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面对经济困境，统治者的主意，最终会打到谁的身上

汉初的经济困境，是秦末战乱留下的烂摊子。

秦王朝的横征暴敛与楚汉争霸的连年战乱，让天下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粮食奇缺，物价飞涨。

《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米石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普通百姓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

刘邦建立汉朝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恢复经济、充盈国库。

按理说，此时应该减轻百姓负担，让民休养生息，但统治者的选择却是“取之于民”的实用主义。

刘邦推行的赋税制度，看似比秦朝宽松，实则依然沉重。

当时的田税为“十五税一”，即征收土地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此外还有人头税“算赋”：

成年男女每年缴纳120钱，儿童缴纳20钱，还有“更赋”“户赋”等各种苛捐杂税。

对于刚刚经历战乱、家底空空的百姓来说，这些赋税足以让他们喘不过气。

更要命的是徭役制度，成年男子每年要服徭役一个月，还要戍边一年。

若不能亲自服役，需缴纳“更赋”代役，而这笔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相当于半年的生活费。

为了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刘邦还推行了“复故爵田宅”政策，允许逃亡的地主、贵族返回原籍，收回他们的土地和财产。

这一政策看似合理，实则保护了豪强贵族的利益，而普通百姓却只能耕种贫瘠的土地，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虽然推行“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但这只是相对减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百姓的负担。

而且，随着经济复苏，豪强地主开始大肆兼并土地，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奴婢。

而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始终没有出台有效的抑制措施。

因为豪强贵族是王朝的统治基础，触动他们的利益，远比压榨百姓风险更大。

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而统治者对百姓的搜刮也变得更加残酷。

文景之治积累的巨额财富，在数十年的对匈战争中消耗殆尽。

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汉武帝推出了一系列“敛财政策”，每一项都精准地瞄准了普通百姓的口袋。

首先是“算缗”、“告缗”政策。

“算缗”规定，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需按财产缴纳重税，财产每两万钱缴纳一算（120钱），马车、船只也要征税。

而“告缗”则鼓励百姓告发偷税漏税者，告发属实者可获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一政策推行后，全国掀起了“告缗”热潮，官吏们趁机敲诈勒索。

无论是否真的偷税，只要被举报，财产就会被没收，本人则可能被流放。

许多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因此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其次是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政策。

汉武帝将盐、铁这两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家垄断，禁止民间经营。

盐是百姓日常饮食的必需品，铁是耕种、生活的重要工具，国家垄断后，不仅价格暴涨，而且质量低劣。

百姓买不起官盐，只能吃淡食；官铁农具笨重不堪，耕种效率大打折扣，却不得不高价购买。

均输平准则是由官府统一采购、运输物资，看似是为了平抑物价，实则变成了官府的敛财工具。

官府低价收购百姓的粮食、布帛等物资，再高价卖给其他地区，赚取巨额差价，而百姓则只能被迫接受官府的低价收购，损失惨重。

此外，汉武帝还多次改革货币，通过货币贬值掠夺百姓财富。

他先后发行“三铢钱”“五铢钱”“白鹿皮币”“白金三品”等货币，不断改变货币的重量和价值。

这些货币改革，让百姓手中的财富瞬间缩水，而朝廷却通过发行新币，搜刮了大量财富，填补了军费缺口。

汉武帝时期的这些政策，看似是为了解决国家经济危机，实则是将危机转嫁给普通百姓。

豪强贵族、富商大贾虽然也受到一定影响，但他们可以通过贿赂官吏、转移财产等方式规避损失。

而普通百姓毫无反抗之力，只能被动承受。

西汉后期，经济问题愈发严重，土地兼并达到顶峰。

豪强地主与官僚贵族相互勾结，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土地，而普通百姓则无立锥之地。

汉元帝、汉成帝、哀帝时期，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社会矛盾激化，但统治者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依然是压榨百姓。

这一时期，虽然田税名义上仍是“三十税一”，但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算赋”“更赋”的征收标准不断提高，还新增了“口赋”“献费”等税种。

许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不得不逃离家乡，沦为流民，而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又将流民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百姓身上，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土地兼并问题，统治者不仅没有采取抑制措施，反而纵容豪强地主扩张。

统治者宁愿看着百姓流离失所，也不愿触动豪强贵族的利益，因为后者是王朝的统治支柱。

而百姓的苦难，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可以牺牲的代价。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虽然推行了“光武中兴”，减轻了部分赋税徭役，释放奴婢，鼓励耕织。

但这只是为了稳定统治的权宜之计。

随着经济的恢复，豪强地主势力再次膨胀，土地兼并卷土重来，而统治者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依然是老一套——压榨百姓。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财政空虚，而边境的羌乱持续百年，耗费了巨额军费。

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朝廷再次加重赋税，新增了“修宫钱”“助军钱”“赎罪钱”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

甚至连官员的俸禄都要扣除一部分“助军”，而这些负担最终都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随后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经济彻底崩溃。

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更是把压榨百姓发挥到了极致。

曹操、袁绍、刘备等军阀，虽然在史书中形象各异，但在搜刮百姓方面却如出一辙。

曹操推行“屯田制”，看似是恢复生产，实则是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征收高额田租，百姓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官府没收。

刘备占据益州后，为了筹集军费，铸造“直百五铢”钱，一枚新币价值一百枚五铢钱，强行与百姓兑换，瞬间掠夺了百姓的财富。

在这些军阀的统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绝境。他们既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又要服无休止的徭役，还要躲避战乱和瘟疫，人口锐减。

东汉桓帝时期，全国人口约五千六百万，到三国初年，仅剩下一千多万，减少了近四分之三。

这些消失的人口，大多是死于战乱、饥荒和赋税压迫的普通百姓......

每当统治者面临经济问题，无论是财政空虚、土地兼并，还是战争耗费，他们的第一选择永远是压榨普通百姓。

为什么统治者不选择触动豪强贵族、富商大贾的利益呢？

因为这些群体是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们拥有财富、权力和武装力量，触动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引发叛乱，威胁统治稳定。

而普通百姓则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权力，没有武装，分散在各地，反抗成本高，即便遭受压榨，也很难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

因此，“打普通百姓的主意”，就成为统治者解决经济问题，最“安全”和最“高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