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家务劳动具有经济价值 保障全职家庭主妇财产权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俊 北京报道

11月21日，最高法发布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其中包含此前备受关注的牟林翰PUA案，最高法强调，不仅殴打等身体暴力属于家庭暴力，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自残威胁等行为属于精神暴力。

本次典型案例中还包括一起离婚案中，该案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弥补受暴妇女因长期承担家庭义务而牺牲的职业发展机会，给予受暴家庭妇女双重保障。

2018年8月，牟某与陈某（化名，女）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二人在北京市某学生公寓以及牟某的家中、陈某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陈某先后到广东及山东与对方家长见面。

2019年1月起，牟某因纠结陈某以往性经历，心生不满，多次追问陈某性经历细节，与陈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并表达过让陈某通过人工流产等方式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同年6月13日，陈某与牟某争吵后割腕自残。同年8月30日，陈某与牟某争吵后吞食药物，医院经洗胃等救治措施后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2019年10月9日中午，陈某在牟某家中再次与牟某发生争吵，并遭到牟某的辱骂。当日15时17分许，陈某独自外出，后入住某宾馆，并于17时40分许网购药品，服药自杀，被发现后送至医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陈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牟某虐待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情节恶劣，且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牟某与陈某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某对陈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在陈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某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综合考虑牟某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综上，对牟某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最高法表示：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处于较为稳定的同居状态，形成事实上家庭关系的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家庭成员”。

并且，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实施精神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处于自残、自杀的高风险状态，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的，应当认定虐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记者注意到，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还有一起精神暴力案件。

鲁某（女）与邓某（男）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邓小某。二人常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夫妻感情不和。2024年10月，双方发生争执后，邓某遂从厨房拿菜刀以自残相威胁，鲁某在阻止邓某自残过程中被其推倒在地受伤。鲁某遂报警求助，辖区派出所协助鲁某线上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并上传证据。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在20分钟内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邓某对鲁某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在线送达双方当事人。

该案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邓某虽未直接对鲁某实施殴打、残害等身体暴力行为，但其拿刀自残行为使鲁某产生紧张恐惧情绪，构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

最高法在阐述其典型意义是指出：自残威胁行为构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家庭暴力的本质与核心在于控制，既包括殴打、捆绑等身体暴力，也包括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施暴人以自伤、自残等方式相威胁，虽未直接对受暴人实施身体暴力，但同样是暴力行为，会让受暴人产生暴力将加诸自身的恐惧，最终达到迫使受暴人屈服、继续维持亲密关系等控制受暴人的目的。本案邓某通过自残制造恐惧情绪，使鲁某紧张、害怕、不敢反抗，对鲁某的心理和精神造成实质性的侵害，符合精神暴力特征。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包含一起受家暴全职家庭妇女案件。

许某（女）与郑某（男）于1993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四名子女（起诉时均已成年）。为了照顾家庭、养育子女，许某婚后一直在家做全职家庭妇女。婚后郑某多次对许某实施辱骂殴打。2019年9月，郑某再次殴打许某，将许某从四楼家中拖拽至三楼，后小区保安到场制止并报警。经医院诊断，许某头部外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22年5月，许某起诉郑某离婚及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同时要求郑某支付家务劳动补偿金、离婚损害赔偿金。郑某不同意离婚，也不承认实施家庭暴力。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在案的诊断证明、伤情照片、公安机关对保安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郑某对许某实施了家庭暴力的事实，应当准予离婚；支持许某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由许某分得现居住的较大房屋、2间商铺以及折价款172万元，郑某分得面积较小的房屋、5间商铺及负担未偿还的银行贷款；郑某支付许某家务劳动补偿金10万元、离婚损害赔偿金5万元。

最高法指出，许某婚后按双方家庭分工承担在家全职承担抚育4名子女、操持家务、维系家庭运转的责任，更为丈夫安心在外经营、积攒家庭财富起到积极作用。本案充分认可妇女家务劳动的贡献，支持了女方全部财产分割请求、家务劳动补偿金的同时，判决许某获得离婚损害赔偿金，以司法裁决体现对家庭暴力的否定性评价和对受害者的精神抚慰。

“判决充分体现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33号一般性建议，法院仔细考虑了案件事实和女方作为全职主妇尽力支持丈夫在外工作的背景，保障处于权力、财富不平等地位中的女方得到法律平等保护，从司法层面肯定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最高法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