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反对日本？

高市近日在国会答辩时就“台湾有事”表示，如果伴随出动军舰和使用武力，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根据日本法律，如发生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即便并未直接遭受攻击，日本也将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一表态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触及中方核心利益。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而后，上百名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抗议者手持标语，高呼“撤回发言，赶快道歉”、“高市下台”、“不会外交的人不配当首相”等口号，要求首相立即收回不当言论并辞职。

日本国内政界人士也纷纷对高市言论提出批评。

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添拓14日在记者会上指出，高市的言论加剧了日中紧张关系，导致两国互信受损。

日本共产党籍众议员志位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应当以两国共识为基础开展冷静对话，而非发表挑衅言论。

立宪民主党籍众议员大串博志更在国会质询中直言，历届内阁在相关问题上都保持谨慎态度，高市应当立即撤回其不当言论。

包括野田佳彦、鸠山由纪夫及石破茂在内的三位日本前首相也相继对高市早苗的挑衅性言论发出警示，显示出日本政界对其言论的普遍忧虑。

面对各方批评，高市早苗在10日的国会答辩中仍坚持其立场，称相关言论遵循日本政府“一贯见解”，无意撤回。

高市早苗的这种论述，本质上是在试图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核心限制。这种论述巧妙地将台海局势与日本《武力攻击事态法》相挂钩，企图构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法理伪命题，纯如狗屁，臭不可闻。

这玩意儿，有几个根本性谬误：

第一，它刻意模糊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前提，将简单的地理邻近性偷换为政治关联性。

第二，它滥用集体自卫权概念，将其适用范围从"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任意扩大到一个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所谓“主权实体”。

第三，它泛化危机定义，将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自动归入“威胁国家存亡”范畴，完全违背了该法律条款原本应对直接军事威胁的立法本意。这种论述如果成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将意味着日本的“军国主义”有了复苏的土壤。

日本国内的政治态势，现在也十分激荡，撕裂加剧。

执政层内部明显的路线分裂，已经泾渭分明，自民党内传统派阀的制约机制在失效，麻生派、岸田派等主流势力对高市言行的纵容态度，反映出他们所持有的“武器”已异化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政治提款机。

另一方面，日本官僚体系与政治决策之间亦已经出现严重脱节，就拿外务省的外交事宜来说，正常情形下，只要不蠢，都应该知道“涉台言论”将摧毁中日关系的根基，但政治任命的官员们却在系统性地架空专业外交渠道，罔顾法理、蓄意挑衅……主要凸显一个“政治凌驾于专业”的现象，让日本的外交决策失去必要的平衡与审慎。

以高市为代表的派系之所以会有这种狂妄而失智的言论和动作，我觉得应该归因于这一群体在世代更迭中的历史认知断层问题。

高市所属的“战后第三代”政治家群体，普遍缺乏对侵华历史的深刻反省。这种历史认知的缺失，导致他们在处理涉台问题时表现出令人震惊的轻率。

日本部分政治人物的“台湾情结”，实际上是对殖民历史的美化投射——正如高市本人曾公开赞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将殖民历史浪漫化的倾向，暴露了其对历史真相的刻意回避。

那么为何日本国内现在又有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呢？其实也很简单，唯利益、恐惧使然。

对于许多日本民众，特别是老一辈而言，“存亡危机事态”这个词汇散发着浓烈的硝烟味。它触动了日本民族记忆中敏感的神经——二战末期本土遭到的毁灭性打击。

高市早苗的言论，在他们听来，无异于将整个国家再次绑上战车，推向与地区大国军事对抗的边缘。

抗议者们高举的标语，其潜台词是：“我们绝不允许国家再次被少数政客的野心拖入战争的深渊。”这种基于历史创伤的和平主义思潮，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基石，也是高市言论在国内引发众怒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层原因便是利益。

日本的经济命脉，早已与中国的市场和生产网络深度绑定。

中国连续多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常年保持在数千亿美元以上规模。日本在高端制造、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对中国市场有着极高的依存度。

如丰田、索尼等日企巨头，其全球营收的近三成来自中国市场。

一旦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民众的自发抵制就足以让这些企业的财报“一夜入冬”。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众多中小企业嵌入在中国的产业链中，它们是“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稳定的直接受益者。

产业上，日本在稀土等关键战略资源上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已是众所周知。

现代高科技产业和国防工业离不开稀土，而中国掌控着全球稀土供应链的绝对主导权。

任何导致中日交恶的举动，都可能直接卡住日本产业的咽喉。

因此，日本经济界——从经团联的大佬到生产线上的厂长——都非常清楚：高市早苗的挑衅言论，是在用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民生稳定做赌注。

他们的反对，是基于最现实的生存逻辑。

党派方面，以自民党论，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高市早苗作为党内右翼势力的代表，其激进言行必然引起党内温和派和务实派的警惕。

这实际是一个路线之争。

务实派（如岸田文雄所属的宏池会系传统上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日本应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非一味选边站队、激化矛盾，高市的做法显然破坏了这一战略模糊性。

再说，现在高市的风头过劲，也很有可能会打破自民党内部派阀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

所以，归因下，也不过是权力利益的一种，其他派系乐见其“犯错”，从而削弱其所在派系的影响力。

若不怀恶意揣测，那么，像野田佳彦、鸠山由纪夫等前首相的警告，也可以当是对其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包含着对自身政治遗产（他们在任期间都致力于稳定中日关系）的维护。毕竟按高市的言行，假使真获成行，岂不是在否定他们过去的外交努力？

更深层次看，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其实也有对日本彻底沦为美国战略棋子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美国正极力推动其“印太战略”，企图将日本打造成对抗中国的最前沿堡垒。

高市关于“武力介入台海”的言论，完美契合了美国的需求，但这意味着日本将自愿成为大国博弈的“前线阵地”和“炮灰”。

抗议者喊出的“不会外交的人不配当首相”，其潜台词正是：一个合格的首相应致力于化解冲突、维护和平，而非甘当马前卒，将国民置于险境。

一个在外交上完全追随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国内的健康力量渴望的是，日本能够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被迫卷入一场与自己核心利益无关的冲突。

对日本而言，现在的局势颇为复杂。

对中国而言，现在的局势并不复杂。

中国掌握的反制工具丰富而多元，要战，能战，要说，能说，要制，能制。

从经济措施到外交手段，从法律反制到舆论施压，中国拥有多种可选择的应对方案。

而且，中国始终掌握着使用这些工具的主动权，这种“引而不发”的姿态本身就构成强大的战略威慑，让我们在保持压力的同时，也为中日关系转圜留有空间。

所以，“日本反对日本”的景象，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时间与道义站在中国这一边。

那中国要做的，只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被对方的挑衅打乱节奏，善于利用对方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可。最终，那些企图开历史倒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极右翼势力，必将被其本国人民所抛弃，也必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中国的任务，是继续发展自己，保持强大而可信的威慑，迫使日本当局权衡挑衅的代价。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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