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三年才建大都新城，忽必烈到底在想什么?

◎王越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攻占金中都后，烧毁了豪华的皇宫，把金朝首府中都降格为燕京，改由燕京留守兼行省长官札鲁忽赤即断事官治理。后来又在燕京设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蒙古人占领中都以后的45年里，燕京一仍金制，为62坊，除皇宫被焚烧外，城墙和城内的街巷胡同、衙门、商铺、佛寺道观基本没什么变化。1260年，忽必烈在距燕京西北300多公里的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即位称帝，正式建立大蒙古国的第一个年号“中统”。中统五年(1264),忽必烈将都城迁至金中都旧城，再次升燕京为“中都”。但是过了三年，忽必烈竟又改变主意，决定在中都城东北郊外另建新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元大都的新旧两城

为新城的漕运而改选新址

忽必烈继承汗位登基之初，都城开平位置偏北，居于草原地带，对控制中原明显不利。忽必烈的爱将、先锋元帅霸突鲁对他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大漠。而且天子必须居中以受四方的朝见。大王果欲统御天下，非驻燕不可。”世祖有所省悟，说道：“若不是你这样说，我几乎失误了。”

据《续资治通鉴》载，景定四年(1263)春正月，“蒙古刘秉忠请定都于燕，蒙古主从之。”《春明梦余录》对这段描写得比较详细：“元世祖尝问刘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处最佳?’秉忠曰：‘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大都国祚长，民风淫。’遂定都燕之计。”因此﹐忽必烈在解决了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把都城迁至燕京，并计划在燕京城内营建宫室，以兼顾对华北、中原地区的统治，借以保证财赋收入。

随着燕京地位的日趋上升，政治重心南移，忽必烈怀揣“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大略，将都城南迁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营建宫室的选址问题上，忽必烈却一直犹豫不决。最初的想法是在金中都旧城的基础上翻建或扩建，但是过了三年，竟又做出放弃中都燕京旧城的决定，并于旧城东北郊外，另建新城，仍称中都。

从中都旧址的放弃到新址的选择，前后数年之间没有定论，其间必然经过反复的考虑。旧址被放弃的原因较易理解：第一，忽必烈派遣刘秉忠到燕京考察，看到金朝的宫殿已被蒙古兵丁烧成废墟，已成“行殿基存焦作土”的破败景象，所以选址重建在所难免；第二，忽必烈对住在金中都城原住民心有疑忌，怕他们起来造反。《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汗八里城(指燕京旧城)在契丹省的一条大江之上，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驰名遐迩。城名的含意是帝都。不过，皇帝陛下根据星学家的卜算，认为该城将来要发生叛乱。所以，他决定在江的对岸另建新都……新旧都城只一江之隔。新都取名大都。所有的契丹人，也就是说，契丹省籍的所有居民，都被迫撤离旧都，迁居新都。但是，对那些忠贞不贰、无可怀疑的居民，仍然允许留在旧都。尤其因为新都虽然有我们即将要描述的那样的容积，但不可能像幅员辽阔的旧都那样，能容纳下如此众多的居民。”

大都城的新址，最终选择在金中都旧城东北。主要是因为那里有比较丰沛的水源，包括大面积的湖泊积水潭与清澈的泉流，既为新宫的建设保证了优美的环境，又为新城的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都是中都旧城难与比拟的。这一次的变动，说明了北京的城址，已经从莲花池的下游，转移到高梁河上。而且，这与此前郭守敬曾提出的改造中都旧闸河，“东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的计划相一致。

东四七条留有元代火巷的痕迹

元大都独尊火巷

这些火巷后来都并入了胡同

元大都城的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贯通。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详细描述：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

近年在今景山公园（延春阁、厚载门遗址）之北发现的御道遗迹，宽达28米。按照方位，当时元廷将大都北城街道分为50坊，这样一来，大都的坊由原来金中都城的62个，扩建到南北两城共112个。元代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记载了元大都的街道按照长短、宽窄顺序，分为街（大街、小街）、巷（火巷）、弄（衖通、火弄）三等。最长最宽的称街，最短最窄的称弄。《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写道：“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衖是弄的古字，《南齐书》注：按弄衖音义并同。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记衖通为火弄。《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载：“东下一级，复值润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通。”在衖通下注明“弄，小巷之意”。熊梦祥是南方人，知道火巷和弄都取自南方，在衖通下特别注明“衖通二字本方言”，表明衖通这两个字是吴语方言弄堂。可见当时火弄、衖通、弄堂可以通用。顺便说一句，明清学者考证，胡同就是吴音“弄堂”的音转，明代学者杨慎说：“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胡同。”

火巷，是南方普遍使用的街巷通名，宋金交兵时创于南宋，既为防火而设，也方便作战用兵。南宋所创的火巷宽而笔直，巷两边还带有排水的明沟，使街对面的火势不至于蔓延过来。火巷比传统的巷和胡同要宽，这也有利于来往通行、行军作战。火巷作为比“街”低一等的道路，也流传到北方其他城市。至元四年（1267年），元朝在原金中都城东北建大都新城（又称北城），新城里的街巷，是以大街、小街和火巷为主，火巷作为低于大街、小街的第三级街道，在街巷中独占鳌头，居然设立了380多条，数量之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元朝独尊火巷这一点，以往很多介绍北京的书籍，往往一笔带过。值得提及的是，明朝建都北京后，北京的火巷从元末的384条，极速减少到只有东城明时坊一条。胡同则得到飞速发展，从元末的29条弄堂，增加到城内外的459条，其中仅内城（元大都新城地区）就冒出347条，速度可谓惊人。显而易见，这些火巷都进入了胡同的行列。这段史实，在北京街巷胡同文化中，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标志

是城市规划史上一大创举

正是考虑到要把积水潭括入未来的大都城中，同时也解决水上运输问题，所以元朝建大都城，先从规划宫殿和宫廷用水开始。古代的积水潭与现在的积水潭不同。历史上，德胜门外的原太平湖与今积水潭、北海和中海是连为一体的,金朝统称白莲潭，同属高粱河一带的天然湖泊，总水域比现在的几个湖加起来大得多。

元代，今北海和中海称太液池，积水潭是太液池的上源。在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首先考虑以金代大宁宫太液池为中心的东岸布局宫殿建筑，即在湖泊的东岸兴建宫城（大内）；湖泊的西岸，另建南北两组宫殿，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分别为皇室所居。宫城与隆福宫、兴圣宫这三组宫殿群，被称为三宫鼎立，构成了元大都皇城中的主体建筑。在这三组建筑的中间，是清波涟漪的太液池，太液池中间则是万岁山，成为皇宫中的苑囿。太液池中的琼华岛，经过中统年间修建，也改称万岁山。万岁山以南，另有一个小岛叫做圆坻，也称瀛洲，即今团城的前身，有长达“二百尺”（约合64米）的汉白玉石桥与万岁山相连。从圆坻建木桥接连太液池的东西两岸，这组建筑是古代帝王们依据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仙境而建造的，寄托着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以此为出发点，环绕三宫修建皇城，或称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皇城之外再建大城(即外郭城)。

大都城宫城的位置既已确立，便将宫城的中心建筑群大明殿和延春阁，设置在宫城的中心线也就是大都的中轴线上。大内宫城正殿大明殿，是一座工字型平面的大型建筑。大明殿之后，设工字型平面的寝殿延春阁。从总体布局上，皇宫中的正殿大明殿为“前朝”，是帝王上朝治政、举行大典之处，元朝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后面的延春阁是“后寝”，为正宫皇后的居所，阁中设有御榻，以供帝王和皇后休息。前后殿阁间设连廊，形成“前朝后寝”的平面布局，从而十分有力地突出了宫城的位置，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

以此为依据，又沿宫城的中心线向北延伸至积水潭的东北岸建中心阁。中心阁是元大都的重要建筑，其位置相当于今之鼓楼的所在地。元大德九年（1305），元成宗铁穆耳兴建规制宏伟的大天寿万宁寺，把中心阁围在寺内。元成宗去世后，皇帝在每年的正月初八日要到中心阁行香，祭祀元成宗。

由于大都的宫城依天然湖泊而建，所以宫城的中轴线与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线之间尚有一些距离。于是，又测定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点上竖立一个石刻的测量标志，题为“中心之台”。据《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也。”宫城的中轴线和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台”确定后，便以包括皇城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南北两面城墙的位置。然后从中心台向西，以包括积水潭在内的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都城东西两面城墙的位置。只是由于东墙的位置又遇到了低洼地带，不宜筑墙，只得向内稍作收缩。在城市规划设计中，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无疑是我国城市规划史上一大创举，可称得起史无先例，也表明测量技术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重要。事实上，元代的中心阁和钟鼓楼也就构成了全城的中心区，大都的布局，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展开的。

1271年，忽必烈称帝，发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次年，忽必烈改元中都为元大都。至元二十四年（1287），筑城工程全部告成。大都新城建成后，元大都的范围包括南北两城，一个是原燕京城，称旧城或南城；一个是在中都城东北的新城。新旧二城的民事仍由左、右警巡院统一管理。自此，一座雄伟壮丽、举世无双的都城矗立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并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繁荣，对外交流的日趋频繁，发展成为驰名世界的大都市。

编辑/李喆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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