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担保行为的效力认定

『《公司法》（2018修正）第十六条的性质系限制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组织规范，目的系约束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以使对外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债权人在接受担保的时候负有甄别法定代表人实施的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但该项注意义务的标准不宜过于严苛，担保人作出担保行为时未形成公司机关决议的，应当对作出担保行为时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进行实质性审查。若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属于《九民纪要》规定的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基本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广信公司诉称：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今典投资公司向广信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1,950,000元；2.判令今典投资公司向广信公司支付借款利息3,375,000元；3.判令今典投资公司向广信公司支付自2018年8月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4.判令今典投资公司向广信公司支付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100,000元；5.判令将今典鸿运公司位于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北区1号楼-1至4层、北区4号楼1层商业、南区6号楼5套公寓的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在第1项至第4项诉讼请求金额的范围内优先受偿；6.判令将世纪茂华公司所持有的红树林公司100％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股权所得的价款在第1项至第4项诉讼请求金额的范围内优先受偿；7.判令张某全在第1项至第4项诉讼请求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8.判令今典投资公司、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张某全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5,000元。

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6月20日，广信公司与今典投资公司、张某全、案外人王某杨签署《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广信公司向今典投资公司出借款项15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45天，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8年8月4日止；约定全部借款利率标准为年利率18%，按借款的实际天数计息，日利率=年利率/360；如今典投资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广信公司有权追回借款本息，并从今典投资公司逾期之日起对逾期金额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一倍加收罚息。

二、《借款协议》约定张某全、案外人王某杨系今典投资公司偿还借款的保证方，对协议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随后，广信公司分别与张某全签署《保证合同》约定张某全对《借款协议》项下今典投资公司所有未偿还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今典鸿运公司签署《抵押合同》约定以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北区1号楼-1至4层、北区4号楼1层商业、南区6号楼5套公寓为《借款协议》项下今典投资公司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8年7月2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与世纪茂华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以红树林公司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8年7月2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

三、2018年8月6日，广信公司向今典投资公司、今典鸿运公司、张某全等发出《逾期通知函》，催告各方当事人就逾期借款履行相应的还款和担保义务。今典投资公司仅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3月6日分别向广信公司汇入10,000,000元、40,000,000元，共计50,000,000元。此后，今典投资公司未再履行还款义务。《借款协议》对还款顺序未作约定，因此所还款项应先扣除相应的利息。

四、律师费。《借款协议》约定今典投资公司应当承担逾期还款的损失，该协议所约定的担保范围包括了律师费的损失，《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对于担保范围的约定亦包含了律师费，故今典投资公司应当赔偿律师费损失，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张某全应当就广信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今典投资公司未按期足额还款，已经构成违约，而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张某全也未能履行担保责任。故广信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今典投资公司辩称：对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不同意广信公司的第一、三、四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理由如下：

一、今典投资公司尚欠广信公司的本金是1亿元，而非广信公司所主张的金额。今典投资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3月6日分两次共归还广信公司本金5,000万元，并在汇款单上载明汇款用途。二、今典投资公司认可广信公司所主张的期内息3,375,000元，但是不同意以年利率36%的标准向广信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息有约定的从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借款合同》对逾期利息的约定超过了年利率24%，根据规定超过部分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逾期利息应当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三、不同意赔偿广信公司所主张的律师费，因为《借款协议》中没有约定损失包括律师费，律师费也并非本案所涉的实际损失，因此今典投资公司无义务承担该笔费用。

被告（上诉人）今典鸿运公司辩称：对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五项诉讼请求亦无异议，但是不同意广信公司的第一、三、四项诉讼请求。就第一、三项诉请答辩意见同今典投资公司，就第四项诉请，答辩意见如下：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作为《借款协议》的从合同，应以主合同担保的债权为限承担担保责任。《抵押合同》中已经明确了担保范围是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在主合同没有就律师费进行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从合同不应对此承担担保责任。

被告世纪茂华公司辩称：对双方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六项诉讼请求亦无异议,但是不同意广信公司的第一、三、四项诉讼请求。就第一、三项诉请答辩意见同今典投资公司，就第四项诉请答辩意见同今典鸿运公司。

被告张某全辩称：对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七项诉讼请求亦无异议，但是不同意广信公司的第一、三、四项诉讼请求。就第一、三项诉请答辩意见同今典投资公司，就第四项诉请答辩意见同今典鸿运公司。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0日，广信公司作为甲方与今典投资公司作为乙方，张某全、案外人王某杨同为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广信公司向今典投资公司出借款项150,000,000元，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息等。丙方同意作为乙方偿还借款的保证方，为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全部借款本息提供担保。同日，广信公司向今典投资公司汇款共计150,000,000元。

为担保上述《借款合同》项下今典投资公司的债务，张某全与广信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张某全向广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世纪茂华公司与广信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以世纪茂华公司持有的案外人红树林公司100％的股权作质押，担保主合同项下今典投资公司应履行的还款义务及其他各项义务、责任、陈述与保证及承诺事项。

今典鸿运公司与广信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为担保主合同项下债务本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能得到按时足额偿还，今典鸿运公司以其持有的房屋为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担保，经双方协商抵押物议定价值为150,000,000元。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时，广信公司未获偿还的借款由今典鸿运公司以抵押物在《抵押合同》确定的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处理抵押物所得价款，广信公司有权优先受偿，其价款超过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欠债务本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的部分，归今典鸿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广信公司另行追索。本合同是独立的及无条件的，其有效性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即使在广信公司债权同时另有抵、质押担保或保证人的情况下广信公司放弃抵押权顺位，放弃、变更或解除其他抵、质押担保，变更、解除保证人保证责任，或广信公司选择先行要求今典鸿运公司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今典鸿运公司依然依本抵押合同规定内容对广信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合同》附《抵押物清单》，列明抵押物的项目名称、部位、房号以及建筑面积等内容。双方在《抵押合同》落款处分别加盖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双方于2018年7月2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

今典投资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3月6日向广信公司汇款10,000,000元、40,000,000元，合计归还50,000,000元，交易附言载明：“还款”，“归还借款”。之后，今典投资公司未再履行还款义务。

今典投资公司、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某全，张某全系今典投资公司、今典鸿运公司董事长、世纪茂华公司执行董事。今典投资公司股东为海南安泰公司，持股比例100％。海南安泰公司股东分别为王某杨，持股比例30％；张某全，持股比例30％；张某远，持股比例20％；张某遥，持股比例20％，法定代表人张某全。今典鸿运公司股东分别为安地公司、鸿运置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85％、15％。世纪茂华公司股东为安地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今典投资公司系安地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00％。红树林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人民币，世纪茂华公司系红树林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00％，红树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均系张某全。

今典鸿运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章程第八条所列明的股东会的十项职权中未包括公司对外担保需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的内容。

2019年12月5日，今典投资公司，世纪茂华公司、今典鸿运公司、张某全出具分别加盖公司公章以及张某全本人签名的《关于确定担保责任顺位的说明》一份，该说明确认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张某全分别与广信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并对今典投资公司所欠广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认为连带责任内部应区分清偿先后顺序，根据各担保方真实意思及分别签署担保合同时间、担保登记时间确认第一至第三顺位的担保方分别为世纪茂华公司、今典鸿运公司、张某全。2019年12月31日，今典鸿运公司出具加盖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就涉案《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事宜，已与其股东北京安地公司、鸿运置业公司进行沟通，北京安地公司及鸿运置业公司表示不同意出具书面文件，且不同意其作为担保人提供担保。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2民初88号民事判决：一、今典投资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广信公司借款本金124,675,000元；二、今典投资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广信公司借款利息（以124,67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今典投资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信公司支付律师费100,000元；四、张某全应对判决主文第一项至第三项确定的今典投资公司应向广信公司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某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今典投资公司追偿；五、如今典投资公司届期不履行本判决第一项至第三项付款义务的，广信公司可以与今典鸿运公司协议，以今典鸿运公司所有的，京（2018）朝不动产证明第0042272号、京（2018）朝不动产证明第0042267号、京（2018）朝不动产证明第0042242号三份《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1号楼36套房产、32号院南6号楼27层A座3101等5套房产、32号院4号楼1层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按照抵押顺位优先受偿。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上述付款义务的部分归今典鸿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今典投资公司清偿。广信公司实现抵押权后，今典鸿运公司有权向今典投资公司追偿；六、如今典投资公司届期不履行判决第一项至第三项付款义务的，广信公司可以与世纪茂华公司协议，以其所持有的红树林公司100%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质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上述付款义务的部分归世纪茂华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今典投资公司清偿。广信公司实现质权后，世纪茂华公司有权向今典投资公司追偿；七、驳回广信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今典鸿运公司不服，认为根据《九民纪要》的宗旨，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涉案《抵押合同》系今典鸿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今典投资公司担保，符合上述情况，故《抵押合同》无效。其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民终5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广信公司分别与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是否有效。

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均以与广信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未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且公司股东不同意担保为由，认为《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无效。

生效裁判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其目的系为确保相关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而限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

首先，《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时，今典鸿运公司的股东为安地公司及鸿运置业公司，两者的持股比例分别为85%和15%。世纪茂华公司的股东为安地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被担保方今典投资公司持有安地公司100%股份，在此情况下，即便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亦不会形成不同意为今典投资公司进行担保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

其次，本案诉讼之初，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对《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均不持异议，并与张某全共同向本院出具了《关于确定担保责任顺位的说明》。庭审中，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亦表示在《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系经过公司设置的盖章流程，故应当认定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知晓并同意签订《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

再次，经过法院多次通知，张某全因故未到庭陈述并接受询问，仅于2020年5月20日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确认《借款协议》《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系其本人并作为今典投资公司、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与广信公司签订的。结合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所述的盖章流程，法院难以认定《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系张某全超越代表权擅自盖章签署。

最后，直至2019年12月31日诉讼期间，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才向法院出具了两份《情况说明》表示涉案担保未形成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安地房地产公司、鸿运置业公司均不同意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并以此为由于2020年5月6日审理中，抗辩称《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无效，与其之前的陈述自相矛盾，与张某全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内容亦不相符。更何况，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未加盖公司股东安地房地产公司、鸿运置业公司的公章，亦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故上述《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无效的依据。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对今典鸿运公司作出担保行为时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进行实质性审查。

首先，今典投资公司作为主债务人，亦系被担保人，张某全作为今典投资公司、今典鸿运公司、世纪茂华公司、安地公司等数家今典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担保关系是今典系企业间的内部安排，可以认定系争合同系由持有今典鸿运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签订，且不损害今典鸿运公司利益，属无需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根据在案证据可以确定今典鸿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出具的《抵押合同》系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今典鸿运公司主张债权人应提供证据表明其应对公司决议进行审查的主张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抵押合同》应属有效。

其次，今典鸿运公司认为本案公司决议的审查应排除安地公司的意思，应着重审查小股东鸿运置业公司是否同意并签署股东会会议决议的情况，现无证据显示持有剩余15%股份比例的小股东鸿运置业公司曾作出过意思相反的公司决议，客观上在安地公司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小股东鸿运置业公司也无法出具具有相反意思的表示的公司决议，故对其是否同意并签署公司决议的审查不影响今典鸿运公司的意思表示，今典鸿运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最后，当事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确定担保责任顺位的说明》中，今典鸿运公司、安地公司及张某全均签字确认担保意思的真实性，故即便没有公司决议，从该角度而言亦应当认定《抵押担保合同》符合今典鸿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过错。

案例评析

本案关键的法律争议在于《公司法》第十六条及《九民纪要》第17、18、19条的适用问题。

一、《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性质系限制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组织规范，目的系约束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故适用该条的重点在于审查对外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

根据《九民纪要》第17条的规定，《公司法》第十六条系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进而根据1995年《合同法》第五十条及《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认定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九民纪要》出台之前，对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性质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说、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说、代表权限制说等。

《九民纪要》采取代表权限说，认为该条属于公司法上组织规范的范畴，对于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作出的担保行为本身不能简单判定有效或无效，而要结合合同法上关于越权代表行为效力的规定判定。《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因此需要区分缔约时相对人是否善意来认定越权担保行为的效力。

《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司决议前置的规定，是专门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担保的权限进行限制的规定，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公司人员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决议。公司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实际上是以公司意思作为代表权的基础和来源，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关键在于审查相对人是否履行了甄别法定代表人或公司代理人实施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债权人只要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真实意思，该担保行为就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

审判实践中，可从以下几点判断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一是签订担保合同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及经营状况，二是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公章是否符合公司盖章流程，三是审理过程中公司发表口头或书面的诉辩意见的情况，四是诉讼前及诉讼中公司的中小股东是否发表异议的情况。

本案中，结合以上四点分析均可得出担保人作出的担保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其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所作的结论。

二、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属于《九民纪要》规定的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为股东的股东提供担保，属于关联公司内部之间的担保安排，不等同于为《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对外担保公司的股东的表决权不应该排除。

公司决议能够直接证明公司就对外担保行为作出了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九民纪要》以此为切入点判断债权人善意与否。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公司治理整体上水平较低。尤其是在《九民纪要》颁布前，由于裁判规则不统一，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忽略审查担保人公司决议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仅因缺少公司决议就认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容易助长公司利用该条法律，恶意逃避承担担保责任的不良风气，这违反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因此，《九民纪要》规定了四种无需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即：“（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对于《九民纪要》的上述规定进行了修改，该解释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二）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三）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指出，《九民纪要》关于无须公司决议的规定因范围过大而影响到公司的运营安全的问题，实践中甚至出现一些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输送利益的现象。

为此，《担保制度解释》作出了三方面修改：一是删除了《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有关“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互联互保等商业合作关系”的规定；二是将该条第（2）项“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修改为“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三是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本解释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和“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2/3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均无须公司决议的规定。

鉴于目前我国公司治理普遍不规范的情况，如果查明担保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其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就应当认定公司具有对外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而上述三种情况，实践中一般可以认为对外担保是为了公司自身利益。

此外，在集团公司的架构之下，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固然属于《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但是子公司为属于同一集团下的，母公司的再上一级母公司提供担保，属不属于上述规定的需要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实践中存在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确定实际控制人的范围。《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我们认为，属于同一集团下具有股权关系的母公司的再上一级母公司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控制人。

在集团公司的架构之下，同一集团内部可能存在较多层级的股权关系，不能将与对外担保公司存在股权隶属关系的全部上级公司均等同于对外担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是实际控制人还要考察其能否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在对外担保的公司与其母公司的再上一级母公司仅是存在股权关系但并不实际受其支配控制的情况下，《公司法》并未规定此时需要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并且表决权需要排除对外担保公司的母公司，那么就不应该对该条款作扩大解释。还是要综合考察案件的实际情况，判断担保合同是否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例外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十六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