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操控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后，毛泽东饱受王明等人持续、系统的打压，遭到思想批判、罢免职务、组织排挤等不公正待遇。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受到的这些不公正待遇，根本上就拜共产国际所赐。既然如此，为什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还是主动派出政治局常委陈云与共产国际联系？
遵义会议(油画)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上的打压
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并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判为“异端”，从思想理论上进行全方位的围剿。
比如，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讥讽为“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只有“上山主义”，只有“消极怠工”。
他们针锋相对，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全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在军事理论上，毛泽东从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军事实践中，总结提炼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积极防御战略，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批判为“游击主义”“纯粹防御路线”“守株待兔”。
临时中央甚至在电报里指名道姓地指责毛泽东“消极态度将削弱防御力量，是当前极大危险”，并将‘游击战’贬低为“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他们强行在红军中推行阵地战、街市战，等等完全脱离根据地实际的正规战模式。
在土地政策上，否定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留生活出路的合理政策，并批判这是“富农路线”，是“非阶级路线”。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扩大打击面，严重破坏了根据地农村生产秩序和阶级团结。
甚至，把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实事求是思想也污蔑为“狭隘经验论”“事务主义”，是“从根本上否认马列主义理论”，是“农民落后思想的体现”。
第五次反“围剿”（油画）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打压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在王明的授意下，故意在组织上作出重大调整，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及总前委书记名义，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公然将毛泽东排挤出红军核心指挥体系，也就在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同时，此次会议还取消了红军党委制，用苏联红军政委制替代，以教条化的军事制度取代了毛泽东创立的那一套切合实际的“党指挥枪”的制度，这就等于，从制度层面切断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纽带。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将毛泽东抵制错误路线的行为定性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
同时，不顾周恩来的再三反对，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周恩来取代这一职务。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让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这就意味着，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红军前线指挥岗位，无法参与军事决策。此后，红军军事指挥权被博古拱手让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得以在红军坚决推行冒险进攻的军事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没有军事职务的毛泽东，对李德“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错误军事方针，提出建议，主张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敌，但博古和李德完全拒绝接受。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完全没有军事话语权，他的观点已经无法影响中央决策，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王明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打压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中央后，在组织上大肆推行“宗派主义”，打着“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一面提拔重用追随其路线的留苏派和教条主义者，一面无情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
中央苏区各级党委、军委、政府部门，大量拥护没捉到的干部被发配去了偏远地区工作，而那些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则接替了他们。
这就导致党内高层形成“国际派”主导的格局，在中央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占据多数，毛泽东在投票中始终处于少数，以致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扭转错误路线。
更严重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破坏民主集中制，完全以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和军事决策都是由博古、李德等人专断决定，不允许任何人有不同意见。
1933年，“左”倾中央通过发起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厉处分。
紧接着，在江西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主张而被“左”倾中央污蔑为“罗明路线创造者”，而遭到公开批判、撤职、下放等严厉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