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中后期的拜占庭对外关系

拜占庭帝国虽然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有健全的外交机构，但是发展与周边国家以及各民族的关系是拜占庭立国以来关乎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

由于拜占庭国家地处欧亚非三大陆的结合地带和地中海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因其在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成为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并且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多瑙河流域常常遭到蛮族入侵。

因此，拜占庭帝国长期处于外部民族的威胁之中，拜占庭人随时准备着抵抗敌人的侵略。虽然帝国有指挥娴熟的军事将领、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有完备而强大的军队。

然而，对于外部的入侵仅靠战争方式还不足以解决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矛盾，虽然战争不失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有效方式。拜占庭帝国必须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如前所述，962年至1025年间的拜占庭社会是拜占庭发展对外关系的基础。

帝国东方

拜占庭帝国的亚洲地区是帝国经济的主要来源。拜占庭之所以在蛮族入侵与公元3世纪大危机中存活下来并焕发生机就得益于帝国的东方地区。

那里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而在这一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又不断兴起强悍的游牧民族，所以东方问题一直是困扰拜占庭帝国的重要问题。在7世纪，刚刚打败波斯人，阿拉伯人又接踵而起。

此后，阿拉伯人的问题成为困扰帝国数百年的问题。而在10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中央集权衰落，阿拉伯帝国的解体为拜占庭发展与各地穆斯林政权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帝国对于东方问题实施的对外关系战略是打压之中发展与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关系，这是帝国在这一时期解决东方问题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双方的关系恰恰说明战争作为对外交往的方式之一，其效果是显著的，其后果是深远的。

公元10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逐渐解体，形成很多地方势力，从而缓解了其对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和西部海岛造成的威胁。到马其顿王朝统治中期，尤其是自963年尼基弗鲁斯二世上台后，开启了帝国的反攻阶段，直至瓦西里二世去世，拜占庭基本上收复了在亚洲的失地。

从此，直到1025年，拜占庭从东部的托罗斯山脉到西部的罗多彼山脉建立了一条防线，以避开未来针对帝国领土的任何直接的威胁。

拜占庭海军在10世纪的发展，使得在尼基弗鲁斯的带领下于960年夏季对克里特岛展开了攻击，于961年攻克该岛，并在此设立军区。这是一次成功的战役，也是东方扩张的前兆。帝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得以确立。

随后，尼基弗鲁斯进军西西里，他先在964年攻克了塞浦路斯，又于965年完全征服了西西里岛，在此又建立了新的军区，接二连三的战役的胜利刺激了尼基弗鲁斯扩张的野心。

尼基弗鲁斯准备带领他的重装骑兵东征叙利亚，在968年，他在叙利亚进行了一场战役，很快攻克埃德萨，然后设立了新军区，又攻克环绕阿纳托利亚高原的要塞，留下了一部分兵力最终成功夺取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帝国在叙利亚设立了新的军区，这样，帝国吞并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拜占庭帝国和法蒂玛王朝这种关系已经打破了近东地区的平衡，为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不得不说这是这种关系发展的后续效果。

正是这种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得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东部边疆少有敌手，所向披靡，一路直至叙利亚，占领了曾经丧失了几百年的国土。

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地区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尤为重要，拜占庭帝国与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民族关系颇为密切。巴尔干地区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行省，则是拜占庭帝国的腹地。拜占庭文明对于巴尔干和东欧的影响比较深刻。

其实，拜占庭帝国北部边疆的对外关系错综复杂，混杂着帝国与高加索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以及多瑙河地区的关系。

保加利亚人趁马其顿王朝两巴尔达斯之乱之机重新发展起来。这是一支自称保加利亚人但血缘上属于小亚细亚地区的斯拉夫人部落。

他们为避战乱迁移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10世纪时，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国王是部落酋长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继续扩大保加利亚王国的势力，在尼古拉斯的小儿子沙木埃尔时期，第一保加利亚王国进入强盛阶段。

他趁拜占庭东部前线吃紧之际进军希腊中部，夺取希腊南北交通要道地拉里萨，打开了通往希腊地区的通道，揭开了保加利亚入侵战争的序幕。

保加利亚沙皇沙木埃尔就像其前辈科鲁穆、西蒙一样挑战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威。然而，保加利亚屡次的挑战不但使拜占庭最终将巴尔干半岛彻底的纳入自己的国土范围，还使自己失去了独立性。尤其是瓦西里二世对保加利亚的打击是沉重的。

它的独立的教会被取消，领土被纳入帝国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西北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部落都又开始服从他们原来的主人，拜占庭皇帝的权威。

达尔马提亚诸城也宣布对帝国的忠诚。因此，自6世纪蛮族入侵以来，整个巴尔干半岛被任意归拜占庭所有，臣服在拜占庭的统治之下。

这样，帝国北部边疆稳定了，然而，帝国也失去了这种挑战带来的活力。这种后果的作用是双重的。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

拜占庭同西方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并不像它同东方阿拉伯人和巴尔干诸民族的关系那样，充满着拜占庭人的优越感。即使拜占庭人在与神圣罗马帝国交往时并没有丧失其优越感，无疑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能在意识上与拜占庭争霸的政权。

况且，这也是两大教会的势力的代表，无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如何与罗马教皇斗争，在与东罗马帝国较量时，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是西方势力的集中代表。

在千年之交，拜占庭帝国面临着西方的复兴，拜占庭在这场对外关系中的表现关键性的影响到了马其顿王朝之后的诸王朝，其意义深远，不可忽视。

962年，一个关键性的年份，罗马教皇为德国的国王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当时政治松散的西欧，出现了一个相对强大的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断的受到地方贵族的挑战，却也在与罗马教会的不断较量中求得生存。

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宗教动因，并且是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帝国关系的继续与发展。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神圣是因其依托了罗马教廷得神圣性。中古西欧的罗马教会为了与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相抗衡，越来越与西欧的世俗政权相结合。而拜占庭帝国对于东正教一直享有宗教上的至尊权。

蛮族入侵后，帝国的西方使罗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的支柱力量，罗马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若即若离，时而疏远，时而密切。罗马教会独立于西欧的世俗政权之外，甚至世俗政权还要依傍教会的势力与拜占庭帝国抗衡。

而东部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在拜占庭帝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下，一直处于帝国皇帝的严密控制下，拜占庭皇帝严厉的法律和富有实际效率的行政管理不仅剥夺帝国臣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更极大的限制教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余地。

基督教教会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国教以后，教会事务就成为拜占庭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部分，皇帝就成为了教会的保护人。

而这种方向上的不同发展在世俗政权的变化下更加的明显，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分别依靠不同的世俗政权，为自己争夺基督教会的领导权服务。

参考文献：

吴于檯、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