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我与雷先生相识于1953年。1952年院系调整，雷与郑老调来南开，当时教师人极少，住地又近，所以每来一次，雷家必请客。1956年夏，是教育部召开教材会参加人最多的一次，雷亦参加。7月初，我去西苑宾馆(在二里沟对面)找郑先生，亦见到雷先生。未过几天，会议安排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参观，雷、郑均去，并路过卢沟桥时，合拍一照。当晚郑约雷去莫斯科餐厅，我亦陪去，吃的是份餐，大约一元或一元多，来去均走路。时雷五十四岁，郑五十七岁。
1957年4月21日周日，历史所人同去地坛公园植树，中间有人拿来《人民日报》,见天津社会科学界人士发言，其中编者案即指出不同意雷之1895年恩格斯死后社会科学即未发展之观点。我看后一惊，生怕祸从口出，老头子也要倒霉。“五一”节老先生回京时，唐有祺亦向郑问及此事，当时知识分子之怕如此。
是年6月20日，我与同钦去济南、曲阜参观及阅视档案。6月28日凌晨经天津下车，在法国桥附近一客店睡几个小时，一夜才7毛，无被，仅有旧褥一，亦相当之脏。这次住杨石先家两夜。大约是29日晚在雷宅吃饭，雷极客气，喝啤酒，还向我敬酒。饭后谈及钱端升挨批之事，郑说：“看来知识分子都应经历一次批判，钱就是因为1952年思想改造受保护，所以这次才挨批。”言下之意是说自己与雷1952年都挨批了，所以这次应无事。话后，雷未置可否!脸色亦无表情。事后一想，他此时仍是在嘀咕这次运动他究竟如何!
暑假时，在京见到王敦书，问他雷之事，他说雷无事。8月雷则戴了帽子。8月底克扬弟来津，住北村二楼林树惠室，他见到老魏(魏宏运)。魏说：“老先生开始有些温情，现在好了。”与此同时，罗常培给郑一封信，语气严重，大略说：“反右”乃严肃之阶级斗争，必须端正态度，不可温情。必是有人告罗，郑对雷之温情也。当时在历史所食堂吃饭，《史学译丛》黄巨兴(亦在联大当过助教)问我：“雷已经右派了，你父亲说错话没有?”我当无以作答，心中异常反感，心说：有你这样问的吗?当时曹贵林在旁，说郑老不会，那么谨慎的人不会的。
10月上旬，史学界批向达、雷、荣孟源、陈梦家、孙毓棠等“右派”分子。头一天我去了，心中多希望老先生能来，不久果见他与吴廷璆、魏宏运来了，才放了心，心想此一运动总算躲过去了。
2004年3月27日上午
来源：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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