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十年了，阿刚，你可算回来了！”村口李四婆的感叹像一根针，扎得我心慌。
我攥着刚买的铁钳，踉跄地奔向山坡上那座被我遗弃十年的老宅。
我以为等待我的会是断壁残垣、荒草丛生。
可当我剪断锈死的门锁，用力推开那扇沉重的院门时，眼前的一幕却让我瞬间血液凝固，双腿发软。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喃喃自语，浑身冰冷。
十年淘金梦碎，我以为回来至少还有一片土地可以重新开始。
可眼前的景象却像一个无情的嘲讽，告诉我，我错了，错得离谱。
这十年，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1
十年，足够让一个人的热血彻底冷却。
我又一次坐上了这趟摇摇晃晃、开往遥远故乡的绿皮客车。
车窗外的景物，那些熟悉的田垄和陌生的新楼，都在飞速倒退。
它们像是我被那座钢铁森林无情吐出来的、苍白而虚度的十年光阴。
广州，那个我曾以为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最终只舍给我一身洗不掉的疲惫和两鬓过早染上的风霜。
记忆的潮水，在此刻完全不受控制地倒灌回脑海。
它把我拽回了十年前那个异常燥热的漫长夏天。
那时候的我，刚刚三十出头，浑身的血都是滚烫的。
我总觉得自己天生就该干一番大事业，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常常站在自家那连绵到山脚的二十亩果园前，看着那些刚栽下不久、在烈日下蔫头耷脑的果树苗，心里翻涌着的全是压抑不住的不屑。
父亲佝偻着他那被岁月压弯的背，正吃力地挥动着锄头，给一棵看起来营养不良的歪脖子树苗培土。
豆大的汗珠从他沟壑纵横的额头上滚落，砸进干裂的黄土里，瞬间就消失不见。
他那件灰色的旧布衫早已被汗水完全浸透，紧紧地贴在他瘦削的脊背上，勾勒出嶙一根根清晰的肋骨。
“阿刚，过来好好看着，这土要这么培，松而不散，树根才能扎得稳当。”
他偶尔抬起头，冲我憨厚地笑一笑，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每一道褶子里都盛满了对未来的朴素期望。
我却总是下意识地把头扭向一边，根本听不进他那些泥土里刨出来的道理。
“爸，别弄了，你歇会儿吧。”
我的语气里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那种不耐烦。
“就这几棵半死不活的破树，就算伺候得再好，猴年马月才能挂果？”
“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最后刨出来的那点钱够干啥的？”
父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把锄头拄在地上，直起他那早已不再挺拔的腰杆。
他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尘土。
“阿刚，人这一辈子，要脚踏实地，不能总想着一步登天。”
“这二十亩地，是咱家的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念想，守住了，就饿不死。”
“饿不死？”
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忍不住冷笑一声，声音也不自觉地拔高了八度。
“爸，你的追求就只是饿不死吗？我不想只是饿不死！”
“我要去广州！我要去挣大钱！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穷山沟里闻土腥味！”
前几天，从广州回村探亲的二狗子，成了我心中一根拔不掉的刺。
他穿着一身我叫不上牌子但看起来就很贵的休闲装，手腕上那块亮闪闪的钢表，在村口大槐树下晃得人眼晕。
村里无论老少，都像看稀奇一样把他团团围住。
他说他在广州的电子厂里当个小组长，一个月光底薪就有三千多，算上加班费，有时候能拿到五千。
那个数字，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雷，在我心里轰然炸响，把我所有安于现状的念头都炸得粉碎。
五千块。
那是我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整整两年都未必能攒下的纯收入。
广州，淘金，出人头地。
这几个金光闪闪的词汇，在我脑子里盘旋了整整几天几夜，让我看哪儿都不顺眼，尤其是我家这片贫瘠又充满希望的土地。
“那是外面，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文凭没技术，去了能干啥？”
父亲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能干啥？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什么都能干！干啥都比守着这堆看不到指望的破烂强！”
我伸出手指，狠狠地指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孱弱的树苗，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了出来。
那天的争吵，是我有记忆以来，和父亲之间爆发的最激烈、也最伤人的一次。
他一辈子没出过这个小山村，他的思想早已和脚下这片土地一样，善良、质朴，却也同样的僵化守旧。
他完全不能理解我那颗被欲望烧得滚烫的野心，也根本无法想象外面那个世界的繁华与精彩。
争吵的最终结果，是我狠狠地摔门而出。
我用我偷偷打零工攒下的几百块钱，买了一张去往广州的、最便宜的硬座火车票。
走的那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透，东方只是泛起了一抹鱼肚白。
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破旧帆布包，站在冰冷的院门口，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整整三十年的家。
东厢房的窗户里，漆黑一片。
父亲没有出来送我。
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或者说，他对我已经彻底失望了。
我从门后拿起那把沉甸甸的、刷着红漆的大铁锁，看了一眼院子里那片在晨曦中轮廓模糊的、连绵到山脚的土地。
那一刻，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
只有一种即将挣脱无形牢笼的、近乎疯狂的快感。
“咔哒”一声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黎明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亲手锁上了院门，也锁上了我与这片土地的所有过往。
我在心里对自己发了一个狠誓。
等我将来混出个人模狗样，开着小汽车衣锦还乡，我再也不会回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穷地方。
火车启动时那悠长的汽笛声，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我把头探出窗外，看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在视野中飞速远去，最终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广州的摩天大楼，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那些遍地都是的发财机会，仿佛都在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我。
那一刻，我无比坚信，我当年的选择，是这辈子做出的最英明、最正确的决定。
02
初到广州的兴奋感与新鲜感，至今想起来，还恍如昨日。
那些需要仰断脖子才能看到顶的摩天大楼，那些密不透风、神色匆匆的人潮，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复杂又迷人的、既有钱又有机遇的味道，都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沉醉。
我很快在一位远房亲戚的介绍下，进了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型楼盘工地。
活儿确实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累的。
夏天的广州像个巨大的蒸笼，汗水像是不要钱一样从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拼命往外冒。
脊背上的皮肤，被那毒辣的太阳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火辣辣地疼。
可工钱也确实高得令人咋舌。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从工头手里接过了厚厚的一沓票子，仔仔细细数了三遍，两千八百块，一分不少。
这比我父亲辛辛苦苦种地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
我攥着那叠崭新得甚至有些硌手的钞票，激动得手都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为自己奢侈了一把，在工地门口的大排档，点了一整盘油光锃亮的烧鹅，又要了两瓶冰镇啤酒。
我一边大口地撕咬着肥美的鹅肉，一边痛快地灌着冰凉的酒，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地浮了起来，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
我第一时间冲到邮局，给家里汇去了两千块钱。
在给父亲打报喜电话的时候，我几乎是扬眉吐气地炫耀道：“爸，看见没？我说我能行吧！这才第一个月，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最后，他只是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疲惫的声音，低低地说了一句：“阿刚，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太拼命，钱是挣不完的。”
我当时只觉得他还是那么啰嗦，根本没有听出他话语里那份深沉的担忧与不舍。
那段时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我感觉自己用事实狠狠地回击了所有不看好我的人，包括我的父亲。
我比那些守在村里，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同龄人，有远见，有魄力，有胆识。
我甚至开始偷偷地规划，等我攒够了钱，就在广州的郊区买个小小的房子，把父亲接过来，让他也见识见识大城市的繁华，好好享几年清福。
只可惜，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坦途。
好景不长。
在一次爬脚手架的时候，我因为前一晚加班太久，精神有些恍惚，一脚踩空，从两米多高的地方结结实实地摔了下来。
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
不幸的是，我的左脚脚踝严重扭伤，肿得像个发面馒头，一个月都下不了地。
工头来看过我一次，扔下几百块钱，就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把我辞退了。
他的原话是：“兄弟，对不住了，工地不养闲人，你安心养伤吧。”
拿着那点可怜的赔偿金，我躺在闷热的工棚里，第一次在盛夏的广州，感受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脚伤好利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城市最赚钱的行业无情地抛弃了。
没有哪个工地愿意要一个有过工伤记录、看起来不再那么“耐用”的工人。
我只能去龙蛇混杂的人才市场，寻找新的出路。
可我，一个只有一把子力气、没有半点文凭和技术的农村人，能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了。
最后，我进了一家大型电子厂的流水线。
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我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重复着同一个枯燥乏味的动作。
工资比在工地上时少了一大截，住的地方也从还算宽敞的六人间，换成了拥挤不堪的十六人间宿舍。
宿舍里终日弥漫着一股无法言喻的混合气味。
那是汗味、脚臭味、廉价香烟的烟味，以及各种牌子泡面的味道，它们混杂在一起，令人作呕。
我曾经那些雄心勃勃的壮志，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拧螺丝钉一般的单调生活中，被一点一点地磨损、腐蚀，最终锈迹斑斑。
我不甘心。
我开始尝试着做点小生意。
我批了一大包袜子，在人流密集的城中村摆地摊，结果被凶神恶煞的城管追得满街乱跑，货被没收了，还差点被抓进去。
后来，我又和一个自称是老乡的人合伙，凑钱盘下了一个小吃摊，卖家乡的特色小吃。
生意刚有点起色，那个所谓的“老乡”就卷走了我们所有的营业款和本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还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小额的外债。
生活的铁拳，一拳比一拳更重，更狠，打得我晕头转向，毫无还手之力。
我与家里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
从最开始的每周一次电话报喜，变成了后来的每月一次简单问候。
再到后来，我只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硬着头皮打一个。
我不敢说我在外面的窘迫与失败，每一次都强撑着笑脸，重复着那句苍白无力的“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我害怕听到父亲失望的叹息，那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来广州的第五年，一个闷热的深夜，我接到了村长用邻居家的电话打来的长途。
电话里，村长的声音沉重而沙哑。
他说，我父亲在自家地里给果树浇水时，突发心梗，还没送到镇上的卫生院，人……就已经没了。
我握着那部发烫的手机，整个人都懵了。
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几千只蜜蜂在同时振动翅膀，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宿舍里依旧吵闹无比。
几个舍友正光着膀子，围着一张小桌子打牌喝酒，叫骂声、划拳声、哄笑声，像是一阵阵浑浊的海浪，不断地拍打着我，让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狭窄的阳台上，看着楼下城市那片永不熄灭的、璀璨的万家灯火，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无声地奔涌而出。
我想回去。
我发了疯似的想回去。
我想回去给父亲奔丧，想回去看他最后一眼，想在他坟前磕一个迟到了五年的响头。
可我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掏空了床底下那个生锈的铁皮盒子，找出来的钱，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两百多块。
这点钱，连一张回家的硬座车票都买不起。
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那件洗得领口都松垮了的工服，和脚上那双已经开了胶、露出脚趾的廉价运动鞋，一股巨大的、能把人溺死的羞耻感，瞬间淹没了我。
我怎么回去？
我以这副丧家之犬的鬼样子，怎么有脸去面对村里乡亲们的目光？
最终，我对着电话那头焦急等待的村长，撒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可耻的谎。
我说，厂里正在赶一个出口到国外的大订单，所有人都不准请假，我……实在是走不开。
我甚至能清晰地想象到，村长在电话那头，听到我这番话时，脸上那失望透顶的表情。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蹲在冰冷的阳台上，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之间，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从那天起，“故乡”这两个字，就成了我心中一个不敢轻易触碰的脓疮。
它看似已经愈合，结了一层厚厚的痂，可只要轻轻一碰，底下就会流出混杂着悔恨、羞愧和思念的脓水。
父亲走了。
我在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子里，就真的没有根了。
那二十亩被我亲手锁起来的果园，也像一场遥远的梦，被我彻底地、刻意地抛在了脑后。
时间就像指缝里的沙，在我麻木不仁的挣扎中，又不咸不淡地流走了五年。
十年。
整整十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三十出头、坚信自己能靠力气征服世界的壮小伙，变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眼神麻木、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年男人。
这座繁华的城市，没有赐予我梦寐以求的金山银山，只给了我一身因为常年劳累而落下的病痛，和一颗千疮百孔、疲惫不堪的心。
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那么突然，却又那么顺理成章。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们这家本就效益不好的小工厂，接连几个月没有接到订单，最终宣布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
我们这些年纪偏大、没有一技之长、工资却不低的老员工，成了第一批被“优化”掉的“成本”。
我拿着那份微薄得可笑的经济补偿金，站在广州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头，第一次感到如此深刻的茫然与无助。
这座我曾寄予厚望的城市，终究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我还能去哪儿呢？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那个被我刻意遗忘了整整十年的地方，那片承载着我父亲最后期望的二十亩果园，像一根救命的稻草，突然从我记忆的深海里，顽强地浮了上来。
一个念头，在我几近干涸的心田里，疯狂地滋长起来。
回去。
回家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没事，怕什么，我还有地，那二十亩果园还在，那是我自己的地。”
“大不了，就回去种果树，从头再来，总不至于饿死。”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遏制。
它像黑暗中的一束微光，给了我最后的勇气和方向。
我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火车票，背上那个比十年前更加破旧的帆布包，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归途。
那颗早已沉寂了十年的心，竟然在列车启动的瞬间，泛起了一丝微弱的、名为“希望”的涟漪。
03
回乡的客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上，像一条年迈的狗一样颠簸着。
我的屁股被坚硬的座位硌得生疼，可我的心，却比这路途还要颠簸。
离家越近，那股名为“近乡情怯”的情绪就越是浓烈。
十年了，村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家的那栋老土坯房，是不是早就被风雨侵蚀，已经塌了半边？
那二十亩被我遗弃的果园，又会是何等荒凉、破败的景象？
客车终于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停稳。
我背着我那寒酸的全部家当，小心翼翼地走下车门，双脚踏上了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村口那棵据说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干上的褶皱更深了，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通往村里的那条坑洼不平的泥土路，已经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村子深处。
视线越过低矮的旧民居，能零星看到几栋新建的两三层白色小楼，在周围一片灰扑扑的老房子之间，显得格外亮眼和突兀。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中，是久违的、混合着泥土、青草和牲畜粪便的独特芬芳。
这股味道，让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眶瞬间就热了。
村口的小卖部门前，照例摆着几张小马扎，几个村里的老人正聚在那里，一边抽着旱烟，一边闲聊晒太阳。
其中一个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是我的邻居李四婆。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眯起那双老花的眼睛，仔細地看了半天，才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是……阿刚家的那小子？”
我赶忙点点头，努力地从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四婆，是我，阿刚，我回来了。”
“哎哟，我的天，真是阿刚！你这个没良心的小子，可算知道回来了！”
李四婆激动地站了起来，她身边那几个老人也纷纷转过头，用一种混合着好奇、打量和惊讶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
“在外面发大财了吧？看这穿戴，就不一样。”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头，敲了敲他的烟杆，开口问道。
我尴尬地笑了笑，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的穿戴哪里不一样了？
那件夹克是在广州的夜市上淘来的次品，裤子也穿了好几年，唯一的“不一样”，可能就是这身行头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吧。
李四婆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和难堪，连忙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打圆场道：“回来就好，平安回来就好。”
她那双干枯的手，在我胳膊上上下摩挲着，嘴里不停地念叨。
她把我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重重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这声叹息，像一根细小却锋利的针，毫无征兆地扎在我的心尖上，让我莫名地感到一阵阵的发慌。
我不想再像个猴子一样，被他们这样围观和议论。
我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坐车累了，想先回家看看。
我刻意避开了村里那条热闹的主路，专挑记忆中那些穿过田埂的僻静小路，朝着山坡上我家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预演了无数种即将看到的可能。
最好的情况，是那些果树还顽强地活着，我只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除除草，剪剪枝，施施肥，或许还能把它们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最坏的情况，就是整个果园已经彻底荒废，长满了比人还要高的野草，所有的果树都早已枯死，只剩下一堆腐朽的木头。
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片废墟的最坏打算。
我甚至在心里盘算着，如果真的一切都毁了，那我就先去镇上的建筑工地上打打零工，攒点钱，买些工具和树苗，再花上几年时间，重新开垦。
人一旦被逼到了绝境，反而会生出一种破釜沉舟的、近乎悲壮的勇气。
远远地，我已经能看到我家那片山坡的熟悉轮廓了。
奇怪的是，视线所及之处，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那种荒草丛生的破败景象。
相反，那片山坡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浓郁绿色。
我的心跳，不受控制地开始加速。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一些崭新建筑的白色屋顶和蓝色窗框，在我家那栋老土坯房原本的位置上拔地而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村里搞新农村统一规划，把我的地征用了，给了补偿款？
可我十年没回来，他们怎么联系我？
还是说，我哪个远房亲戚，看我十年不归，以为我死在外面了，就把我家的地给私自占了？
无数个混乱的念头，在我脑中疯狂地翻滚、碰撞，搅得我心神不宁。
那股从村口就开始蔓延的不祥预感，像一根无形的藤蔓，越缠越紧，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不再犹豫，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小跑着，冲上了通往老宅的最后一段陡峭坡路。
04
我终于气喘吁吁地站到了那扇熟悉又陌生的院门前。
十年的风吹，十年的雨打，十年的日晒。
门板上那层原本鲜艳的红漆，早已剥落得斑斑驳驳，露出了底下灰白干裂的木头纹理，像一张苍老的脸。
门上，那把我当年亲手锁上的大铁锁，已经锈成了一团毫无形状的暗红色疙瘩，与同样锈迹斑斑的门鼻，近乎融为了一体。
它像一个沉默寡言、恪尽职守的卫兵，忠实地守卫着这个被我无情遗弃了整整十年的地方。
它也像一个冰冷无声的嘲讽，时刻提醒着我当年的决绝与狂妄。
我从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了早上在县城五金店特意买来的、崭新发亮的铁钳。
冰冷的铁器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给了我一丝虚幻的力量。
我将铁钳的钳口，费力地对准那根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样的锁梁。
我咬紧牙关，将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到双臂之上，手臂上的青筋因为过度用力而虬结暴起。
“咯……吱……咯吱……”
生锈的金属，在巨大的压力下，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垂死的呻吟。
我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下来，滴在脚下的尘土里。
终于，伴随着“啪”的一声无比清脆的金属断裂声，那根顽固的锁梁应声而断。
那把锁，连同我那段愚蠢又狂妄的青春，一同掉落在地，摔得四分五裂。
我长长地、重重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压在心头整整十年的沉重包袱。
我把手掌，轻轻地放在那两扇粗糙冰凉的木门上。
门板很沉，带着一股经年累月的、潮湿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双手并用，汇聚起全身的力气，猛地向院子里面推去。
那早已不堪重负的门轴，发出“吱呀——”一声悠长而刺耳的、仿佛来自遥远时空的呻吟。
一道刺眼的光线，从逐渐被推开的门缝里，利剑一般地射了进来，照亮了空气中无数飞舞的尘埃。
门缝越来越大。
从一指宽，到一拳宽。
从能伸进一个头，到能走过一个人。
当整个院子，以及院子后面那二十亩果园，毫无保留地、以一种石破天惊的姿态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整个人都彻底石化了。
我僵在原地，大脑在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