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执行死刑前，有人突然说要上厕所，一般看守是不会答应的。

但那天凌晨四点，看守点了点头，还说了句：“早去早回。”听起来有点随意，可这话后头藏着的意味，谁都说不清。

范纪曼，就是这么走出了监狱门口。

那会儿是1949年4月，上海还没解放，警备司令部里的气氛已经很不正常。

上头天天有密令，名单一天一个样，谁该活、谁该死，说变就变。

范纪曼的名字被画了个圈，这是内行人才懂的信号——要动手了。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已经被扣进了威海卫路171号的第一稽查大队。

名义上是协助调查，实际上是被盯上了。

原因很简单，他跟共产党的关系，瞒不住了。

不过说起来，这人身上的身份确实有点绕。

他是黄埔五期，正经军校出身，早年北伐打过仗，还负过伤。

可那是1926年的事了。

后来被人出卖，跟党组织失联，转了一圈又混进了军统，表面上是给国民党干事，实则暗地里一直在给中共送情报。

他不是那种戴着眼镜搞理论的，也不是拿枪冲前线的。

他是翻译、是文化人，懂日语、会俄文，办书店、开文具店，名字换了好几个。

但只要有电台在手，有情报要送，他就一直没停过。

像有一年，他用租来的豪华轿车，顶着一副西装革履的模样，从日本浪人眼皮底下，把一整套电台设备给“买”了出来。

谁看得出来他是共产党？就连和他长期合作的军统特务陈恭澎，最后都没料到，他竟然真是“那边”的人。

可惜啊，漏洞还是出现了。

1949年年初，他从厦门回来，没多久，沈寒涛就被抓了。

这人是他过去在厦门联系过的地下党员，结果沈寒涛一进看守所就顶不住，把范纪曼供了出去。

那会儿国共已经到了生死线，保密局抓住一点风，就要查到底。

陈恭澎虽然一直欣赏范纪曼，也尽力想保住他，可这事已经闹到上头，谁都保不了。

范纪曼被带到保密局，和沈寒涛当面对质。

他死活不承认，态度强硬，连副主任叶翔之都拿他没办法。

最后只说了一句：“查清楚再说。”

就这样，他被关了起来。

不过他这人有脾气，也有底气。

穿着国民党少将的制服，被抓了也不肯脱下来。

有个小所长想让他换身衣服，他直接回一句：“我是蒋校长亲封的军衔，你有资格动我的肩章？”

那副气势，把人怔住了。

后来的日子里，他几乎像个“半自由人”。

每天打牌、下棋，偶尔还和看守聊聊天。

所有人都觉得，这人是有背景的，真要办他，也不会这么松。

可谁知道，背地里名单已经定了，他就在那张纸上。

直到周黎扬出现。

他是个民主人士，找了个机会在看守所门口晃了一下。

范纪曼借口透气出去，两人短暂交谈。

对方只说了一句：“徐少元在你名字上画了圈。”范纪曼回头去看，果然有个红圈，心里立马明白了——这是要杀人灭口。

那天夜里，他装作肚子疼，说要上厕所。

看守那句“早去早回”，像是随口说的，也可能是故意给他留路。

没人能确定。

但范纪曼确实没回来。

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个民盟成员，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是为了救学生，被抓了，现在刚越狱出来。

那人信了，把他藏进女友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5月27日，上海解放。

从那天起，他不用再躲了。

说起来，范纪曼这一辈子，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地下”。

他翻译过无数情报，传过无数电报，救过人，也被人出卖过。

他的朋友遍布军统、教育界、文化圈，有的是老同学，有的是战友。

他不是靠枪打天下的，他靠的是脑子、胆子，还有一身不变的信念。

1984年年底，他的党籍正式恢复。

时间回溯到1926年——那是他第一次举起右手宣誓的那一年。

参考资料：
沈醉，《我的情报与反情报生涯》，群众出版社，2004年
刘统，《战上海》，中华书局，202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党史资料》（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