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无私心，拥抱世界：都不行了的时候，才是工作的开始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0月宏观经济数据发布了。核心数据显示形势相当秋寒。金九银十，不再是铁律。

于是很不幸，我们必须要敢于追问：当几乎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下行寒冬”时，我们中国企业家该怎么办？能指望谁？

当所有时代的红利不再……

要知道，能形成主流中国社会的美好记忆，本质上都是基于时代的红利。

最大的时代红利，无可争议是1978年中央的改革开放。我之前提出过：数千年来不论盛世还是乱世，国人大都处在饥饿的边缘与深渊中挣扎，直到新中国首次成批出现“企业家”。而一旦有了企业家，十亿中国人民很快就吃饱饭了，并很快彻底告别了短缺，快步奔向小康富足。新中国出现企业家的前提环境，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从与主流世界斗争转向与主流世界融合——于是，有了创富的机会。

随之第二次时代红利，同样无可争议是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我之前也提出过：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最大的转折点，是南巡讲话后中国知识精英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企业，使得社会财富暴增。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使企业家有了久旱逢甘霖的“出苗”机会，但“苗”本身依然难免良莠不齐，那么南巡之后就使得长庄稼的“种子”，骤然变得更加优质和强壮了！进而在雨水滋润下能够更茁壮地成长——于是，有了创富的人才。

第三次时代红利，也同样无可争议是进入新世纪加入WTO。我之前也提出过：入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首先是对于要做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好企业，终于在使命上明确了概念和目标，其次是在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自身内功的差距，进而拥有了在“与狼共舞”中，实现快速追赶的动力和机会。事实上中国的卓越企业，就是这时候开始在全球崭露头角获得一席之地的——于是，有了创富的舞台。

第四次时代红利，则是充满巨大争议的中国房地产热潮。对此全社会都在提出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莫衷一是。直到2021年后房地产见顶轰然向下，争论才算平息。客观地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还是阶段性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毕竟我们至今还找不出第二个能带动如此多行业的引擎行业。它在轰鸣时我们焦躁和忧心，一旦失去它时，却又感到空前的寂寥与疲弱——于是，有了创富的创痛。

不只是房地产风光不再，以上曾经接踵而至乃至叠加涌起的时代红利，如今（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却不约而同地相继今非昔比，不复当年。外资撤了，外单丢了，投资弱了，消费软了，存款少消纳多的国际铁友也少了——我们能切身感受到的，只剩下在严重过剩的产能中，无休止的内卷，和大面积的躺平。

而我们再环顾世界，原来那些似乎总在喝茶的富人俱乐部成员，不论美国、日本、韩国、欧盟、英国，也齐刷刷地在经济上亮起了红灯，同时面临着焦头烂额的内部矛盾。而那些热心掀桌子的穷人俱乐部成员，在无知无畏的自作自受下，忽然头顶“让领导先走”的惊雷，更是连苟延残喘都成了奢侈之梦。不管北边的，南边的，有一个算一个，他们好像还不如我们好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都不好过时，我们也不会好过。

当内外“风口”同时熄火没有了，那些早已习惯了一直飞的“猪”——可怎么办？

风云突变下，“猪”要想没有风时迅速进化成“鸟”，有两点我认为是具有普适规律的。

企业家向内，要了无私心

不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寒冬期的领导者所需要的核心本质，都是一样的。

当日子好过时，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时怀有私心，第一符合人性，第二存有余地，第三甚至一定程度上私心也是一种作为和推动前进的动力。但是唯独作为领导人，又特别是身处环境复杂艰险时的领导人，如果在思维和决策时怀有私心，甚至将自己的私心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时，就一定会产生出在繁荣时期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破坏力！因为这时组织已很脆弱，而领导人却更偏执。

其实，人和人在智商层面的差别，没那么大。决定组织决策质量的，一个是领导人在决策时得到的信息是不是准确、全面、及时，另一个就是领导人的初心基准，到底是“公”，还是“私”。而后者，其实又在决定前者。如果领导人是以“公”为上，他获得的信息即使有偏差，他自身的判断力即便稍有不足，他和他的组织，也会及时修正和止损，不至于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但如果领导人是“私心作祟”，那其获得的“信息”迟早都会演变成投其所好的“艺术品”，也就天然会筑就一个越来越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我们只要看我们周围，当一些领导决策在外界看来明显不可理喻、不合逻辑且仍一条道走到黑时，背后八成就不是为了“公”——因为你认定的“合理”和“逻辑”，天然是基于“公”的。

国家层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策公认出现了重大战略误判，且至今积重难返，就在于此。美国今年在全世界的威望明显受损，核心也在于此。作为全球权力强大的领导人，特朗普整天嘴上公开高喊的私心（美国优先），就已让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的公信力。而特朗普打死绝不能说出口的私心（比如名下的财富，比如眼前的丑闻），近乎成了全球公开的秘密，更让他的国家内部，撕裂内讧，让他的国家在全球的形象，一落千丈，甚至可能万劫不复。

企业层面，宗庆后的价值崩塌，不仅仅在于其真实私生活与公开人设的巨大反差——这其实只是私德，未见得会伤娃哈哈元气。真正伤及娃哈哈命脉的，是宗庆后基于私心，为企业设计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玩得转、镇得住的游戏代码，而不是一个“离开自己”依然能有序运转，因而也可传承的治理体系。于是，宗庆后自己一旦离世，整个娃哈哈内外部就马上纷争四起。这个硬伤下的乱局，真不是“大小姐”宗馥丽能搞定的——我在去年多事之秋时就认定，这家企业注定行将没落，与百年老店无缘。而宗大小姐，终将黄粱梦醒。

因此，能不能用心设计出一个能“离得开自己”的体系，是判断领导人内心到底是“私”还是“公”的重要标准。而这一点，在当组织本身表面尚可维持，而组织所处的环境已近寒冬时，就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此，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就明确将“了无私心”作为衡量领导者无出其右的首要标准。

企业组织向外，要拥抱世界

究竟是国内，还是全球，在寒冬期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价值，是截然不同的。

当日子好过时，企业不妨坐拥自己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足不出户也能吃喝不愁，甚至还能躺着挣大钱。然而一但雨歇旱至、暑去寒来，除了承担基础民生、国家安全的央国企，和其生态哺育下的地域资源型民企外，其他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都要克服心魔和万难，去全力实现张瑞敏曾提出的：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为什么特别是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至少我们中外管理传媒过去七年来已选出的和未来将涌现的“中国造隐形冠军”和 “时代匠人”企业，都已经是在中国市场居于第一或至少前三的领先企业。而之所以他们能成为第一和名列前茅，靠的就是高投入，就是高技术，就是高性能，就是高品质，就是高价格，就是高利润！它们如果也削尖脑袋去“享受”内循环，它们在“内卷”中还能是它们吗？它们在“特色”里还能有优势吗？它们在“低价中标”与“垫资运转”中还能有一席之地吗？换句话说，如果隐形冠军都只能去“内循环”了，那更多资质平平的芸芸众生还有活路吗？

隐形冠军企业的内在逻辑，天然就应该去征战全球市场。

可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全球主要经济体都不好，甚至还没有我们好吗？何必舍近求远自讨苦吃？第一，毕竟全球市场占80%，中国市场只有20%，我们最好的企业又怎么可能只靠委身红海小市场，而放弃蓝色大市场来持续维系自身竞争优势呢？第二，全球经济再不好，其80%份额下的机会也比我们20%多。第三，全球经济再不好，其一些底层逻辑都是不变的。

只有搞明白什么是不变的，应变才是从容、理性进而明智的。

中国隐形冠军持续提升全球竞争力的不变底层逻辑，就是必须时刻挂紧全球五百强产业生态链的“钩”。

因为再冷也不变的全球化逻辑

为什么？因为它下面天然包含的几个子逻辑，即便在全球经济转熊趋冷时，也是不变的。

第一，全球五百强企业是全球化分工的最大获益者和最大支持者，受地缘政治短期波动的影响相对最小。

第二，全球五百强企业通过对过去30年特别是入世之后中国企业的飞速发展，有最强的认知和最深的认可，乃至依赖。

第三，全球五百强企业对上游中国企业的回款和回款周期，都最有保障和快捷，不会悠悠打白条活活拖死供应商——严冬之下，现金流不是王吗？

第四，全球五百强企业基于深入骨髓的商业生态共赢理念，对上游中国企业应有的利润更有认同和保障。因为它坚信当你没有合理利润时，它不可能有持续的保障和成长——即便它也会要求你降价，但它会让你配合降价的同时，帮助你保持应有的盈利。

第五，基于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会更积极地将先进的成本控制、技术升级、管理精进、劳动保障、社会责任体系完善等， 不断导入给上游中国企业——让你更强壮时，也更文明。

第六，当全球五百强企业也许要离开中国市场，甚至要离开中国制造，而仍离不开中国隐形冠军时，中国隐形冠军的全球化，也就有了现实的时间表、指南针和建筑图。对于陌生的走出去之路，我们能按图索骥，还是自己踽踽独行，可是别如云泥的两回事。

可以这样说，西方政客越是闹着要和中国经济脱钩时，中国隐形冠军和优秀中国企业，越需要和全球五百强企业，在全世界辽阔的巨大舞台上，不断与时俱进地深深挂钩绑定。

中国隐形冠军，也只有能果断且持续走出去，驰骋在全球五大洲的市场上，通过用心走进去，做大、做精、做善、做久时，也才能以更强大的竞争力和更自信的精气神，来报效我们自己的祖国！并引导更多中国企业提升眼界，帮助广大中国市场摆脱内卷，让中国特色和国际潮流实现打通并统一。

天，越来越冷了。我们要澄心，要自省；要抱团，要运动。

最后，和广大企业家一起共勉稻盛和夫的醒世铭言：“当感觉已不行了的时候，才真正是我们工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