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孤身奋战奥运，后来怎样了？

1932年7月，美国洛杉矶的港口热闹非凡。

一艘来自远东的客轮缓缓靠岸，踏出舷梯的，是一位瘦高黝黑、眼神坚定的年轻人。

他不是富商，不是外交官，而是一名运动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踏上奥运赛场的人，刘长春。

彼时的中国战火连天、民生凋敝，奥运对许多人而言不过是天方夜谭。

他为何孤身赴会？为何放弃“荣华富贵”的诱惑，选择一条注定艰难的路？而他抵达奥运赛场时，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风波？

这场“一个人的奥运”，不只是比赛，更是一段民族觉醒的序曲......

“飞毛腿”

1909年，大连河口村，一个婴孩的啼哭在破旧的土砖屋中响起。

刘家人添了一个男丁，这本该是喜事，但在那个年代，却似乎注定他难以有什么安稳富足的童年。

他的母亲在他才9岁时就早逝，刘常存自小便跟着父亲和年迈的爷爷生活。

父亲靠在县里做鞋糊口，手艺再好，日子也难以富裕，爷爷则靠上山砍柴换点零钱。

年纪尚幼的刘长春很快就被卷进了这场生计的奔跑中。

为了省下穿鞋的费用，小小的他每天都赤脚上山，在砾石与枯枝交错的山道间飞奔，那一双脚丫磨出了老茧，也逐渐练出了不属于他年纪的腿部肌肉与肺活量。

刘长春也不懂什么天赋，他只知道，自己能跑，就多干点活，多担点柴火。

直到进了小学，刘长春的脚步第一次从山林跑到了操场。

一次校运会，他被临时拉去凑个热闹参加100米短跑。

起跑的那一瞬，他像往常上山一般冲了出去，连跑带风。

等他冲过终点，裁判还没反应过来，测出的成绩是11秒8，这个数字立刻在当时的大连日人办学圈子里掀起了波澜。

这场比赛，原是日本人设立的“关东州陆上运动大会”，旨在展示“皇民体魄”，打压本地学生的自信。

结果却让一个赤脚山娃子抢了风头，场边坐着的几位日籍教师脸色难看至极。

可观众席上，中国学生的眼神却亮了起来。

谁也没想到，一个连训练都没受过的孩子，竟能跑出如此成绩，刘长春的名字，也在那天第一次被喊得震天响。

从那以后，刘长春的命运开始了微妙的偏移。

中学时，他已经是校运会上连胜三年的冠军，成了周边几所学校的“跑道噩梦”。

但好景不长，刚进中学一年，父亲便因积劳成疾病倒，家里再无力供他读书。

刘长春只得辍学，到大连玻璃厂当学徒，别人是每天掰着手指算工资，他则偷偷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空旷的厂区跑圈。

白天灼热的玻璃炉，夜晚冰冷的铁轨，成了他练习的背景乐。

1927年春，大连中华青年会举办了一场春季运动会。

这一次，他几乎是“破釜沉舟”地报了名。

比赛当天，他一袭旧体恤站在跑道上，旁边选手皆着统一运动服。

他却毫无怯意，一声枪响，他如疾风般冲出，最终跑出了百米11秒整的成绩。

这个数字，已然超过了第一届奥运会百米冠军的纪录。

就在那人群之中，一位神情激动的中年人穿过人海，快步走到刘长春面前，那人当时的眼神，就像在荒野里发现了金矿。

他激动地对刘长春说：“你这孩子，是中国百年难得一见的短跑苗子！”

刘长春鼻头一酸，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你有天赋”。

那天之后，刘长春的人生轨迹被改写。

他被破格引入东北大学体育系，还有免费食宿和训练指导。

那个曾在玻璃炉前汗如雨下的少年，终于拥有了正规的跑道、系统的训练和能理解他梦想的师长。

不仅如此，东北大学的校长张学良少帅在一次观看训练后，也对刘长春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拍着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说：“你要替中国人跑出一口气来。”

那一刻，刘长春咬牙点头。

跑出中国速度

沈阳的清晨总是格外清冷，尤其是在秋末冬初之际，寒气如同刀刃般割人。

但在东北大学宽阔的操场上，却有一个身影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奔跑。

他高高瘦瘦，皮肤黝黑，步伐沉稳而有力，踏地几乎无声，却带出呼啸的风。

这就是刘长春，一个即将改写中国体育历史的年轻人。

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后，刘长春仿佛被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从前靠赤脚奔跑和自学摸索的他，如今有了专门的训练设备、系统的课程和一位来自德国的专业教练。

这位教练曾是世界5000米长跑纪录保持者，来到中国后，被张学良亲自请来担任刘长春的教练。

刘长春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迎着第一缕晨曦在操场上跑步，做操，直到浑身冒汗。

接着在操场上一次次地冲刺、折返、起跑。

1929年的华北运动会上，刘长春的爆发让所有人惊艳。

他如箭离弦，在100米、200米、400米赛道上全部夺冠，其中100米的成绩，已几乎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冠军持平。

同年10月，张学良特意在沈阳组织了一场“中日德三国联合运动会”。

这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对抗赛，既是体育竞赛，更是政治较量。

中国要在赛道上，与日本和德国的强手一决高下，刘长春毫无悬念地被安排出战短跑项目。

起跑枪响的瞬间，刘长春如一道闪电般掠过众人，以10秒6的成绩冲过终点。

虽然只比德国奥运冠军慢了0.1秒，但他完胜日本选手吉冈隆德，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胜利，不只是为刘长春个人，更为整个被日本压迫的东北同胞出了一口气。

刘长春的名字逐渐从东北传遍全国。

坚拒伪满

1931年9月18日，随着一声炮响震破沈阳的寂静，中国东北从此沦入异族铁蹄之下。

日本关东军在不到三个月内吞下三省，东北大地风声鹤唳、哀鸿遍野。

此时的刘长春，正随东北大学避难北上，漂泊于战火未及的北平。

他将田径鞋一收，心中那点奥运梦，也随风飘散。

可惜命运从不甘于沉寂，1932年，日军在占领的土地上匆忙搭起了个“伪满洲国”，立废帝溥仪为傀儡元首，妄图粉饰太平以图国际承认。

而正当世界对这怪胎半信半疑之时，几篇登在《泰东日报》的小新闻引起了轰动，“伪满洲国将派刘长春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

这则消息如惊雷般在国内炸响。

一时间，指责声、辱骂声、愤怒声如潮水般涌向刘长春，他成了“卖国贼”、“汉奸”的代名词。

可讽刺的是，刘长春本人对此毫不知情，他并未答应，也根本未接到任何参赛邀约。

消息来源不过是日本人逼迫其父写下的一封信件。

当日本兵找上门时，起初老人百般推脱，借口称病失明，但当日本人亮出刺刀，将其颈部皮肤划破血痕时，老人才颤颤巍巍写下信纸，送上这场政治骗局的第一颗棋子。

当这封信被日人带走、伪满媒体开始宣传之际，刘长春正在北平，靠帮教练打杂糊口。

当听闻“参赛”消息时，他愣了半天才回神。

他不是愤怒于世人误解，而是痛于自己竟被拿去当作殖民政权的工具！

他决定发声，数日后，《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奥运会。”

语气坚定，如刀割纸，无数读者看完热泪盈眶。

这份公开抗争的勇气，很快唤起了各界回响。

体育界学者奔走相告，爱国青年纷纷请愿，中华体育协进会也紧急行动，致电国际奥委会，力证刘长春身份纯属中方，绝非伪满代表。

与此同时，一股更强烈的声音在民间发酵：

“伪满要先发制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可当转向国民政府时，后者却冷冷回应：

“时间太紧，无法组织代表。”

言语之间，尽显敷衍，实际上，当时政府正忙于“剿共”，无暇顾及体育事宜。

但民意如海，终能撼动顽石。

在舆论与协进会的多番催促下，国民政府终于被迫点头同意刘长春代表中国参赛，却附加一句：“政府不提供任何经费。”

这无异于给出一条生路，又断掉桥梁。

此时，刘长春为难至极，光船票就要数千银元，而他连顿饱饭都难得一顿，眼看梦想再次搁浅，转机却从老友处飞来。

张学良将军闻讯后，立刻召见刘长春，他递上八千银元。

这笔银元，是刘长春通往奥运的船票，更是一位军人对民族尊严的无声托付。

7月初，上海黄浦江码头，长风送别，刘长春手捧简易行囊，与教练宋君复一同步上“威尔逊总统号”的舷梯。

21天海上漂泊，带着一国之望奔赴奥运。

一人举着

轮船在海上颠簸前行，日夜不停，二十一个昼夜的漫长旅程，没有舒适的舱房、没有科学的饮食，更没有系统的训练条件。

刘长春只能在狭窄的甲板上，顶着海风跑步、压腿、跳跃。

船上，还有另一股压力无时无刻不在逼近，日本人的挑衅。

日方记者数次登门试图套话，“刘选手，听说你是‘满洲国’派来的？”

他脸色瞬间冷峻，语气斩钉截铁：“我是中华民国选手，我代表的是中国！”

7月29日，洛杉矶港口的阳光如火般炽烈，一群身着中式长袍的华人早早等候在码头。

刘长春提着行李走下船舷时，人群沸腾了，他们举着横幅，打着锣鼓，纷纷涌上前来。

他也红了眼眶，轻轻点头：“我会尽力的。”

没有时间调整时差，没有时间恢复体力，甚至连双合脚的跑鞋都没来得及买。

次日，刘长春穿着白衣黑裤，出现在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队列中。

这支中国代表团总共六人，前面是他举着国旗，其后是教练宋君复、体育官员沈嗣良和几位“临时拉来”的华侨师生。

当高大的外国运动员队伍陆续走过主席台时，人群中开始议论：

“看，那是哪个国家？”“怎么就一个人？”

而刘长春却步履坚定，双臂有力地将国旗举过头顶。

第二天，就是100米预赛，刘长春站在跑道上，摆好起跑姿势。

发令枪响，他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前半程他遥遥领先，但在最后20米，因舟车劳顿体力耗尽，逐渐被其他选手赶超，以11秒1的成绩无缘决赛。

两天后，他再次出战200米预赛。

起跑时状态极佳，一路冲到第二，但就在最后阶段，身体再次吃紧，被超越，最终名列第四，再次无缘晋级。

400米项目，他因腿部受伤，无奈弃赛。

有人说他失败了，但真正懂他的人知道：这不是失败，而是开端。

他能在没有任何后勤支持、长途颠簸之后坚持出赛，已是不屈的象征。

1936年，柏林奥运会。刘长春没有放弃，他再次站上奥运之路。

这一次，随行的是69人，他不再孤单。

可惜情况并未改善，船上又是27天颠簸，抵达时他早已力不从心，最终仍旧未能晋级，泪洒赛场。

回国后，战火蔓延，他也渐渐退出了赛场。

可他没有离开体育，他留在祖国，回到讲台，从此致力于体育教育。

他为无数后来者筑路，用一生把信念播种到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心中。

一个人，两届奥运，一面国旗，万众期待。

他没能登上领奖台，却早已登上历史的高峰。

我们还记得当时大公报疾呼的悲壮：

“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如今，我们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