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人的性格特点 |湖北人：能说会道，懂变通

一

傍晚六点，汉口江汉关的钟声像一枚铜纽扣，把长江的衣襟扣紧。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柴油、热干面与栀子花混杂的气味。我站在轮渡甲板上，看两岸灯火像两排牙齿，一口咬住夜色。牙齿后面，是湖北人的嘴——那是一张永远不停歇的嘴，说笑话、谈生意、争输赢、讲价钱，把“通”字说成“腾”，把“十”说成“色”，却句句带钩，钩住你的注意力，也钩住自己的生路。

“会说话”在这里不是形容词，是动词，是求生本领。1890 年，张之洞在武昌办洋务，招来江浙工匠，本打算教湖北佬“规矩”，结果半年后，江浙人全被湖北伙计“带歪”——官话里夹着汉腔，图纸改得比翻书快，机器拆了装、装了拆，一条生产线竟跑出三条路。张之洞在奏折里写：“楚人狡黠，然狡黠中藏机枢，若善使，可转石成金。”——这句话，被今天的武汉出租车司机浓缩成更直白的一句：“会说的，能把死马说成活马；不会说的，活马也能说死。”

二

会说话，本质是会变通。湖北人把“变”字写进基因，像把鱼写在“渔”里——要生存，先得让水为自己改道。

我曾在宜昌码头看渔民分拣鲟鱼，问老船家：“为什么同样一张网，你捕的总是大个？”老人咧嘴笑：“网眼大一指，小鱼就溜；溜了的小鱼，明年回来给我生大鱼。”一句话，把“舍”与“得”说圆，也把“规则”说成“退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湖北人的圆滑不是无骨，而是有弹性的骨；他们的原则不在嗓门上，在网眼里。

三

可弹性太好，也容易绷断。

武汉人把“不服周”挂嘴边，本是战国楚人对周天子的桀骜，三千年后演变成“不服任何人”。地铁里，两姑娘为踩脚吵架，能从“你么样”升级到“你莫跟老子翻”再升级到“信不信我下车等你”，全程高能，旁人都插不进嘴。吵到最后，胜者不一定有理，但一定是语速更快、音调更高、押韵更漂亮的那位。于是，湖北人赢得无数掌声，也输掉不少朋友——掌声给舌头，朋友要耳朵；他们常常忘了，耳朵需要安静。

“嘴是湖北人的桨，也是他们的锚。”——这句码头上的老话，每次想起，都像在肋骨上划火柴。

四

我真正读懂湖北，是在襄阳古城墙下。

那年冬天，疫情刚过，城里空荡。黄昏，我遇见一位卖孔明菜（腌萝卜）的大姐，推着吱呀作响的木车。我买了两袋，随口问：“生意不好，为啥还出来？”她把钱揣进怀，哈口白气：“喉咙是敞的，就要出声；出声未必有人买，但不出声肯定没人来。”说完，她摘下口罩，朝我亮出一个笑——那笑像腌透的萝卜，皱、辣、脆，却爽净。那一刻，我摸到湖北人“能说会道”的根：不是巧言令色，而是对“可能性”近乎倔强的信仰——只要还能说，就还有下一单买卖、下一顿饱饭、下一次翻身。

五

回到武汉，我住武昌，每天路过一座天桥。桥下是武九铁路，火车像长虫，一寸寸把黑夜啃亮。桥上摆满地摊：贴膜、卖花、卤味、旧书……最里侧，一位白发爹爹支张小桌，只写家书——代人写信。生意清淡，他却写得认真，一笔一画，像在给时间拆骨还父。我蹲着看，问他：“现在谁还寄信？”爹爹没抬头：“话要人带，心要纸托；手机一删就冇得，纸能留到火葬场。”一句话，把我钉在原地。

原来，湖北人并非只爱“说”，他们更爱“被听见”。能说，是求生；会写，是求在。滔滔江水，带走沙也带走碑，他们便自己当碑，把话刻进对方心里。

六

然而，被听见的代价，是不得不持续高分贝。湖北的孩子，从小在饭桌上练“抢话”：长辈问成绩，你要在鱼香肉丝转到你面前前，把全班排名背完；慢了，菜转了，话题也转了。于是，他们长大后在会议室里抢话，在相亲局抢话，在直播间抢话——抢赢的，拿到订单、拿到投资、拿到流量；抢输的，像被江水吞没的暗礁，连“扑通”一声都听不见。

可真正的暗礁，往往藏在心里。

“越是把话说满的人，越怕夜里自己回味——因为回味是静音，而静音最像故乡。”——这句我写进日记，也写给所有湖北老乡。

七

我曾在黄冈中学旁听一节晚自习。教室里，七十张桌子像七十口井，孩子们低头做题，只听见笔尖沙沙，像春蚕啃桑。副校长是本地人，指着窗外说：“你看，他们现在比安静，十年后比嗓门；黄冈密卷把他们训练成解题机器，武汉的大学再把他们改装成辩论机器——机器出口，就是人才。”说完，他自己先笑了，笑里带着楚人特有的自嘲：我们擅长把任何东西改装成“赢”的工具，包括自己。

可赢的尽头是什么？无人回答。夜色压下来，教室灯光像一条被拉长的武汉热干面，越拉越细，却不断。

八

文章写到此处，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就是湖北人——天门出生，武汉读书，北京工作。我写这篇文字，像在剖开自己的腹腔，找那截“九头鸟”的脖子到底长在哪。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根声带，薄如蝉翼，却两面生刀：一面割别人，一面割自己。

于是我学会在高铁上假装“外地人”。邻座问：“湖北怎么样？”我答：“蛮好，九省通衢，鱼米之乡。”——用最普通的普通话，把“九头鸟”藏进笼子。可列车一过信阳，车厢广播响起“周黑鸭”广告，我仍条件反射地咽口水——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永远藏不住：方言是胎记，变的是口音，不变的是腔调里的心跳。

九

湖北人，终究要在“说”与“听”之间，找到那条比长江更长的路。

我在武汉地铁二号线见过一位盲人卖报员，拄一根竹杖，从车头走到车尾，只重复一句：“今日报纸，三元一份，谢谢成全。”他不说故事，不编段子，声音沙哑，却让整个车厢安静。有人买，他就弯腰；没人买，他也弯腰。那天，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像看着一条被江水磨圆的石头，终于学会用沉默说话。

十

于是，我把这篇散文写成一封家书，写给湖北，也写给被湖北性格误伤的外省朋友：

如果你曾在汉正街被“九头鸟”绕得头昏，请记得，他们也在自家阳台种栀子花，花香同样不咬人；

如果你在光谷被“不服周”呛得胸闷，请相信，他们也会在深夜的士里听《黄河大合唱》，听到“风在吼”时，悄悄把车窗摇上，怕惊扰你。

湖北人不是不会温柔，只是把温柔说成“你吃了冇”；不是不愿认输，只是怕一认输，就被江水冲得连名字都不剩。

十一

轮渡靠岸，钟声又响。我随着人潮涌出闸口，像一粒蚕豆被倒进球磨机。回望江面，灯火碎成万片，每一片都在说话，说给风，说给水，说给同样碎裂又同样完整的我们。

我忽然明白：所谓“能说会道，懂变通”，不过是楚地三千年水患教会我们的生存口诀——

水来了，先让舌头做桨；

水退了，再让心做锚。

而大地副刊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给每一根桨、每一颗锚，提供一处可以暂时靠岸的沙滩——哪怕明天一早，我们又要拔锚，又要抢话，又要投入滚烫的红尘。

那么，请允许我把最后一句话，轻声说给夜色里所有正在“抢”的人听：

“愿我们都能在说赢世界之前，先学会对自己轻声细语；

愿我们能在变通一切之后，仍给不变留一条缝——让风进来，让光进来，让故乡的栀子花香，沿着那条缝，找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