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终其一生他都在反专制,反独裁,想为战乱中的中华大地求得真理,可直到病逝也没能达成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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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傅斯年就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他担任过游行的总指挥,可随着时局的变化,他对新文化运动和苏俄式革命风潮开始不屑,他认为用苏俄式革命消灭北洋政府是引虎驱狼,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清党,傅斯年就立即表示赞同,这也代表了他日后的政治立场。
1945年6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国内的民主人士都希望国共两党摒弃前嫌组成联合政府,民盟的几位代表人物,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提出赴延安考察,顺便劝说两党在日后精诚合作,得到双方认可的代表团在七月到达延安,
在这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民盟的代表们对延安的民主气氛和廉洁的政府组织甚是满意,更为几位主要领导的风范倾倒,认为组成联合政府的希望很大,高高兴兴的回到重庆复命,可傅斯年却有着不同意见。
因为早年他对苏俄革命的印象极坏,所以此次延安行亦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他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延安民主自由都是弄虚作假,是为了给这些民盟人士看的假象,那里控民之思想,愚民之头脑,所有事物都是领导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如果布尔什维克一旦执政,社会必将大乱,文化必被灭绝,人民自由必被剥夺,他的危言耸听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也让自负的傅斯年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不愿在搅进政治的浑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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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一月,国民政府大势已去,身居北平的傅斯年和胡适探讨了未来中国的局势,然后毅然奔赴台湾,临行之时他劝侄子傅乐焕随他一同前往,可傅乐焕却认为根在大陆,去台湾前途未卜,所以坚决拒绝了叔叔的邀请,傅斯年只能无奈的带上另两个侄子踏上南渡的飞机,来到台湾后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并大力整肃校园腐败,反对把政党之争带入学校,可因过度操劳,并加之体重肥胖,在1950年突发脑溢血病逝,他死后被葬在台湾大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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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虽死,可他在大陆的余音未消,1966年,他在山东的家人遭到冲击,当年他评价延安的那些话语被翻出来,国民党的狗腿子,反动学术的头子,胡适的狐朋狗友等各种大帽子扣到了傅斯年的头上,
当年留在大陆任教的傅乐焕则成为了替罪羊,抄家,武斗,各种游街成为了他的生活主旋律,因为交代傅斯年的问题不过关,让傅乐焕吃尽了苦头,在忍无可忍下,傅乐焕选择了投井自尽,直到拨乱反正之后,才得到平反,而时至今日还有关于傅斯年当年留在大陆是否会学术成就更大的争论,只是若依傅斯年的性格,留下必定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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