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梁鸿《要有光》：在悲伤中执着寻找真相

文 | 韩浩月

写“梁庄三部曲”的梁鸿，在出版长篇小说给人留下要向虚构转型的印象之后，再次回归到非虚构领域，写作出版了主题为亲子关系、家庭与校园教育的《要有光》（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和《中国在梁庄》等故乡主题还蒙着一层温情面纱不一样，写《要有光》的梁鸿笔触深入而锋利，在悲伤的基调上弥漫着对寻找真相的执着。这本书是一次情感伤口的展示，是心理紫外线、精神消炎药共同作用后，创伤愈合过程中，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的痛与爱的集合体。

《要有光》在“前言”中讲述了一个震撼的景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将额头顶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上，默默诉说内心的悲痛，泪流满面的作者亦是其中一员，“他（作者梁鸿的儿子）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我的孩子，他在受苦啊”“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一位写作者能如此开门见山地袒露心声，这往往意味着她的写作已经带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当自省与警醒合二为一的时候，她想要发现与解决问题的决心便无可阻挡，而众多同困此局的父母，往往在发现问题方面局限于片面，在解决问题上更是束手无策。

首先要看到大人的挣扎，才能洞察孩子们的痛苦。《要有光》在书写敏敏、雅雅、小夏、吴用等少年在黑暗中无助、徘徊的经历时，也带出了他们身边父母亲人的群像。如果说孩子们的遭际使人怜悯、同情，那么他们父母辈、祖父母辈却也令人难以苛责——他们由焦虑、胆怯、狂妄、卑微等等构成的创伤，何曾是他们想要的？如果大人们不自知，又怎么寄希望于他们能理解、解救、成全孩子？

在阅读《要有光》时，最常想到的是，“镜中我”作为社会学概念、同时也被心理学广泛借鉴的理论，于这个时代在持续被验证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如海浪般地冲击着。一方面，家庭作为促使孩子自我认知生成的第一场景，在对孩子的影响和塑造方面，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人际关系单一、亲密关系雷同，压缩了孩子们对外界的探索与联系，在窘迫空间里，儿童客体化状况愈加严重；另一方面，数字与智能时代造就的量子化生存，让孩子很早便习惯离散式联结，有了明显的自我意识重构，哪怕只有十几岁，他们也有了带有超越性的意识觉醒，较之前几代孩子，个性与自我更加鲜明。他们与父母长辈间的冲突，是不同代际间截然不同的认知隔阂导致的。除非父母长辈能够真正放弃自己拥有的知识与观念，以孩子们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这个巨变的世界，并以平等的身份与口吻与之交流，否则问题就很难消解、融化。

得到这一发现，是因为《要有光》中的书写，已经客观证实孩子们早已通过有形（电子设备、社交平台）无形（自我意识、共同观念）的网络，构造了属于他们的世界。虽然孩子们的世界仍然与大人眼里的现实世界有一定的重叠与交叉，但仍然不能将孩子们看到的、感受的、身处的环境称之为超现实世界，他们在被动地学习、继承、融入由超前理念与超前技术构造的新世界的过程中，显然已经带入了自己的主人公思维，在这种思维里，所谓的不合时宜的关心与爱，均变成了控制与暴力，表面上看大人们是因为孩子的不听话而觉得痛苦不堪，实际上是对孩子们所掀起的无声的“革命”产生恐慌——他们担心自身所理解的美好社会与生活方式被颠覆，哪怕他们所享受的快乐与幸福，也是经过上百年来一代代年轻人的抗争才得以建设而成的。

梁鸿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书中所使用的孩子们的话语，包括他们所写的篇幅或长或短的书信，她均没有作修饰与升华，哪怕字词语句层面存在所谓的错与病，也都原汁原味保留下来了。因此，一个被遮蔽的、被大人世界所忽视的、为主流社会所不认可的孩子们的世界与网络，通过《要有光》这本书得以系统化地呈现在更多读者面前。他们说，“别吹灭那光”“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与必然性”“在历史性的选择中，你们都没有选择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大家各有各的轨迹”……阅读这些话语，发觉这些孩子们会悲秋伤春，喜欢写信寄明信片，愿意从远方得到安慰——这些都曾是他们父母的习惯或爱好，但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思考上，这些孩子们在集体层面上，展现出了超越前代的潜在特质。

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在大人们把孩子带离大自然、脱离大群体、失去攀爬高山仰望星空能力的时候，孩子们还是可以凭借某种生命本能，绕过一道道障碍，通透地看到世界的过去与未来。他们能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能觉察到与生俱来的幸福与痛苦。他们懂得如何去做判断与选择，在获取文化与历史留下来的经验的同时，也会依据丰富而发达的感官，来与世界上已知与未知的一切重新建立联系。所以，放心把世界交给孩子，让他们找到并拥有自己的光，这是大人们必然要做也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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