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俄籍朝鲜裔红军将领崔鼎武，曾任修械处处长、副团长

据不完全统计，在红军时期，曾有多达几十名朝鲜籍干部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其中至少有20多人参加了长征，但时至今日留下姓名的却只有曾任红校炮兵教员的武亭、曾任红64师师长的张世杰、曾任红23军军长的杨林（毕士悌）、曾任大队长的刘裕和陈龙赫、曾驾驶过马克思号飞机的陈德勤及留在江西打游击的崔音波等数人，笔者这回就来介绍另一位鲜为人知的俄籍朝鲜裔红军干部、曾在江西苏区兵工厂工作的崔鼎武。

崔鼎武

崔鼎武（최정무），1910年出生于沙皇俄国滨海边疆区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的 河口村，是移居此地的朝鲜二代移民，有两个哥哥，由于其父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一家人生活得非常艰难。1920年苏俄革命胜利后，当地朝鲜居民们都迁入了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虽然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但也算是有了最低生活保障，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集体农庄的新学校里，崔鼎武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感觉自己的眼界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并从小就立下了为朝鲜独立和世界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与崔鼎武一样，他的两个哥哥也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参加了苏联红军并入了党。

有一天，崔鼎武在与他的邻居、同样是党员的朴宇东讨论起“该如何为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作贡献”的话题，朴宇东的一番话让他豁然开朗，后者说：“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密切相关，因此参加中国革命就意味着未来能参加朝鲜革命……”此时中国国内正值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才16岁的崔鼎武于是与其他5名志同道合的朝鲜青年一起，越过乌苏里江潜入中国东北，又南下一路直抵上海。

按照朴宇东的提示，崔鼎武来到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吕运亨在上海的赞助点，并出示了朴宇东给他的一条手帕。吕运亨在手帕上涂了一层神秘化学液体，手帕上马上显现出一排排蝇头小楷——原来这是一封介绍崔鼎武等六人情况的机密信件。吕运亨于是给崔鼎武找了一份修理人力车和马车的工作，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情报工作，然而崔鼎武还没来得及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上级又给他发来新的指示——让他以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六期学习。

崔庸健、金勋

在黄埔军校，崔鼎武认识了在学生中非常有威信的政治部的熊主任和军事部的叶教官，并在他们的教导下受益匪浅。每到周六休息的时候，这些朝鲜青年便会聚集在广州的一家朝鲜拉面店里，大声讨论着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崔鼎武后来还记得，当初参与讨论的军校同学中，有日后成为人民军次帅的崔庸健（化名崔秋海），和日后一起在江西苏区工作的金勋（化名杨林）等人。

1927年4月15日，广州军阀李济深配合南京的蒋介石，在广州也发动叛乱，黄埔军校内的左翼学员很多都被逮捕，崔鼎武等朝鲜学生因为是国际友人，所以暂时未受影响。但在当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朝鲜学生连的连长被起义军官说服，也率学生连参加了起义，结果在与粤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90名朝鲜学生阵亡。崔鼎武虽然在战斗中侥幸生还，但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络，为了重回组织怀抱，他干脆化装成乞丐，徒步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经过四个多月的奔波，崔鼎武总算在上海街头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暂时安排在英租界的一家汽修厂工作，他也趁机学会了一门汽修手艺。此时，由于形势不断地恶化，当初与崔鼎武一起抵达上海的5名朝鲜同胞已纷纷返回苏联，其中一人甚至因被捕并最终死于狱中。崔鼎武在这低潮时期，潜伏在汽修厂专心工作，倒也过了两年安稳日子。

1930年3月，由于逐渐形成规模的赣西南苏区需要技术工人，崔鼎武便奉上级命令潜入苏区，途经闽西苏区时，他见到了当初在黄埔军校给他谆谆教导的叶教官，谈及往事，两人畅谈了一夜。随后崔鼎武继续前往瑞金，并成为瑞金红军兵工厂的一名技术专家，对外则声称是从沈阳兵工厂调来的专家。1931年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修械处，并将兵工厂搬到于都县平安寨，后扩大为官田中央兵工厂，崔鼎武也升任修械处处长。

官田中央兵工厂纪念碑

1931年11月7日，崔鼎武作为朝鲜代表还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据他回忆一共有200多人出席了大会，其中还包括来自蒙古的代表。大会在瑞金的一座大祠堂里举行，祠堂上还贴满了很多庆祝的标语，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先后发言后，就轮到各地代表发言了。崔鼎武作为朝鲜代表，自然免不了要上台说几句，然而此时他也不过是个才21岁的毛头小伙，面对着台下乌泱泱的一大群人，他顿时紧张得汗流浃背，一时间竟忘了该说些什么。

会后，毛主席还亲自来找崔鼎武，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不要为发言时的失态而懊恼，并勉励他在军工事业上继续好好干下去。为了提高崔鼎武的军政素质，经毛主席推荐，崔鼎武于1932年春进入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三期学习，经学习四个月后顺利毕业。此后，崔鼎武曾先后担任红22军64师191团的副团长、团政委，该师师长则是另一位朝鲜革命者、出生于南韩的张世杰。

1933年5月，崔鼎武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的一次战斗中头部、腿部负伤，被迫辞去职务在医院长期休养。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离开江西苏区后，崔鼎武作为伤残军人行动不便，被迫留在了瑞金，在蒋军的残酷清剿下，他被迫脱离了党组织，并再次以乞讨的方式辗转前往上海。由于在上海也找不到组织，崔鼎武只能混迹在码头工人中，靠打零工混口饭吃。

红64师师长张世杰

有一次在法租界干活时，崔鼎武不慎被猎犬咬伤并一度昏迷不醒，幸好有好心人把他送到上海天主教堂医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和休养后身体才得以恢复。有那么一瞬间，崔鼎武的革命信念有些动摇了，他有时忍不住会问自己：“如果我回到苏联，就能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了，还有必要搞什么麻烦的革命吗？”但一想到在江西苏区时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触，聆听到的他们振奋人心的谈话，崔鼎武又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崔鼎武在报纸上读到了八路军号召全民抗战的报道，才知道当前形势的变化，1937年12月，他跟随着一群难民抵达武汉，并跑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后来听说八路军的根据地在陕北，崔鼎武便打算步行前往陕西，结果路过湖北广水火车站时被当地蒋军扣押。

面对蒋军的盘问，崔鼎武谎称自己是流亡的上海码头工人，想回湖北老家去，虽说他暂时保住了性命，但也被蒋军抓了壮丁，被补充入一支蒋军预备部队。1940年，这支部队被调往晋南驻扎，崔鼎武听说八路军129师某部驻地就在附近，便利用部队里官兵们的不满情绪，煽动了20名新兵跟着他一起投奔了八路军。

事后，这些新兵都被并入八路军，崔鼎武则因自己身份特殊，而被调往朝鲜义勇军工作，并在义勇军总部见到了当初在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教授他射击技术的朝鲜教官金武亭，不过因为无法恢复党籍，他也不得不重新办理入党手续。此后，崔鼎武作为朝鲜义勇军战士一直活跃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全面抗战胜利。

《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

1945年下旬，崔鼎武跟随朝鲜义勇军大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在吉林省通化地区参与创建根据地，后任辽宁省组织部部长。在朝鲜战争初期，崔鼎武作为志愿军第9兵团的朝鲜顾问，参与了长津湖战役，并于1952年3月回国。此后，崔鼎武历任内蒙古乳品制厂厂长、书记，辽宁省荣誉军人康乐中心副主任，并在晚年以口述的方式留下了他的回忆文字《老红军崔鼎武》（노홍군 최정무），刊登在1987年8月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朝鲜文回忆录集《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광활한 대지우에서）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