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我凑钱给同桌交学费,他当上组织部长,开会念到我名字却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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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周明远。”

台上那个两鬓微霜的男人念到这个名字时,声音忽然顿了一下。

我坐在礼堂倒数第三排,正低头看手机里妻子发来的消息——儿子的学费还差八千,月底前必须交。

旁边的老张推了我一把:“叫你呢。”

我茫然地抬起头,对上台上那双眼睛。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那张脸,那个微微皱眉的习惯,那个说话时轻轻抿嘴的动作……

是陈建国。

是二十七年前蹲在门槛上差点辍学的陈建国,是我把攒了三年的一千块钱塞给他交学费的陈建国,是毕业那天红着眼眶说“这辈子不会忘”的陈建国。

他现在是县委组织部长。

而我,还是民政局一个二十年没挪窝的小科员。

他认出我了吗?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把脸往旁边的人身后藏了藏。

台上,陈建国愣了足足三秒钟,才继续往下念名单。

那三秒钟里,我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01

我叫周明远,今年四十五岁,在县民政局工作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让一个满怀期待的年轻人变成一个眼神浑浊的中年人。

我负责低保审核工作,每天的事情就是审材料、跑乡镇、入户核查。这活儿不轻松,也不体面,工资不高,油水没有,提拔更是想都别想。

局里比我晚来五年的小李,上个月刚提了副科。

宣布消息那天,他请全办公室的人吃饭。我坐在角落里,闷头喝了三杯酒,一句祝贺的话都说不出口。

不是嫉妒,是憋屈。

我不比他差,我学历不比他低,我干活不比他少,凭什么他能上去,我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妻子说我是性格问题,不会来事儿,不懂得跟领导搞关系。

也许她说得对。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会说漂亮话。让我踏踏实实干活行,让我端着酒杯去敬领导,那一套我真学不来。

九月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几分凉意。

我坐在办公桌前,面前堆着厚厚的低保申请材料,每一份都要仔细核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这些年,经我手审批的低保户少说也有上千家。我去过最偏远的山沟沟,见过住在土坯房里的孤寡老人,也见过因为一场大病拖垮整个家庭的年轻夫妻。

每次看到那些材料,我就会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人。

那个人,曾经住的房子比我见过的任何低保户都破。

那个人,曾经差点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那个人,是我高三的同桌,叫陈建国。

1997年9月1日,高三开学第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阳光特别好,县一中门口的梧桐树叶子还是绿的,蝉鸣声震得人耳朵疼。

教室里闹哄哄的,大家都在聊暑假去了哪儿、玩了什么。只有我右手边的座位空着。

陈建国没来。

他是我同桌两年了,从高一到高三,我们的课桌紧挨着。他成绩比我好,尤其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我数学不行,经常抄他的作业,他也从来不吝啬,总是把本子往我这边推推。

这个人话不多,性子也倔,但对我挺好。

我们住得不远,他家在镇边上,我家在镇中心。有时候放学晚了,我会骑车送他一程。他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揣在衣兜里,一句话不说,就那么沉默地看着路边的庄稼地。

我知道他家里穷。

他爸在他小学五年级那年得病死了,留下他妈一个人拉扯他长大。他妈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衣裳赚钱,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挣个百八十块。

他身上的衣服永远是那几件,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但他把衣服穿得板板正正,从来不邋遢。

我一直觉得,这个人以后肯定能有出息。

可是开学第一天,他没来。

第二天,还是没来。

第三天放学,我实在忍不住了,骑着自行车去了他家。

他家住在镇边上的一条土路尽头,孤零零一间土坯房,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下雨天肯定漏水。

我还没进院子,就听见里面传来哭声。

推开那扇歪歪扭扭的木门,我看见陈建国的妈跪在地上,面前站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中年男人。

“老李,求求你了,就再借我五百,等建国考上大学,我一定还你……”

那男人不耐烦地摆摆手:“他婶子,不是我不借,是我真没有。你都借遍全村了,谁家还有闲钱?这年头,谁家日子不紧巴?”

说完,他绕过陈建国的妈,径直往外走。

02

经过我身边时,他瞥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低头走了。

陈建国蹲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我走过去,看清了那是一张退学申请表。

“建国。”

他没抬头,声音哑得厉害:“明远,你回去吧。”

“你这是干啥?”

“不读了。”他把那张纸攥得更紧,指节都发白了,“我表哥在南边打工,说电子厂招人,一个月能挣四百。我去挣钱,给我妈治病。”

我愣住了。

“学费差多少?”

“一千。”他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我妈借遍了所有人,还差一千。我不想让她再求人了,她膝盖都跪肿了。”

我看向院子里那个瘦弱的女人,她正撑着地慢慢站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搓。

那双手,因为常年洗衣服,粗糙得像老树皮,裂开的口子里还有没洗净的血痂。

我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你等着。”

我扔下这句话,骑上车就往家里赶。

我爸是镇上小学的老师,我妈在家种地,家里不富裕,但也饿不着。我从初中开始,每年过年的压岁钱都攒着,加上平时省下的零花钱,三年下来,攒了一千多块。

那笔钱,我本来是想买一台爱华牌的随身听。

班上好多同学都有,上学路上塞着耳机听歌,特别神气。我馋了很久,每次路过镇上那家电器商店,都要停下来看半天。

但那一刻,我一点都没犹豫。

我冲回家,从枕头底下翻出那个铁盒子,打开,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一千零四十七块。

我把钱揣进兜里,骑着车又回了陈建国家。

他还蹲在门槛上,一动不动。

我把那沓皱巴巴的钱塞进他手里。

“先交学费,钱以后再说。”

陈建国愣住了,低头看着手里的钱,手开始抖。

“明远,这钱……”

“我攒的,不是偷的抢的。你先拿去用,以后有钱了再还我。”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一圈。

“我……”

“行了,别磨叽了。明天开学,你要是不来,我就告诉班主任你逃学。”

我说完,转身骑上车就走。

身后传来他妈的声音,带着哭腔:“明远,谢谢你,谢谢你啊……”

我没回头,使劲蹬着车,眼眶也有点热。

第二天,陈建国来上学了。

他坐到我旁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

我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我会还你。

我把纸条折起来,塞进课本里,笑着说:“废话那么多干啥,今天的数学作业借我抄。”

他愣了一下,嘴角扯了扯,点了点头。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03

那一年的高考,我们俩的命运走向了两个方向。

陈建国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是那一届全县文科第三名。

我落榜了三分。

成绩出来那天,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把被子蒙在头上,一声都没哭出来。

我爸在门外站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要不复读一年?”

我掀开被子:“不读了,复读还要花钱,我去找工作。”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我托人问了,民政局招聘临时工,你要是愿意,先去干着。”

就这样,十八岁的我,成了县民政局的一名临时工。

陈建国走的那天,我去县汽车站送他。

八月的太阳毒得很,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床薄被子。

“明远,这是一千块。”他把一个信封塞给我,“我暑假去砖窑厂干了两个月,把钱攒齐了。”

我没接。

“你留着吧,你妈还要看病,你到省城花钱的地方多。”

“可是……”

“行了。”我打断他,“就当我入股了,以后你发达了,请我吃饭。”

他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明远,你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少来这套,赶紧上车吧,别误了点。”

他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使劲朝我挥手。

车开动了,卷起一阵灰尘。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破旧的客车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公路尽头。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建国。

后来的几年,我们偶尔通过信。

他在信里告诉我,大学里的食堂比高中的好吃,图书馆很大,他每天都去看书。他还说他申请了助学金,又在外面做家教,生活费勉强够用。

我给他回信,告诉他民政局的工作不累,就是工资少点。我还说我爸托人找了关系,明年可能能转正。

他回信说,等他毕业了,一定要请我吃顿好的。

可是后来,信越来越少了。

他毕业那年,我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信里说,他考上了省直机关的公务员,以后工作忙,可能没时间写信了。

他还说,那一千块钱,他一定会还我。

我回了信,把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让他有空来找我玩。

那封信寄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一开始我还盼着,每次有信来都要翻半天。后来盼着盼着,就不盼了。

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真朋友?

各奔东西,慢慢断了联系,是常有的事。

我不怪他。

他有他的路要走,有他的前程要奔。

我呢,就守着这个县城,守着这份不死不活的工作,过我的小日子。

04

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是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里,我从临时工熬成了正式工,从小年轻熬成了老油条,从满头黑发熬成了两鬓斑白。

唯一没变的,是我的职位。

科员,还是科员。

工资倒是涨了,从一开始的三百多块涨到现在的四千多块。可物价也涨了,房价也涨了,儿子的学费也涨了。

我老婆叫张秀芬,在镇上的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多块。我们有个儿子,今年刚考上外省的大学,学费加生活费,一年下来要小三万。

日子紧巴巴的,但也能过。

我没什么大出息,也没什么大梦想,就想着把儿子供出来,让他别像我一样窝在这个小县城里一辈子。

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骑着我那辆老旧的电动车去上班。

刚进办公室,就听见同事在议论。

“听说没?咱县新来了个组织部长,是从外市调过来的。”

“多大官啊?”

“正处级,管着全县干部的提拔任免,厉害着呢。”

我撇了撇嘴,该干啥干啥。

组织部长,跟我有啥关系?我这种小科员,人家正眼都不会瞧一眼。

“下午有个全县干部大会,新部长要讲话,咱们都得去。”办公室主任探进头来,“老周,你别忘了。”

“知道了。”

我应了一声,继续埋头看材料。

下午两点,我跟着同事们去了县大礼堂。

礼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我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正好是倒数第三排。

旁边是农业局的老张,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没事就凑一块聊天。

“老周,听说这个陈部长是咱们县出去的,在省城待了二十多年,能人啊。”老张压低声音说。

“跟咱有啥关系?”我掏出手机,看妻子发来的消息。

“儿子的学费还差八千,月底前必须交,你想想办法。”

我叹了口气,正想回复,台上的主持人开始讲话了。

“下面,有请县委组织部陈建国部长讲话。”

我愣了一下。

陈建国?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我抬起头,朝台上看去。

一个身材挺拔、两鬓微霜的中年男人走上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站在话筒前,目光扫过台下。

那张脸,那个微微皱眉的习惯,那个说话时轻轻抿嘴的动作……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是他。

是陈建国。

是二十七年前蹲在门槛上差点辍学的陈建国,是我把一千块钱塞给他交学费的陈建国,是毕业那天红着眼眶说“这辈子不会忘”的陈建国。

他现在是县委组织部长。

而我,还是民政局一个二十年没挪窝的小科员。

05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台上,陈建国开始讲话,声音沉稳有力。

“各位同志,我是陈建国,从今天起,我正式担任咱们县的组织部长……”

他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满脑子都是同一个念头:他认出我了吗?

不可能。

二十七年了,人都变了样子,他怎么可能还认得我?

再说了,台下坐着好几百号人,他怎么可能注意到角落里的我?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把脸往旁边老张的身后藏了藏。

去认他?

说什么?

说我当年借过你一千块钱?

我想起自己现在的处境,想起那间逼仄的办公室,想起二十年原地踏步的履历,想起儿子还没交的学费……

忽然觉得无比狼狈。

不认,千万不能认。

他是组织部长,我是小科员。他前途无量,我一事无成。

二十七年没联系,现在跑去认人家,图什么?

叙旧情?攀关系?求人家给我办事?

我周明远还没那么不要脸。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我坐在座位上,浑身僵硬,大气都不敢出。

散会之后,我跟着人群往外走,脚步快得像在逃命。

“老周,你跑啥呢?”老张在后面喊。

“没……没啥,家里有点事。”

我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出了礼堂。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妻子在旁边睡得很沉,发出轻微的鼾声。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陈建国的脸。

他比以前老了,脸上多了皱纹,两鬓也白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跟当年一样,亮亮的,带着股倔劲儿。

他现在是组织部长了。

组织部长是什么概念?管着全县干部的升迁任免,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前途命运。

而我呢?

我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我,甚至混得还不如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我好歹还是个有冲劲的年轻人。

现在,我只是一个快要被生活压垮的中年人。

我忽然有点后悔。

后悔当年把那一千块钱借给他。

不,不是后悔。

是羡慕,是嫉妒,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五味杂陈。

他的人生在往上走,我的人生在往下坠。

我们之间的距离,早就不是一千块钱能衡量的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照常上班,照常审材料,照常跑乡镇。

我尽量不去想陈建国的事,告诉自己那只是个巧合,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命运偏偏喜欢开玩笑。

06

那天下午,局里开会传达精神。

局长老孙坐在上面,清了清嗓子:“上面点名要树立一批基层典型,组织部昨天发了名单,咱们局有一个名额……”

我正在走神,盘算着怎么凑齐儿子的学费。

“周明远。”

我愣住了。

“老周,叫你呢!”旁边的同事推了我一把。

我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磕磕巴巴地问:“局……局长,是不是搞错了?”

老孙也一脸莫名其妙:“名单是组织部定的,我也不清楚。老周,你最近做什么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做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做啊。

我就是每天审材料、跑乡镇、核实低保户信息,二十年如一日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我从来没想过出风头,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典型。

这名单怎么会有我的名字?

是陈建国吗?

是他认出我了?是他故意把我的名字加上去的?

不对,不可能。

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根本没往台下多看一眼。

而且,他怎么可能还记得我?二十七年没联系,他早就把我忘了吧?

散会之后,有人来拍我的肩膀。

“老周,你是不是上面有人啊?”

我摇摇头:“没有,我谁都不认识。”

“那你怎么被选上的?”

“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怎么都想不通。

难道真的是巧合?

难道组织部真的是根据什么材料把我选上去的?

可是,我有什么材料值得他们注意?

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一周后,县里组织基层典型座谈会。

我作为民政局的代表,去县委大楼开会。

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委大楼,心里紧张得要命。

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都是各单位选出来的典型。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尽量把自己藏起来。

九点整,陈建国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看起来比那天在礼堂里随和多了。

他在主位坐下,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

当他的目光扫到我的时候,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听听大家的心声。”他开口说话,声音平和,“基层工作不容易,你们都是各自岗位上的骨干,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说。”

众人开始轮流发言。

轮到我的时候,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我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磕磕巴巴地念了一遍,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念完之后,我飞快地坐下,大气都不敢出。

陈建国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我松了一口气。

他应该是不记得我了。

也好。

不记得最好,省得尴尬。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终于结束了。

众人陆续往外走,我也跟着站起来,打算赶紧溜。

“周明远,留一下。”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浑身一僵,慢慢转过身。

陈建国站在窗边,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

会议室里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

07

门被人从外面带上了。

“砰”的一声,我的心也跟着跳了一下。

陈建国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足足看了十几秒。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浑身不自在。

“陈……陈部长,您找我有事?”

他走到我面前,离我不到一米的距离。

我终于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

那表情很复杂,有审视,有疑惑,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开口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不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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