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北京城拉洋车的车夫都吃什么伙食——竟然超过乡下地主老财

1978年，有人在北京一个老胡同里见过文三。

那时候他年纪大了，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褂子，拎着酒瓶子坐在小马扎上，一边喝酒一边蘸着酱油舔鹅卵石。

别人笑他怪，他不吭声。

谁知道，他曾经在全聚德点过整只烤鸭，喝的是莲花白，拿肉皮冻当下酒菜。

这事儿听起来像编的，可当年确实有人亲眼看过。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往前倒五十年，文三正年轻，拉洋车养活自己，吃得比不少地主都讲究。

那时候的北平，一边是战争的阴影，一边是城市的热闹。

人多，活也多。

街上全是黄包车，车夫一个个穿着白褂子、蓝裤子，汗水顺着脖子流下来，眼睛却死死盯着前方。

车夫这个活儿，苦是真苦。

但在那样的年代，能靠力气挣口饭吃，就算是条活路了。

1920年前后，北平光是拉车的就有五万人。

整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八九十万。

意思是，每16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车夫。

像今天的外卖骑手、多得像蚂蚁一样。

很多人以为，车夫只能吃糠咽菜。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只要是没拖家带口的，吃得都不赖。

真事儿。

李景汉当年做社会调查，记过一个细节：有个从乡下逃难来的地主婆，住在北平四合院里。

她瞧见邻居车夫顿顿吃白面馒头、炒菜拌菜，气得直骂：“我们家有地都吃不起白的，他们地没一垄，天天吃白的，算怎么回事？”

她是真生气，不是装的。

可这也不是没道理。

乡下地主，收入是靠年收成，一年一次。

城市车夫，靠的是每天拉车，现干现吃。

人又单身，挣的都花在自己身上。

那时候在北平，一个三等巡警的月薪是六块五，车夫净收入能有九块多。

祥子攒钱买车，三年凑够一百块，一天一角，一年三十六块，算得清清楚楚。

吃饭这块，车夫不能将就。

因为拉车太耗体力。

吃得不好，根本拉不动。

《骆驼祥子》里写得细：祥子早上吃豆汁儿配油炸焦圈，午饭来个热烧饼夹爆羊肉，晚上再来十二两肉饼配点小米粥。

新车刚丢那会儿，回北平的第一顿是馄饨，第二顿自己放了两勺辣椒油炫了两大碗老豆腐。

不是为了讲排场，是因为不吃饱，根本撑不住。

还有个细节：车夫喝茶是香片茶，一包一角洋，还要加白糖。

不是说他们讲究，是因为茶能解乏，糖能补力气。

那时候人讲究“干苦活儿，别缺到嘴”。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过得去。

有家有口的车夫，日子就紧了。

李景汉记得那个车夫，每月也能吃上几次肉，孩子还能买点零嘴儿吃。

但跟祥子这种单干的比，差距还是明显。

尤其是年纪一大，腿脚慢了，活就不好找了。

老马就是个例子。

他晚年还拉车，拉不了几步就喘得不行。

孙子生病没钱治，自己改卖油炸鬼。

那会儿他身上的褂子都洗得发亮，脚下拖着破布鞋，嗓子喊哑了也没人买。

他吃的什么？连棒子面都成问题。

车夫这个活儿，说到底是拿命换饭。

年轻时候吃得好，那是因为拼得起。

可一旦跑不动了，连口热饭都难。

文三要不是赶上了时代，晚年结局可能也差不多。

他早年拉车，后来没成家，倒也自在。

抗战那几年，日子确实难，连馄饨都吃不起。

可北平光复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扔了棒子面，跑去“馄饨侯”吃了大碗馄饨。

再后来，在榜一大哥徐金戈的资助下，买了辆自己的洋车。

那时候一辆好车要一百多块，他真买下了。

他不是不知足，也不是不会攒。

只是到了年纪，没人拉得动了。

要是搁在旧社会，他可能早死街头了。

可新中国成立后，文三被分进货运联社，每月有工资，干不动了还能领退休金。

还分了房，在北京城里落了脚。

一辈子没成家，老了一个人住。

钱不多，但够花。

只是日子过得太清淡，他就想起从前那些日子。

那时候吃烤鸭，听相声，蹲在天桥底下听段子，乐得前仰后合。

现在花五毛买瓶散酒，找几块鹅卵石泡酱油下酒，也不是没滋味。

他说：“这东西咸，能提味儿。”

参考资料：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2期。
老舍，《骆驼祥子》，北京联合出版社，2019年。
都梁，《狼烟北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