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冈石窟大佛遭遇寒潮，冰凌悬挂影响文物保护？

我一度以为这个又是炒热度的，因为去年，大同云冈石窟就有上过热搜。

原因是因为，大家在那边和佛像拍照的方式很特别，用的是隔空拍掌的方式。

说实话，看上去从拍照变成武侠片的感觉了。

是很特别。不过呢，换个角度德国人可能不愿意看到。毕竟举个手，很容易让人想到其他的事情。

不过这次不太一样，这次是因为大同云冈石窟的大佛脸上挂着一串冰凌，就像冬天流鼻涕似的。这个画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心，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对千年文物造成损害。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吧，早在9月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虽然窟顶很厚的，但是说明问题早就有了，也可能是山顶植物过多，根茎顶开崖壁也不排除。而且那时候气温也不算太低。

但是到现在，问题严重了很多，所以文物保护工作是真的难。云冈石窟工作人员解释说，主要是因为之前雨水较多，水分渗入山体，遇到低温天气，就在佛像表面结成了冰。用专业术语来说，这是石窟渗水问题在寒冷条件下的一种表现。

虽然啊，整个石窟区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监测系统。据了解，这套系统覆盖了石窟本体和洞窟环境等七个方面，总共安装了190多台监测设备和500多个传感器。这些设备不间断地收集着温度、湿度、岩体稳定性等数据，就像是给石窟安排了全天候的健康医生。

不过，有监测系统，也只有数据。当然了，有了这些数据，保护工作就能有的放矢。举个例子，当发现岩体有细微裂缝渗水时，工作人员会采用微创技术进行修复，就像是给文物做精细手术，尽量减少对原貌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在研究一些新的保护技术，比如和高校合作开展的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这种技术能让岩石自身产生保护层，听起来很像是让石头自己修复自己。

不过，我觉得，这个水的问题应该是云冈石窟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且是长期挑战。为此，石窟管理方实施了一系列防水工程和危岩体加固项目。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保护思路已经从过去的单点修复转变成了整体保护。简单说，就是不再只看石窟本身，而是把整个山体、洞窟和里面的雕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就好比不仅是治疗表面的病症，还要调理整个身体系统。

因为大同的云冈石窟大佛修缮了很多次，历朝历代都有维护修缮。毕竟这可是北魏的雕像啊。

一、早期的维护：辽金时期的兴建与修复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但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漫长的动荡与分裂时期，战火频仍，政权交替。可以想象，在这几百年里，位于军事要冲大同的云冈石窟，恐怕很难得到持续妥善的照顾。风吹雨打、自然风化，再加上可能的人为破坏，到了辽金时期，石窟的状况应该已经相当不乐观了。

这时，云冈迎来了它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系统性修缮。这次的主角是辽代的统治者。他们似乎对这里格外重视，发起了一场持续了整整十年的浩大修整工程。十年，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修补，而是一次彻底的美容和加固。

这次修缮有两个核心工程。一是修建了十座大寺的木构窟檐。想象一下，原本可能直接暴露在外的石窟洞口，被加建上了木质的门脸和廊檐，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这些木构窟檐就像给佛像们撑起了一把把巨大的保护伞，能有效遮蔽直射的风雨和日光，大大减缓了石材的风化速度。这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最有效的保护手段了。

然后是对大量佛像本身进行了整修。历经几百年，许多佛像可能已经面部模糊、肢体残损。辽代的工匠们对它们进行了修复，让佛像重新焕发出光彩。这次修缮的规模之大，足以载入云冈的史册。

辽代之后，接棒的金代也没有忘记这里。在金代皇统年间，也就是公元1143年到1146年，他们对“灵岩大阁”进行了重修。这个“灵岩大阁”指的就是今天第3窟外面的那座阁楼。这说明，金代人继承了辽代的政策，继续对云冈的重要建筑进行维护。辽金这两朝的接力修缮，可算是云冈石窟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续命”，如果没有这两百多年的持续关照，我们今天看到的云冈，恐怕会残破得多。

二、有起有伏的岁月：明清时期的维护与荒废

时间来到了明清两代。这个时期云冈的命运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意思，明朝和清朝对待它的态度截然不同。

先说明朝。翻看史料，关于明代官方组织大规模修缮云冈石窟的记录非常少。这背后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明朝长期面临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大同作为军事重镇，战事频繁，社会环境的动荡可能使得朝廷无暇也无力去顾及石窟的保养。另一方面，明朝皇室本身对藏传佛教更为推崇，对于云冈这样源于北魏的汉传佛教石窟，兴趣可能相对有限。因此，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云冈石窟整体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趋于荒废。许多洞窟和佛像只能默默承受着岁月的侵蚀，状况想必是每况愈下。

转机出现在清朝，特别是清初。来自关外的满清统治者，出于稳定统治、笼络蒙古和西藏的需要，对藏传佛教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而云冈石窟本身也蕴含了多元的佛教艺术元素，这或许引起了清廷的兴趣。于是，在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清政府对云冈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修缮。

这次修缮的重点，是我们今天去参观时一定会看到的第5、6窟前面的那些壮观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建筑。顺治年间的这次工程，基本上奠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5、6窟的外貌格局。那些层层叠叠、雕梁画栋的木结构建筑，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再次为洞窟内部的石雕造像提供了坚实的物理保护。后来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也断断续续进行过一些修葺，但顺治朝的这次工程，无疑是清代对云冈石窟保护最有力、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所以，总结明清时期，可以说：清代，尤其是清初，是云冈石窟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保护者”，他们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了木构窟檐和寺院的恢复与建设上；而明代，则因为种种原因，留下了一段漫长的、近乎空白的养护史。

三、走向科学与系统：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保护工程

如果说古代的修缮更多是基于信仰和皇权的“功德”，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的保护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科学、系统化的现代文物保护阶段。这一时期的工程，规模之大、技术之新、理念之先进，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1974年到1976年进行的“三年保护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云冈石窟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抢险加固。当时石窟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什么？是稳定性。几百年上千年的地质变动和风化，使得一些洞窟的岩体出现了开裂、甚至局部坍塌的风险。这项工程的核心目标就是救命，通过一系列的工程手段，给危岩打铆钉、做支撑，先把洞窟结构稳定住，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这次工程中，技术人员甚至为第18窟的大佛更换了一个新的石雕鼻子。这说明当时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兼顾安全与美观，尝试进行一些修复性的工作了。

解决了会不会”的燃眉之急后，接下来的保护就开始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于是就有了从1992年持续到1997年的“八五”保护工程。这次工程干了几件大事：一是降低窟前的地面。你可能想不到，经过一千多年的泥沙堆积，石窟前的原始地面已经被抬高了数米，这对洞窟下部的雕刻和稳定性都构成了威胁。工程将地面降低，等于给石窟“减负”，并让一些被埋没的雕刻重见天日。二是修建了保护性的围墙，将石窟区域更好地管理起来。三是为第7、8窟加盖了新的窟檐，继续强化对石窟本体的防护。

进入21世纪，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变得更加精细和具有前瞻性。一方面，继续处理传统的难题，比如开展大规模的防水工程——水是石质文物的头号杀手；对雕刻精美但相对脆弱的五华洞进行危岩加固，并为它们也修建了保护性窟檐。

另一方面，一个革命性的保护理念和技术被广泛应用，那就是数字化保护。利用高精度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把整个石窟，包括每一尊佛像、每一处花纹，都原原本本地转化为数字模型。这相当于给云冈石窟做了一个全息的数字克隆。这份数字档案不仅为今后的研究、修复提供了最精确的数据支撑，即便万一未来某一天，实物因为不可抗力受到损伤，我们依然能依据这些数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它的样貌。这标志着保护工作从被动的抢救性加固，向着主动的预防性保护和研究性保护迈进。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常常被人忽略，那就是109国道的改线。曾经，一条运输繁忙的国道紧贴着石窟区穿过，每日车来车往带来的震动和尾气污染，对脆弱的石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后来，为了保护石窟，当地政府下决心将这条交通干线整体搬迁，远离保护区。这个决定，其保护效果不亚于任何一次洞窟内的工程。

所以，今天看到的流鼻涕的问题，应该很快也会得到解决。更加可以明确的是，未来随着新中国技术的更新，科技的进步，大同云冈石窟大佛会被保护的更好。

故山无恙赖逢时也是这个时代对于保护大同云冈石窟大佛最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