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雍正帝的官方“辟谣”，为何成了清宫第一大瓜的源头？

一觉醒来，清朝塌了？

最近，“满清野史瓜”登上热搜，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

一场由DNA溯源引发的满清皇帝血统疑云，

让清朝皇室宫闱秘闻再度成为民间口耳相传的流言。

这一幕，三百年前也上演过——

雍正年间，《大义觉迷录》被下旨全国“刷屏”，

只为扑灭一句“谋父逼母”的耳语；

乾隆继位，撤稿删帖，却将流言写进集体记忆。

或许我们今日追的“陈年旧瓜”，

在当年恰是搅动朝野的“热搜话题”。

口传、抄本、邸报、塘递……

朝代更迭，王朝变换，技术迭代，故事常新。

今天，小邦分享刘斌老师新作《何以流动：媒介视阈下的清代流言传播》中的“雍正朝宫闱流言的传播”，看看在三百年前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皇室秘闻是怎样跨地域、跨阶层、跨壁垒流动起来，成为世代相传的坊间传闻的。

雍正朝宫闱流言的传播

摘自《何以流动：媒介视阈下的清代流言传播》

（有删改）

1728年，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鼓动岳钟琪反清。雍正帝将驳斥吕留良、曾静等悖逆言论的内容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编著成书，并下令“颁行天下，人人观览知悉”，还要求各地官员组织人员 “朔望宣讲”，以便 “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由此，《大义觉迷录》犹如潮水般瞬间漫布于清朝各州县的学宫、书院及宣讲场所，掀起清代最轰动的宫廷流言案。这则流传于民间的逆言，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通过熟人闲谈、道听途说、口耳相传构建的完整叙事，最终借《大义觉迷录》的刊行成为逆言流传的“集装箱”。但是雍正十三年世宗皇帝突然宾天，继位的乾隆帝料理完丧事后立即改弦易辙，将案件的主角曾静、张熙以 “大逆不道” 之罪凌迟处死，还下令将《大义觉迷录》定为禁书，要求各地督抚将《大义觉迷录》悉数缴还礼部并全部销毁。在清代严密的文网之下，这部奇书曾一度难觅踪迹，但是书中提到的诸如“雍正夺嫡”“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宫闱流言却为世人所共知，基于这些流言而衍生出的戏说与传奇，更如春风吹过的野草般禁而不绝。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浙江崇德县的学者，号晚村，严鸿逵是吕留良的门生。二人由于著述中带有反清思想被雍正帝下令 “枭首戮尸”，此即 “吕留良案”，是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曾静是湖南郴州永兴县一名仰慕吕留良学问的教书先生。1728 年，曾静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熙远赴西安拦路投书，鼓动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随即将情况具实上奏雍正帝。

雍正帝览阅逆书后“惊讶堕泪”，坦言“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更令雍正帝大为光火的是，曾静的逆书还指责雍正帝犯有诸多罪行：弑兄屠弟，谋父逼母，怀疑诛忠，虽富有四海、府库充盈却十分贪财，性喜好杀，酗酒成性，纵情淫色等等。这些行为致使 “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尤其书中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雍正帝继位时与其他皇阿哥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逆书中细数其罪状：“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在雍正看来，曾静的言论荒谬自不待言，但曾静写起来却是言之凿凿，煞有介事”。

案发后曾静作为谋逆案的主犯，被押往京师由雍正帝亲自讯问。审案过程中曾静交代的供词，以及雍正帝对此案的谕旨被集结成书，便是前述下诏要求 “一一刊刻 ” 的《大义觉迷录》。雍正帝下了一份长达52页的谕旨，对曾静逆书中提到的弑父、害母、贪财、酗酒等传言逐一进行批驳。在这份谕旨中，雍正帝不光“讲道理”，还“摆事实”。他详细描述了康熙圣躬不豫之时，自己怎样侍奉左右；龙驭上宾当天自己如何哀恸号呼，但其他阿哥当时却都在蓄谋希冀大宝。雍正帝特意强调：“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通观整篇上谕 ，“人所共知”“共知共见”“鉴鉴可据”等字词先后出现二十多次，可见雍正帝急于为自己辩白的迫切心情。他还不忘发誓：“朕因匪类诬捏浮言，故明白剖析前后，降旨十数道，以示臣民。倘朕言有一字虚捏，是亦如若辈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责罚也”。

1729 年11月2日（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雍正帝向全国颁布上谕：“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

据推算，这部动用全国的行政力量和刻印资源刊印的《大义觉迷录》，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复制总量达万部之多，被认为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书籍。

考虑到书籍的覆盖范围局限于有权力的文武官员，以及有文化的士子乡绅群体，那些远在穷乡僻壤的下层民众无法通过《大义觉迷录》了解到流言的忤逆及雍正帝的英明。为使“俾达远乡僻壤士民人等家喻户晓之”，雍正帝在向各地官员颁发《大义觉迷录》的同时还特意要求：“各邑村镇着居址相近之生监通晓文义者，于乡约所按期集众宣读晓谕，必使晓畅明白。”

因为雍正帝知道这些底层民众的信息来源多依赖口耳相传，所以他希望利用当时业已成熟的圣谕宣讲制度，使《大义觉迷录》不仅能够被识字的人看到，还能够被不识字的人听到。书籍这种媒介最易为朝廷所控制，但它的影响力难以覆盖到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口语传播这种媒介是清代下层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媒介工具之一，但它最难被皇权所驾驭。刊刻并宣讲《大义觉迷录》的举动，在充分运用书籍与口传媒介的同时，又能扬长避短，保证雍正帝的思想被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传递到世人面前。皇帝的命令下达后 ，《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迅速开展。

但实际收效却并未如雍正帝所期望的那样。从《大义觉迷录》的民众反馈来看，并非所有人都对雍正帝从宽处理曾静的做法买账；当吕氏一门惨遭屠戮的消息随《大义觉迷录》遍晓乡里时，这部本为澄清流言而编撰的书，反而引起民众对无辜受牵连者的同情。

1735年10月8日（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时年58岁的雍正帝突然暴病宾天，25岁的弘历继承大统，次年改元乾隆。乾隆帝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便下旨处死曾静等人，《大义觉迷录》从“遍示天下”的范本转瞬间成为“尽数销毁”的禁书。

从《大义觉迷录》刊刻、宣讲的实际效果来看，雍正帝试图以公开辩论的姿态来澄清、消弭对他不利的民间流言，这种侃侃自辩的做法是刚愎自用，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乾隆帝追回、禁毁《大义觉迷录》，更像是对他父亲弄巧成拙的后果进行亡羊补牢式的补救，但这种做法又给世人留下一种欲盖弥彰的印象。尽管这对父子所采取的手段截然相反，但其目的却完全一致——通过对信息流通媒介的控制，来钳制人们的思想，从而维护帝国的统治。

清朝覆灭之后，民间对雍正帝的历史想象与重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诸如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以及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与《血滴子》等作品，大量涌现。这些演义与戏说，虽不乏虚构与夸张，但均可窥见《大义觉迷录》所引发的流言蜚语之踪迹，进一步证明了该书在民间传播中的复杂影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夺嫡” 事件，与 “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一道 ，被后世并称为“清初三大疑案”，持续吸引着学者与民众的关注与探讨，深刻反映了历史记忆在官方叙述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复杂交织与动态演变。

《何以流动：媒介视阈下的清代流言传播》

刘斌 著

ISBN：978-7-300-34096-8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 内容简介/

流言是塑造社会环境的重要媒介之一。在当下以物质性转向为取径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流言因为缺少有形的物质载体而成为研究的“盲区”。作为一种内容与载体相统一的“现象之物”，流言的传播以人的实践为基础，既是内容，也是载体。本书选取清代不同时期具有典型性的流言传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流动性作为理论切入角，遵循媒介考古的思路，分析清代不同历史阶段内流言在流动时所呈现出的特点，探究其在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本书第一章绪论，介绍本研究所依据的媒介理论及相关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并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概念、称谓作界定与辨析。第二章以清初的选秀女流言为研究对象，还原这则口耳相传的流言如何达到“一传通国惊”之程度。第三章研究《大义觉迷录》的辑成与刊行，还原关于雍正帝的宫闱流言如何借书籍的刊刻哄传乡野。第四章以乾隆朝孙嘉淦伪奏稿案为对象，考察这则流言如何在传抄誊写的过程中披上了“新闻”的外衣。第五章以新式报刊进入中国后的媒介环境变化为背景，考察新式报刊藉流言融入中国，塑造舆论之过程，分析新式报刊、流言与晚清媒介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书作者认为，流言的传播依附于其他物质性媒介，并呈现出“万形而无形”的流动性特质。这种特质规避了社会权力基于有形媒介所建立的控制机制，使得清廷的应对措施出现了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之间的客体错位。因此，充分考虑流言“流动”的媒介特性，避免仅盯有形的传播载体，才是应对流言的正确思路。

/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重新认识流言：一项媒介学视野的考察

第一节 研究缘起：作为媒介现象物的流言

一、流言：塑造社会环境的最古老媒介

二、现象之物：对流言作“媒介考古”的逻辑起点

第二节 研究现状：其他学科视野中的流言

一、社会学视域中具有特殊形态的传播现象

二、历史学视野中了解社会运行的镜鉴窗口

第三节 流言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方法

一、何为流言：流言及其相近概念辨析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二章 一传通国惊：商业交往与流言的流动

第一节 “只有嫦娥不嫁人”：哄传乡野的选秀女流言

一、“造孽太甚矣”：惶惑小民的宫选讹言”

二、传播说非一”：引发恐慌的纷纭众说

第二节 乘机腾说：选秀女流言的流动

一、时局动荡：引发流言的直接诱因

二、乘机腾说：以人为媒的流动网络

三、书信抄报：承载流言的体外化媒介

第三节 一传通国惊：商业交往背后的全国性市场

一、流言扩散所依附的商业路线

二、跨域流动背后的全国性统一市场

第三章 逆言的“集装箱”：书籍刊行与流言的流动

第一节 “奸回造谤”：曾静遣徒投书案始末

一、投书与落网

二、追索造言首犯

三、政敌 “肆行诬捏”

第二节 闲言与途说：权力控制之外的信息流通网络

一、熟人闲言： 基于人际的扩散网络

二、道听途说： 宫闱流言散播的途径

三 、口耳相传： 皇权难及的流通媒介

第三节 遍示天下：《大义觉迷录》的刊行与宣讲

一、“鉴鉴可据”：雍正帝辩驳上谕的传抄

二、“出奇料理”：《大义觉迷录》 的刊行

三、“人人通晓”：《大义觉迷录》 的宣讲

第四节 难收的“覆水”：皇权驭媒的理想与现实

一、事与愿违：《大义觉迷录》 的宣讲效果

二、陡然反转：《大义觉迷录》 的尽数销毁

三、弄巧成拙：皇权驭媒的理想与现实

第四章 官塘背后的“私”影：塘递系统与流言的流动

第一节 伪孙嘉淦奏稿案的来龙去脉

一、“五不可解、十大过”

二、追索伪稿

三、匆匆收场

第二节 行走的媒介：商人、文人与提塘官

一、商人：跨省行走的流动媒介

二、文人：抄录誊写的复制媒介

三、提塘官：伪稿披上“新闻”外衣的关键

第三节 塘递与伪稿流言的流动

一、逐级传抄：塘递抄报的运作方式

二、写字人、报房与邸报的商品化

三、财事不匹：清代塘递的制度性矛盾

第五章 乘风之翼：新式报刊与流言的流动

第一节 怪诞荒唐：新式报刊所载的各色流言

一、光绪二年间的“邪术”流言

二、鼠疫疫情中的涉疫流言

三、戊戌政变后的“废立”流言

第二节 乘风之翼：新式报刊对流言的呈现与助推

一、“有闻必录”：《申报》对“邪术”流言的呈现

二、乘风之翼：助长“废立”流言滋生的推手

第三节 平息谬说：流言与清末报界律例的出台

一、“禁止讪谤”：借流言钳制批评的报章律例

二、视若无物：报律在笔战中的尴尬境地

第六章 结论 流言传播和治理的媒介学阐释

第一节 杳如魅影：万形而无形的另类媒介

第二节 客体错位：清廷流言应对的覆舟之鉴

一、“消弭讪谤”：清廷钳制流言的冠冕理由

二、客体错位：流言应对不力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忌堵宜疏：流言治理的合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