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长期都未能领悟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何能成五大书记之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党成立以来就不时受到“左”和“右”两种倾向的感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的干扰来自“左”的方向。

对于这两种倾向的认识，很多人似乎都觉得“左”带有更加强烈的革命色彩，好像是越“左”便越是革命，这种危险的想法，最终也为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左”的波澜中，任弼时既是推动者，同样也是受害人，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任弼时对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并未充分领悟。

可是他最终仍然成为了五大书记之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以独善其身

从1921年我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应该说党还处于自己的幼年时代，不成熟是幼年人的标志性体现，党在当年同样不成熟。

在这个幼年的阶段，党内有来自“右”的干扰，这最终造成了我们在四一二中的不利应对，可是自1927年之后，干扰党的主要因素便来自于“左”。

因为“右”的教训，党内普遍出现了“左比右好”的观点，“左”是站着生，“右”是跪着死，所以要怕“右”不怕“左”。

在这个时候，任弼时就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担任了一些重要的领导职务，参与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斗争，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但是由于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任弼时在“左”的风暴中，难以独善其身。

一方面他对“左”的错误理论观点认识不清，比如对关于中国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论等观点，认识不清楚，或者说就是赞同的。

1927年11月14日，任弼时在共青团中央刊物《无产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出：“现在的情形是‘一切都正皆成暴动’，因此阻止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在暴动中，才有机会做到。”“最后的大爆发就在眼前...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大暴动来建立新的社会。”

在思想上，任弼时认同“左”，在行动中，任弼时支持“左”。

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一系列决定，比如撤销毛泽东，彭公达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任弼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且在会前成立的中央政治纪律委员会担任书记，他也投了赞同票，很难说他不应当为毛主席被撤职承担责任。

后来任弼时自己也坦言：“在过去党内领导犯‘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是偏‘左’的。”

但是任弼时和王明博古的最大区别在于，任弼时是一个坚持以实事求是为看待问题出发点的党员。

1927年9月，毛主席等领导秋收起义时，原定攻打长沙，但是因为情况有变，毛主席自作主张的取消了计划，转而走向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

中央对此很不满，认为他“临阵脱逃”，并且派任弼时前往湖南“全权领导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

可是任弼时在抵达长沙后，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实际情况确实不允许强行攻打长沙，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长沙暂不举行暴动”的意见。

可他本人也因此受到了指责，并且被调离长沙。

这是任弼时认清“左”的真相之始，同样也是任弼时成为“左”的受害人之始。

在此之后，任弼时虽有所转变，但总体上还是偏“左”的，1928年为了筹备中共六大，党的重要负责人先后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任弼时留守中央。

此时任弼时终于真正的担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左”的不切实际。

比如当时各省委普遍都有空洞的全面暴动计划，这些计划被呈给任弼时的时候，他这个没怎么下地方的领导人都能看出来计划的不切实际，更何况那些真的在一线的领导干部了。

很显然，这些计划就是“为了提出而提出”。

但偏偏也因为任弼时不够“左”，临时中央对他“执行政策不力”亦是不满的，后来任弼时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也被免去，其本人也被派到湘赣省担任省委书记。

正如后来张闻天所说，任弼时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工作上“不合手”，受到排挤，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系列措施，实质上是“打毛排弼”的。

但即便是这样，任弼时只是知错能改，这还不足以让他成为五大书记之一，那么在这之后，任弼时又经历了什么呢？

何以力挽狂澜

自从斯大林彻底控制苏联之后，苏联的国策便从托洛茨基主张的“不断革命论”转向了斯大林所主张的“一国建成论”。

所谓“一国建成论”，通俗说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可以初步在苏联实现的，苏共和苏联需要先保证苏联国内的革命成果，再谈世界革命。

早在苏俄尚未退出一战时，斯大林就曾经说过：“今日之苏俄便是一个大声啼哭的婴儿，我无法坐视我们杀死这样一个婴儿。”

他这么说，是为了反驳托洛茨基等人宁可牺牲苏联，也一定要唤起欧洲革命的主张。

而在1935年，这个“不断啼哭的婴儿”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青年”了，斯大林更无法将之抛弃，“一国建成论”也在1935年达到了高潮。

这一年的7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削弱本国阶级矛盾的提法，联合国内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武装保卫苏联”。

而在中国，这“可以联合的一切力量”中，自然包括蒋介石。

当时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紧随共产国际之政策，起草“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王明这个“左”的推动者，成为了“右”的代理人。

在构建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主席和王明一样都认为应当构建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后毛主席也的确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

可是在战线建立之后，我党到底要不要全面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又成为了另一大难题。

党名义上的领导人张闻天和党实际上的领导人毛主席，都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我党我军必须保持独立。

但是这一观点，却受到了以张国焘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另一批人的反对，周恩来认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性只能相对而言，既然建立了战线，就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

洛川会议上，双方就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执，就在这个时候，王明突然回国了。

王稼祥后来回忆称，王明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王明询问对方中国现在的革命应处于什么阶段？

斯大林回答：“现在主要是打日本，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谈。”

带着这样的“圣谕”，王明回到了中国，随后便提出了“一切经过战线”，“一切服从战线”，“八路军也要接受蒋氏领导”的主张。

因为王明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他的确快速的吸引了一批拥趸，王明本人也趁着这个机会，意图依托于长江局重夺党的领导权。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王明所带来的问题，党内所争执的问题，核心源自于苏联，源自于共产国际，那么解药就不可能在中国，而是在莫斯科。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力挽狂澜，成功争取到了苏联的支持。

此人，便是任弼时。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临危受命，借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

报告中，任弼时将王明夸得天花乱坠，但他只是借此让共产国际快速批准报告，给他一个当面报告的机会。

他成功得到了这个机会，也成功说服了季米特洛夫，最终季米特洛夫在1938年7月对任弼时说：“是时候告诉大家了，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通过任弼时的这次报告，毛主席终于真正意义上的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任弼时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