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建养女赴北京探望毛主席，见面后主席却问：没给我带点东西？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北京微凉。中央办公厅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员只听对方报出三个名字：文运昌、文涧泉、陈国生，请示入京。电话被迅速记录、呈送，总理阅后批给一行小字：“韶山亲属，妥善安排。”就这样，一桩在湖南民间流传二十多年的亲缘往事，被正式带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陈国生此行并非心血来潮。前一年春天，毛岸英回韶山祭祖，意外得知姑母毛泽建当年曾收养过一个外甥女。岸英回来后随口提起，毛主席当即追问：“人在哪？”一句问话让湖南老家立刻动了起来。文运昌四处查访，才弄清楚陈国生的下落：衡阳县一所厂矿小学的代课教师，丈夫宋毅刚是旧职员，日子紧巴又低调。

把时间拨回二十年代，毛泽建的名字本来叫“菊妹子”，是兄长毛泽东取的乳名。贫寒早逝的父母让她辗转做过童养媳。萧家那几年，她挨饿、耕田、捣柴，一句不响。毛泽东返湘后，将她接到崇实女子实业学校。短短两年，这个小妹从认字到读《共产党宣言》，像换了一个人。大革命高潮到来，她与衡阳师范生陈芬结为革命伴侣，誓言要把日子“活出响声来”。

响声来得过于猛烈。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受挫后，井冈山成了新的归宿。陈芬夫妇被留在耒阳做地下交通站。转移途中陈芬被捕身亡，毛泽建大着肚子仍在暗中联络。孩子出生不到三个月，敌人搜捕再至，她被押往衡山。面对酷刑，她只回一句：“不说。”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一声枪响，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母亲倒在马庙坪乱草中。她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

而那个孩子并没有活下来。陈国生其实是毛泽建的外甥女，也就是陈芬的外甥。亲生父亲梁泽南同样牺牲，母亲陈淑元带着六岁的她四处躲难。为了保命，母亲干脆让女儿认舅舅、舅妈为“父母”，寄名在外祖母名下，这才熬过最危险的白色恐怖。后来陈淑元病逝，陈国生靠亲友接济，在衡阳女中念完高小。解放后，她身份成了难题：既是烈士子女，又是“旧公务员家属”，政策口径左右为难。

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到达衡阳。“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不要来京。”短短几句，看似平常，却让陈国生守着油灯掉泪半宿：烈士的后人终于被国家记起。半年后，国务院颁布抚恤条例，她获准进入地方机关做会计，生活稍稳。然而丈夫的旧职历史依然像块石头压在头顶，她想找人讲清，又怕麻烦中央。于是出现了开头那通电话。

抵京第三天，怀仁堂的门缓缓打开。毛主席穿一件灰色中山装，步子有点急。他先与文氏兄弟握手，转身看向陈国生：“外甥第一次见舅舅，带了什么东西？”一句看似随意的问话，屋里空气顿时停住。陈国生愣神几秒，忙站起：“三舅，我什么也没带……”话未完，主席笑出声：“我是说材料信件。家乡情况带来了没有？”这才化解尴尬。她把写得密密麻麻的三封信递过去，其中一封详细说明丈夫宋毅刚并无血债。主席放到案头，郑重地点头。

用餐间隙，陈国生提出想为养母立碑。主席低头扒饭，筷子停顿几秒：“泽建的墓要修，陈芬的墓也要修，可眼下新政刚起步，钱得先花在生产上。放心，终会修，但要等。”语气平稳，不带丝毫感情外露。陈国生听了，默默点头。她后来回忆，那顿饭最普通：白菜、炖肉、米饭，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难忘。

当晚离开中南海已近子时，北京街头仍有微弱路灯，三人背影被拉得很长。文运昌斜眼看见陈国生一直攥着主席刚签名的便条—批准在衡阳县民政部门为宋毅刚办理“历史清白”证明。短短十三字，解决了她一家多年的心病。

此后六年，陈国生先后两次进京探亲。五七年春，她十岁的小儿子宋阳正因为一件旧棉袄与母亲赌气，独自一人坐上慢车北上。到北京后，凭听来的只言片语，竟真找到田家英。田秘书哭笑不得，立即请示主席。主席批：“既来之，则安之，给小家伙安顿几天，再送回。”随批拨了一百万元旧币当路费，也算小外孙第一次“闯祸”的纪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衡山县在紫金峰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地方政府主动提议：毛泽建、陈芬合葬，同立石碑。那一年，陈国生已近花甲。碑成之日，她步履蹒跚，仍坚持亲手把一抔黄土撒进墓穴。她告诉在场的年轻人：“革命年代没有谁是局外人，今天的好日子是许多人顶着枪口换来的。”

多年以后，人们再翻毛主席那句开场玩笑，常说他幽默。可知情者明白，他真正想问的不是礼物，而是“有没有把基层真实情况带来”。毛泽建生前最惦念的，就是湖南乡下那些还没翻身的穷人；陈国生把他们的处境写在信里，带进北京，这才是主席最挂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