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苦劝姚雪垠：不要过于美化李自成，小说只写三卷就够了！

1957年秋天，姚雪垠正在河南老家，日子过得不算太好。

前一年，他因为发表了两篇引发争议的文章，被从全国作协除名。

那会儿，人们说他“思想有问题”，连现实题材都不让碰了。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动笔写一部后来耗尽四十年心血的小说——《李自成》。

更没想到的是，这部小说在出版第一卷之后，收到了一通凌晨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吴晗，一个治明史出了名的学者。

他说：“这书好！超过了《三国演义》。”但没过多久，他又转头劝姚雪垠：“别写太多，三卷就够。”这前后的反差，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姚雪垠选李自成这个题材，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他早年写了不少现实小说，也写评论文章，提过一句“要广开言路”，结果就被贴了“右派”的标签。

那时候现实题材动辄得咎，历史反而成了相对安全的出口。

他想写点大的东西，一方面能避开审查，另一方面也真是想讲清楚一个时代。

不过他挑的这个人——李自成，本身争议就很大。

在史书上，这个人的评价一直很不稳定。

有的说他是“民变之首”，有的说他是“暴君前身”。

姚雪垠可不是学者出身，他是作家。

他看重的是人物的精神、故事的张力，还带着点理想主义。

他觉得李自成不是简单的“造反者”，而是那个乱世中最有可能“干成一件事儿”的人。

他不是随便写写。

他查了几十年的明末资料，连明代锦衣卫制度、宫廷礼仪、军队编制都研究得门儿清。

写到李自成进京那几章，他光是查“明朝宫女的服饰”，都翻了好几种档案。

有人去他家看过，书桌上全是笔记，连茶几下面都塞满了史料。

那会儿他身体已经不好了，但还是坚持写。

但吴晗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

他研究明史几十年，知道李自成打进北京后，部队迅速腐化，纪律全无，有的将领甚至抢宫女、逼旧官吏交钱。

他担心姚雪垠写得太“正面”，会让人误以为这支军队就代表了“光明和胜利”。

他说：“起义军也有问题，不能全往好里写。”

姚雪垠听了，但没改。

他说：“我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希望，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他认定农民起义是历史的必然，哪怕失败了，也不该让他们背负“暴民”的标签。

他之所以这么看重这部作品，也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1924年，他还不到20岁，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绑了。

结果一个土匪头目看他“有文化”，就认他做了义子。

他在匪窝里混了三个月，既是“票子”，也是“贼娃”。

那段经历让他对到底层人活得多难，有了最直观的理解。

他看到土匪里也有讲义气的、也有认死理的，不全是杀人放火的恶人。

后来他写《长夜》，就是用那段生活做原型的。

而《李自成》里起义军的很多细节，其实也能看出这些影子。

再往后，抗战时期他还在第五战区当过随军记者，写“战地笔记”。

他亲眼看到战争的残酷，知道什么是“打仗不是演戏”。

潼关大战、商洛山突围这些章节，他写得特别细，军队布阵、地形、气候、士兵心理，全都写得有据可查。

他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文人。

他写战争，是拿命换来的经验。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引起轰动。

郭沫若、叶圣陶、曹禺这些文化界大人物都站出来支持。

书一出版，就翻译成了英、俄、日等多种语言。

那会儿很多人说：“这么写历史小说，头一回见。”

可好景不长。70年代初，政治风向又变了。

姚雪垠的书被批“反历史主义”，说他“替旧势力唱赞歌”。

连他早年写的《牛全德与红萝卜》都被翻出来批。

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出门，也不说话，整天一个人在屋里改稿。

他改得特别慢。

别人写小说按年算，他是按十年来算。《李自成》总共五卷，写了四十年。

有人劝他说：“别写了，没人看了。”他只说了一句：“写完了，我心里才踏实。”

吴晗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1969年去世，没等到《李自成》写完。

姚雪垠也没等到他的道歉。

两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1980年代后期，《李自成》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有人说这书“虎头蛇尾”，也有人说“写得太英雄主义”。

但也有人说：“你可以不同意他写的内容，但你不能否认他写的认真。”

1990年，《李自成》第五卷出版。

这一年，姚雪垠76岁。

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事儿，算是了了。”

参考资料：

吴晗，《李自成研究札记》，中华书局，1965年。

姚雪垠，《长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李洪峰，《姚雪垠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明代政制研究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