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前：当富人坐着轮船逃离时，穷人连逃跑的资格都没有

1937年冬天，南京长江边有一艘船，没人知道它是哪天停在那儿的，也没人知道它为什么一直没走。

船不大，船舱里空荡荡的，只有甲板上掉落的一只布鞋，看起来像是有人慌忙中遗落的。

后来有人说，那本来是一艘调来疏散难民的民船，结果一直没接到命令。

就这么停着，一直到南京城陷落。

说起来，这个细节有些讽刺。

人们都说南京人没跑，其实不是不想跑，是跑不了。

那会儿，能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走不起的。

南京在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城市建设搞得不错，工商业也挺繁荣。

可是真正过得滋润的，是那些掌权的和有钱的。

普通百姓呢？大多靠打零工、摆摊、做小手艺维持生活。

像下关码头边的搬运工，一个月也就三块银元，碰上淡季连饭都吃不饱。

当时的战争是从北边打下来的。

七七事变以后，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到了8月，上海那边爆发淞沪会战，南京开始感到危险了。

可奇怪的是，城里却一点不慌。

街上到处是“保卫首都”“共存亡”的标语，广播里天天放军歌，报纸也不登坏消息。

老百姓哪知道，官员们早就安排好了后路。

国民政府其实在10月就开始转移机关和高层家属了。

这些人悄悄坐上火车、轮船，往后方去了。

重庆、武汉，甚至昆明，都是那时候先布的点。

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信息就是个谜。

从官方口径来看，南京还“坚如磐石”。

直到11月中旬，上海战事失败的消息传过来，南京一下子炸了锅。

人们这才知道，敌人不只是可能来，而是马上就要来了。

那段时间，下关码头挤满了人。

有人拎着包袱，有人拉着孩子，有人甚至背着老人。

可船票已经涨疯了。

一张轮船票从三块涨到十五块，后来黑市上甚至喊到三十块银元。

更要命的是，想上轮船，还得先花钱租只小船划到江心。

因为大船不靠岸，怕被挤坏了。

这时候很多人就只能干瞪眼。

像城南那位姓陈的老师，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只够三张船票的钱。

等他赶到码头，票已经没了。

有人告诉他：“黑市上还有，不过得三十块一张。”他摇头苦笑：“卖血也凑不齐了。”后来，他和家人都没走成。

政府确实在11月底下达了撤离通知，可已经太晚了。

交通工具早被征用，汽车、民船、火车头，能调的都调走了。

剩下的几辆公交车，早让人砸烂了抢走轮胎。

火车也不是没人管，而是票都被人买光了。

甚至传出消息，说有高官用黄金买整节车厢，只带家人和随从。

说实话，那时候城里人是真的乱了。

有的人拼命往江边跑，有的人躲进教堂、工厂，希望日军会放过这些“中立地带”。

也有人干脆待在家里，关上门窗听天由命。

一位当年在江边捡柴的老人，后来回忆：“那几天，江上天天飘死人。

有人用木筏逃命，结果木头裂了，掉江里淹死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发直，像是还能看到那些画面。

南京到芜湖的那条公路，全是尸体。

逃到半路被炸死的、被打死的，甚至饿死的。

有人说：“路边的树都被人砍光了，连皮都剥来吃了。”

还有人躲在安全区，以为有外国人就安全了。

可日军进城后，根本不认这些界限。

德国牧师拉贝设的安全区里，日军也进来抓人。

有人藏在地窖里，一躲就是三天，不敢出声，连水都不敢喝。

后来出来一看，邻居家全死了。

事后整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发现，有的尸体穿着睡衣，有的还抱着孩子。

更让人心酸的是，有个小女孩手里还攥着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保卫首都”的大字。

城破那天，南京广播电台还在播放音乐。

有人记得最后一首是《送别》。

然后信号断了，再也没响起。

后来有人问，那些没能逃出来的人，为什么不早点跑？可问题是，去哪儿？怎么跑？花得起钱吗？有地方接收吗？这不是一句“早点准备”就能解决的事。

有个细节很扎心。1938年春，武汉接收了一批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

登记表上，很多人写的职业是“教师”“工匠”“职员”。

可到后来，他们只能靠捡废品、卖苦力维生。

因为家没了，证件没了，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再后来，南京街头有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冤魂镇”。

没人知道是谁立的。

碑脚边放着几件破衣服，据说是那年冬天留下的。

参考资料：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大屠杀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余戈，《重读抗战家书》，中信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