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连长牺牲在泸定桥，战友60年后才找到他亲人：要追认他为烈士

1990年，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河南周口的一处老村，来客并不寻常，他悄无声息来到此地，只为找到一个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云宗连。

这位曾在泸定桥英勇牺牲的红军连长，自从1935年飞夺泸定桥战役后，便再无人知晓其真正身份。

他的英名被遗落，事迹被湮没，唯有一位老战友，60年来始终铭记曾经的火光与血色，如今，他终于找到了连长的家人，只为完成一句承诺。

“他不是无名之人，是烈士！”

私塾少年

上世纪初，河南周口王庄村云家宅院内，云广锦坐在书房翻阅着一卷线装书，时不时抬眼望向幼子云宗连，正专心致志地描摹着《大学》中的古文。

云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几代人皆以“学识传家”为训，科考虽未得中高第，家教却从未松懈。

云宗连生于1903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位兄长，皆已入塾求学，不同于兄长们的沉稳，他从小便透着一股野气，常常偷溜出家门，看村口老兵打拳舞棍。

好在，云广锦并没有压抑小儿子的天性，反而在教授四书五经之余，亲自教他家传武艺，随着年岁渐长，云宗连习文不辍、习武不停，性格也逐渐融合了文人之气与侠义之风。

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彼时河南省最具现代气息的学府，也是冯玉祥培养精英的重要场所，青年学子们胸怀抱负，人人谈论国家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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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云宗连第一次感受到“书生救国”与“铁血救国”之间的落差，渐渐意识到，仅凭一纸文章难以扭转国家沉沦的命运，转向更现实、更急迫的救国主义。

直到他遇见了赵博生学长，早已投身军界却时常回校讲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中国青年要用枪杆子为国家寻出路”，这句话让云宗连热血沸腾，彻底动了从军之念。

1921年，他毅然放弃学业，追随赵博生加入西北军，凭借吃苦耐劳、头脑灵活，很快便升为警卫连连长，血性、胆识都在火线中迅速成长。

在西北军中，他还遇到了一群潜伏在其中的共产党人，耳濡目染之下，云宗连心中为国为民的志向越发清晰，从一名武将悄然转变为思想觉醒的革命分子。

1928年秋天，云广锦病重，将多年未归的幼子唤回老家，又安排云宗连与黄台村女子王月英成亲，成就了一段短暂却深刻的姻缘。

婚后第三日，云宗连启程归队，离别时，他留下戎装照一张，轻声承诺。

“等革命胜利了，我回来接你。”

30年代，中国大地像一口被烧红的铁锅，军阀混战尚未平息，清党风暴又在全国卷起腥风血雨，云宗连则在东南战事最密集的地带，看到了旧军队命运的尽头。

他所在的第二十六路军，隶属孙连仲部。表面上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内里早已被派系角力撕扯得支离破碎，许多官兵甚至连打仗的理由都说不清楚。

清党的日子最为残酷，许多在北伐时期共同浴血的战友，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暗夜里便被拖出营房，云宗连亲眼看见一位前辈军官被押走前的背影，只回头说了一句。

“好好活着，有机会……别替他们卖命。”

云宗连意识到，这支军队已不再是当初自己热血报国时期待的模样，就在他试图在混乱中寻找出路之时，赵博生出现了。

两人重逢那天，赵博生披着湿透的军大衣走进来，一把甩去肩头的雨水，对云宗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再这么打下去，我们是在杀自己的同胞。”

这是云宗连第一次听到如此直白、又沉重的质问，感觉到赵博生的斗志，胸口那团压抑多年的闷火被彻底点燃。

之后的许多个夜晚，他们在偏僻的库房里、荒废的山坡上、灯火阑珊的河岸边秘密聚会，开始深入讨论国家命运去向。

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许多士兵愤怒拍桌，却发现自己连北上抗日的权利都没有，上面的命令依旧是“围剿”苏区，不是抵御外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宁都起义的火种悄然点燃，赵博生、董振堂等主官已秘密与共产党取得接触，他们都知道，继续效忠蒋介石毫无意义。

起义前夜，云宗连和十余名思想相同的青年军官彻夜未眠，每个人都清楚,一旦行动失败，等待自己的不是枪决，就是抹去所有痕迹的秘密处决。

“如果明天我们都倒下，记住，这是我们为自己、同胞、国家做的选择。”

1931年12月14日凌晨，宁都城外，第二十六路军正式宣布起义,，旗帜由蓝白变为鲜红，那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大批旧军将士在共产党领导下集体倒向人民。

自此，云宗连成为红五军团重要军官，在苏区，他第一次看到属于人民的军队，干部与士兵一起劳动，没有人向百姓抢粮、骚扰，这样的画面在旧军队中从未出现过。

在之后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多次率部突围，战术果敢、行动迅疾，很快便成了苏区名将，在一次次生死边缘的抉择中，挺立出属于自己的锋芒。

血染铁索

1935年5月，大渡河因雪山消融愈加湍急，中央红军已从金沙江南岸疾行而至，面对的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殒命的天险，传言，蒋介石在地图上曾重重划下一笔。

“让他们试试石达开的老路！”

紧要关头，红军总参谋部调动干部团参与夺桥战斗，这个由精锐连排组成的队伍，本是为未来战争储备的御林军，此刻却被推向前线。

云宗连时任干部团机枪连连长，接到命令时没有片刻犹豫，静静擦着机枪枪膛，好似是在与这支陪伴自己多年的老兵器默默告别。

清晨，红四团率先发起突击，22名突击队员顺着铁索匍匐前进，干部团则担任掩护任务，机枪连被迅速部署在桥头两侧，以火力压制敌方阵地，为突击队赢得时间。

枪声开始那一刻，云宗连亲自指挥两挺重机枪轮换开火，不断变换射角，把对岸火力阵地打得抬不起头，浓烟滚滚中，他不时低吼命令调位补弹，嗓音嘶哑却极具穿透力。

“给我打！把桥口打平！”

战斗进入白热化，敌人开始向桥头泼洒柴油，妄图用火海阻挡突击队前进，火光之中，红军士兵一度陷入停滞，云宗连看得分明，没有任何犹豫，纵身一跃，冲出了机枪阵地。

他先是一脚踢飞一个即将燃爆的柴油桶，随后猛地俯身抱住另一个铁桶，热浪瞬间袭来，棉布军装迅速起火，他还是咬着牙强行将燃烧的油桶拖行几步，接着猛力一扔。

铁桶滚落桥下，云宗连脚步踉跄，刚想转身就被一股突然爆燃的火焰吞噬，那一刻，整个人化作火中雕像，只留下扑火前的一声怒吼，

“快上桥！”

一时间，士气被重新点燃，机枪连继续开火，火力更为密集，红四团的战士也趁机扑上铁索，硬生生在火海和弹雨中打开一条通道。

泸定桥之战最终胜利，红军得以过河，云宗连牺牲在了最关键的一刻，用生命为数万红军架起了一道通往胜利的桥梁。

迟来书信

长征路上，战火滚滚带走了无数年轻生命，云宗连的名字，也在这样的匆忙与大迁徙中，被历史悄悄隐藏，没有官方记载，连一张牺牲报告都未能送回家乡。

可远在河南王庄村的一座小院里，一位青年妇人从未相信丈夫已经失踪，她曾目送他消失在村口灰蒙蒙的尘土里，心里却像被钉子钉牢了一样，盼着他回来。

她把丈夫留下的那张照片当成生命的一部分，夹在随身携带的书里，最初是一本旧线装书，建国后换成了红宝书，无论走到哪都揣在怀里。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王月英的肩膀从挺拔变得佝偻，眼睛从清亮变得混浊，但丈夫的消息始终没有出来。

对此，村里人说云宗连是跑了的国民党军，有人劝她早点改嫁，甚至轻飘飘地说。

“那人多半早死在外面了，你还守着啥？”

王月英不哭不闹，每次都冷冷地回一句。

“我男人是好人，当什么军官也不会害人。”

她没有文化，却有一种掷地有声的固执，不懂年份也不懂政治变动，但她懂得等待，相信丈夫是革命军人，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也相信他会回家，只是路途太远。

直到1990年，一个突如其来的访客闯入她沉寂多年的世界。

一天正午，一个陌生人乘车从亳州赶来，推开了王月英家的木门，当她抬起头，看见那位满头白发、神情激动的老人时，还没意识到这一刻将改变余生。

“你是……云宗连的家人吗？我叫刘向三……是他生前的战友，我们一起长征、一起打仗，他……他在泸定桥牺牲的，我一直在找他的亲人……”

王月英的手颤抖了，紧紧攥住怀里的那本旧书，六十年来第一次听到丈夫的确切消息，终于知道自己等的那个人，真的再也无法回来。

但她没有哭，只是缓缓坐下，把那张陪伴自己大半辈子的照片摊在桌上。

“他……他真的是红军？”

刘向三点头，许久说不出话，他也曾是奋战在泸定桥前线的红军干部，从未忘记那位抱着爆燃油桶的高大身影，随即向鹿邑县委提出追认云宗连为烈士。

“一个为红军大业献身的英雄，不该没有名字。”

在材料核实、档案比对、历史确认之后，这个被时代遗落的名字，终于重新被写进国家烈士名册。

199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复。

“云宗连，革命烈士。”

烈士证书，印着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国家对一位英魂迟到六十年的认定，但王月英却没有等到。

就在批复下来前二十天，她病重去世，弥留之际，紧紧攥着那张戎装照，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却反复向女儿交代。

“把他放我身边……我要和他一起走。”

她守了六十年，等到了另一种永恒，与丈夫的名字永不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