规避资本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还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促使资本、劳动、管理、技术、知识等现代化各种要素迸发活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在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所形成的文明发展之路自然也应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持有单数文明观的资产阶级却只强调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性与崇高性，并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②脱离实际的强制性移植，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造成本土传统文化的断裂甚至湮灭、原有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瓦解、国家发展路径的模糊甚至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③

三、文明发展趋向之维：以人类文明观打破地域主义的文明观

文明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实践路径不同必然会导向不同的文明发展趋向。特别是，“文化多元论意识的增强，促使人们更多地偏执于‘特殊主义’或‘地域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对人类普遍价值理想和道德规范的信心大大减弱。”④正如此，西方有学者以语言、宗教或种族等特定标识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多个“文明板块”，并预设这些板块在本质上不可调和甚至必然会导致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地域主义的文明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手段，旨在实现资本增殖的特殊目的。因此，尽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⑤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生产力的全球扩散，但其文明扩张的本质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构建了等级分明的世界分工体系，塑造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使世界呈现碎片化的文明隔阂状态。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类文明观为指引，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为终极指向，彻底摒弃“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与“文明优劣”的霸权逻辑，以“一带一路”实践行动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借鉴，更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文明走向包容共生、共同繁荣的未来方向。

（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除文明隔阂

地域主义的文明观始终将实现特定区域利益最大化视为自身的核心内容，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特定“文明板块”的优势地位甚至霸权格局。这种狭隘的认知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在经济领域，催生排他性贸易保护主义，割裂全球贸易往来；在文化领域，某些国家借地域主义逻辑强制推行基于特定价值的文化理念，引发认同危机；在科技创新方面，表现为知识垄断与技术封锁，限制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可见，文明隔阂作为人为制造的文明裂隙，不过是阻碍文明交往进而实现特定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手段。与之相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深刻揭示了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及其整体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马克思的文明理论以及“真正共同体”理念在 ２１世纪中国的创造性表达和发展，是基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并进一步深化这一事实而作出的判断，即“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表征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在共同的世界背景下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践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智慧消解不同文明因文化习俗差异而形成的傲慢与偏见，在文明交流中超越文明隔阂。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以整体性为基础，倡导以“天下一家、求同存异”作为价值追求，主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相处之道，旨在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自工业革命以来，处在不同文明中的人类因工业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而形成日益紧密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全球性危机。可见，不同文明始终处在荣辱与共的整体环境中，任何文明都不能置之度外。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通过一系列的互联互通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共建国家带去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更是为人类文明实现整体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在文明研究的语境中，地域主义的文明观作为一种以某一特定文明为中心的认知框架，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往往被抽象化为某种具备“神性”的“普世价值”，即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则是其惯常论断，其核心在于将西方文明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制高点，从而强迫其他国家或民族接受这一价值观。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③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国家、民族的“普世价值”，而是“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普遍价值追求的最高抽象和概括”。④ 就其内容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各个文明无论历史背景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何种差异，都应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公平地享有文明发展成果。同时，也要共同承担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责任。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和平发展，尊重不同文明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不同民族共同价值追求的理念性概括，要求打破“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以及“文明优越”的傲慢态度，尊重各国基于实际情况选择的文明发展道路，而非遵循某种特定的文明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① 其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公平正义，破除文明存在高低优劣之别的意识形态偏见。地域主义的文明观往往通过“文明优劣论”为其霸权行为寻找合理性，例如，个别西方国家长期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将与其理念不合的国家冠之以“流氓国家”“失败国家”等带有文明色彩的标签，在价值宣传中刻意制造文明的高低优劣认知。正因为“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②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之间的平等性、独立性与合作性，反对以压制、操纵甚至是消灭其他文明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其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民主自由，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文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③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谋求任何单一化的价值霸权，强调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旨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三）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人类新的未来

地域主义的文明观背后是以系统性的资源掠夺以及市场垄断为手段的霸权逻辑，强行将文明差异简化为等级秩序，本质上是为了维护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④事实上，人类文明既处在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历时态演进过程中，又在同一历史阶段呈现共时态的多样性特征，不同文明基于独特历史条件形成差异，不存在优劣之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⑤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亟待新的文明形态打破文明隔阂、结束文明冲突，构建尊重多样性的人类文明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秉持“天下大同”的人类情怀，始终关切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与未来福祉，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契合人类共同发展需求、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存在本质区别，后者以“单向度、强制性”为显著特征，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恰恰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等方面实现了深刻变革。就生产方式而言，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只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忽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做法，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身的目标追求。就交往方式而言，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奉行大国主导、弱国依从的文明交往方式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明包容消弭文明冲突，强调文明交往的平等性、互助性以及和谐性，旨在构建“和合共生”的文明新关系。就思维方式而言，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将自身视为主体，并将他者文明视为客体的思维方式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平等、互惠、互利”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主张所有文明都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平等主体，拥有同样的价值，即任何文明都不应被预设为优越的“主体”或低等的“客体”，更不应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生产方式、以“和合共生”为目标的文明交往方式以及以“平等、互惠、互利”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的引领下，在实现不同文明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自然孕育出一种人类存在的崭新方式。

结 语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①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既是对现代化发展前景的追问，也是对人类文明究竟向何处去的追问。资本文明观奉行资本至上原则，将资本无限增殖凌驾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求之上，即“物”优先于“人”的价值追求。单数文明观根植于“文明一元论”的僵化思维方式，试图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塑造为文明发展的唯一范式。地域主义的文明观则以狭隘的地域认同构建起文明壁垒，过度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固化文明隔阂甚至诱发文明冲突，人为地割裂了人类文明之间本应具有的整体性和互动性。与上述三类文明观的局限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价值理念、文明实践路径以及文明发展趋向等维度彰显出自身特色，集中体现为强调人民至上的人本文明观、尊重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复数文明观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观。这三者共同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构成了价值立场、实践过程及发展前景之间内在关联、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②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突破性意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性发展、探索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的现代化新路，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本文载于《理论与改革》2025年11月第6期）

【作者王若辰、韩庆祥。其中 韩庆祥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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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马嘉均 ；初审：韩培涛、邱诗懿、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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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旗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人民论坛》《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发展观察》《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审计观察》《国资报告》《企业管理》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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