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纪念：《朱枫烈士纪念文集》

我对我党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的兴趣由来已久。

小时候，通过一部当时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特殊身份的警官》。我知道了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代表，“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

不过对于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里的那位，1950年6月牺牲在台北马场町的浙江镇海籍革命烈士朱枫，我是近年通过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才略有所知的。

说真的，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我们大多数人恐怕都是第一次知道。

但实际上，早在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就作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同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0年，在朱枫烈士就义四十周年之际，有关部门举办了一个朱枫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座谈会由原中顾委委员、原中央对台小组负责人罗青长主持，他代表敬爱的邓颖超大姐，向朱枫烈士表示亲切悼念，向烈士的家属、子女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内部出版了一本《朱枫烈士纪念文集》，对朱枫烈士进行缅怀和追思。

《朱枫烈士纪念文集》的封面题字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他也是朱枫烈士生前的好友和恩师，朱枫年轻的时候曾师从沙孟海先生习学书法，能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毛笔字。

封面的设计者孙宇还精心设计了一枚鲜红的枫叶，因为“朱枫”名字的这两个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枫叶”。古人讲“霜叶红于二月花”，朱枫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染红了这枚鲜红的枫叶，这枚如火的枫叶，正是朱枫烈士甘洒热血的精神写照。

朱枫烈士纪念文集的编写组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到了不少朱枫烈士生前的照片和资料，在书前都以图片的形式印制出来，让人倍感生动亲切之余，还领略到了朱枫烈士俄风采。

尤其是还搜集到了目前仅存的一张朱枫烈士生前在香港拍摄的彩色照片，照片中的朱枫烈士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经过岁月的沉淀，散发出一种革命成熟女性的独特魅力，身着黑底白点细布上衣，目光灼灼，坚毅有神。

朱枫，原名朱贻荫、朱谌之，字弥明，出身在浙江镇海一大户人家，家境优渥，20世纪20年代，朱枫就读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逐步确立了革命理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丈夫影响，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武汉变卖家产，为我党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助款项。1938年，加入武汉新知书店，从事革命出版工作，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1939年，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设新四军随军书店，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1944年，调至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捕入狱，关押于日军宪兵队，经受酷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在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工作。1948年，调至中国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49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孤身赴台湾，担任情报联络员。工作40余天，传回大量情报，顺利完成任务。1950年2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惨遭敌人杀害。

朱枫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皆有所成，《朱枫烈士纪念文集》还提供了她和另一位烈士合作的山水画的照片。

朱枫早年曾师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习学书法，1926年时年21岁的朱枫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录了宋代文豪苏轼的《前赤壁赋》，赠给亦师亦友的沙孟海先生。朱枫牺牲后，沙孟海先生把这幅烈士的遗物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下图是朱枫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所使用的“身份证”，用的是“朱静”的化名，其他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从书写字迹来看，身份证上的信息都是朱枫本人亲笔填写的，字体娟秀又不失大气。

《朱枫烈士纪念文集》里的文章，大都是朱枫烈士的昔日的战友和同志，生前好友、以及她的亲属、子女的文章，他们共同深情地回忆了朱枫烈士一生追求进步、毁家纾难、义无反顾、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纸短情长，朱枫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最后，附上朱枫烈士的昔日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写的回忆文章《缅怀我的同窗好友》：

朱枫同志原名朱贻荫、朱弥明、朱谌之。1922年我们一起在宁波女子师范读书，她比我大二岁，但同在一个班，我很喜欢她，瘦瘦长长的，才德双全，和蔼可亲，很仁慈、很用功，功课也很好。我和她都喜欢古代文学，所以常常在一起，真可谓志同道合了。

以后我渐渐地了解她的家庭，为什么现在才来上学，她告诉我，她家很封建，母亲死了，还有父亲，当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在学校我们都是班长。1923年江浙军阀混战，学校怕女学生遭难，所以提前放假了。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家庭，我无家可归，当时朱枫就来找我，要我到她家中去，我很感动。她家在浙江镇海，很有钱,家中有一花园，有假山、有水、竹子、朱枫住在一个小楼上，像萧湘馆，我住在新建的小楼书房，装饰得很好。

朱枫父亲我也见了，他要我们暑假互相学习，作个伴，还经常做新鲜的鱼给我吃。我俩每天看书，渐渐地我开始注意到军阀为什么要打仗，我们为什么要逃难等，萌发了对旧社会不满，想要革命的思想，朱枫也有同感，她也希望得到自由，是有具体内容的自由，如婚姻自由。

暑假结束我们就一起回学校，每晚到阅览室看书报，渐渐地向往着有一个新社会，当时还不知道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我直接参加了，并且是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我也影响了朱枫，她也参加了游行，我们当时都要求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事后学校当局向我算帐，说我是共产党我说我是参加爱国运动，学校要我退出学生联合会，我不愿意，学校就将我第一个开除出学校。

朱枫非常同情我，表现出很难过，她的温和之情，使我很感激，当时一个女子被开除是很丢人的，但我也不怕。后来我到了杭州中学，以后又到上海。1926年到上海国民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参加革命后，从未回过头。

朱枫当时常和我通信，从未断过关系，我在信上告诉她上海学生如何革命，我还寄中国青年杂志给她看，不久她到上海来找我，她说学校毕业后在家无聊极了，她到上海来是教书的，在一姓吴的家里，住上海南市，我也去看过。吴家很有钱，吃得也很好，我要她离开这个家，并建议她学英文，她学得很好。

后来她才告诉我，吴家儿子要结婚，她来教书就是为了互相增加一些了解。暑假后我和沙文汉离开上海往南行，她很羡慕我能远走高飞，我当时也没能想到她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就这样和朱枫告别了一段时间。

1944年我在华中建设大学财政系任系主任、党支书，当时汤季宏同志是我学生，在审查他在上海被捕的段历史时，得知朱枫和他一起被捕，我知道她也参加了革命，我真是喜出望外，又惊又喜。

1945年抗战胜利，华中局调我到南京工作。1946年4月，国民党打内战，我被分配到国民党白区工作，我又到上海，和朱枫见了面。当时我母亲就住在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做地下党机关工作，组织上要朱枫来照顾我母亲，史永也在上海，也希望朱枫常来看看我母亲，她来我家看到家中连桌子也没有，警察如来检查也不像样，需要装饰一下，她便买了桌椅四样东西，我一直保存至今仍在使用，这是很可爱的，几十年了，我留着纪念。

1946年上半年沙文汉也来上海城工部工作，住在亭子间，朱枫也常来找他，并送了一幅画挂在亭子间，我也要再找一下这件纪念品。1946年我到过她的长乐路住处，那时她告诉我，她开了一个店，是给华东局做生意的。她和徐雪寒有工作关系，还做情报工作，1947年就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了。

1949年南京解放，我当时很忙，未能知道朱枫到台湾的事。1950年1月中央决定我参加访苏代表团，8月回到上海，徐雪寒同志告诉我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原因是台湾省委负责人叛变。朱枫在被捕前，她很灵活，跑到舟山(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她吞项链自杀，敌人又使之呕吐出来，抓到台湾，她死得很惨，我对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我本想给朱枫写点回忆录，但后来我自己也遭到了不幸，吃了不少苦，去年我看到中央寻找台湾牺牲者名单中有朱谌之，我马上告诉了朱晓枫，现在想写点回忆材料，但眼睛不好，又患背痛，只好先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