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儿童日 | 弥合身份鸿沟、促进家庭团聚 —— 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2025

图：微澜图书馆 2024年世界儿童日活动读者作品

弥合身份鸿沟、促进家庭团聚

2025

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作者：佳羽 with Gemini

报告手记

本次报告更新，放弃了在往年报告基础上进行局部更新的写法，尝试通过与AI（Google Gemini）的对话，引入新的视角和洞察，超越了以往简单的“流动”与“留守”二分法，对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群体进行了更细致的类型划分，以图精准识别了不同家庭资源和政策环境下（如“升学受阻型”、“困境边缘化型”）儿童的脆弱性与发展潜力。

为了全面揭示制度壁垒对家庭决策的系统性影响，本报告采用了儿童全生命周期（0-18周岁）的发展视角，将流动儿童面临的挑战划分为“照料门槛”、“教育质量门槛”、“升学预期门槛”和“户籍门槛”等四个关键的“劝退”关卡，以时间轴的方式呈现问题演变。

此外，本报告构建了区域分类框架，对流入地（超大城市、大城市）和流出地（县城/镇区）的政策特点及其与家庭阶层资源的互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报告希望通过群体细分、全生命周期视角和区域分类框架的升级，为政府、研究者和一线行动者提供更清晰、更有力的行动指引。

导读

报告摘要与行动倡议

一、核心事实：

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庞大，近七成仍处于亲子分离状态

本报告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儿童群体——流动人口子女。数据显示：

● 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巨大： 截至 2020 年，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规模达到 1.38 亿人，约占中国儿童总数的一半（46.4%）。

● 亲子分离是常态： 在这 1.38 亿孩子中，有近七成（约 9409 万人）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亲子分离至今仍是影响他们成长的最主要问题。

亲子分离不仅是监护和陪伴的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且深远。背后的原因则是由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造成的系统性社会难题。

二、问题根源：

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公共服务却被户籍锁定

阻碍家庭团聚和限制孩子未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教育、托育等）长期以来都是以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为基础来规划，造成了资源供给滞后。孩子的“生活地”和“权利地”是分离的。 简单来说，这些孩子在城市是事实上的常住居民，但接受优质教育、参加升学的权利却被户籍（户口）制度牢牢锁定在老家。

这种“生活在居住地，权利在户籍地”的身份矛盾，在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设置了四道关键的“劝退”关卡，使得流动家庭不得不做出“为了孩子前途而选择分离”的艰难决定：

三、政策主张：

推动公共服务“跟着人走”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问题，是实现以人为本、高质量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本报告呼吁政府将公共服务配置的核心逻辑，从传统的“户籍人口管理”模式，转向“服务常住居民”的现代治理模式。

我们提出四点核心行动建议，旨在构建“服务跟着人走”的保障体系：

1. 制度正义： 推动修改义务教育法，保障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平等享有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升学的权利，特大城市必须放开中高考的户籍限制。

2. 资源匹配： 改革公共服务规划，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规划教育设施。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实现教育经费投入“钱随人走”。

3. 机会监测： 建立升学去向指数，持续追踪随迁子女进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评估政策开放后的实际公平性。

4. 社会支持： 大力扩大普惠性儿童托育（0-3岁）和课后服务的供给，降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和儿童照料的成本。

四、愿景：

让成长不再漂泊

本报告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因身份差异导致的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机会不平等。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改革，确保每一个孩子，无论户籍在哪里，都能享有在父母身边健康成长的权利。

让成长不再漂泊，让“家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报告目录

第一章 群体画像：生活在居住地，权利在户籍地

1.1 规模与挑战：不可忽视的中国未来主体

1.2 细分群体：低龄流动人口子女与六大类型解析

1.3 身份困境：政策与阶层差异如何塑造孩子的命运

第二章 成长的关卡：全生命周期中的四次“劝退”

2.1 0-2岁：起点的分离——照料门槛

2.2 6-9岁：隐性的分化——教育质量门槛

2.3 10-12岁：理性的回撤——升学预期门槛（核心痛点）

2.4 15岁：终极的锁定——决定命运的户籍门槛

第三章 资源错配：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流动

3.1 人口迁入地：高成本与供给滞后

3.2 人口迁出地：资源再集中与家庭的私有成本转嫁

3.3 家庭支持的真空：团聚的社会底座缺失

第四章 政策建议：构建“服务随人走”的保障体系

4.1 制度突破：消除身份限制，保障升学权利

4.2 资源规划：实施“人地钱挂钩”的刚性约束

4.3 机会监测：建立综合指数，评估政策公平性

4.4 社会支持：扩大儿童托育和课后服务供给

4.5 社会力量的有效介入：公益行动的三个关键机制

结语：重塑发展格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报告正文

第一章 群体画像：生活在居住地，权利在户籍地

本章通过数据勾勒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群体（流动人口子女）全貌，旨在呈现TA们的庞大规模、亲子分离的严峻性、地理分布集中性以及被制度塑造出的复杂发展路径。

1.1 规模与挑战：

不可忽视的中国未来主体

1.1.1 规模结构：

受流动影响的儿童近半数

根据 2020 年数据，中国儿童人口总规模为 2.98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达到 1.38 亿人，接近中国儿童总人口的一半。

1.1.2 亲子分离：

近七成孩子不能与父母团聚

亲子分离是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在 1.38 亿流动人口子女中：

● 核心事实： 约 9409 万人（68.2%） 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这意味着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处于家庭分离状态。

● 家庭团聚率仅为 31.8%，即只有约 4393 万儿童能够与父母双方居住。

居住状态分解：

注： 父母双方均不在家的“完全分离”规模，竟然与“家庭团聚”的规模几乎相等。

1.2 细分群体：

低龄流动人口子女与六大类型解析

1.2.1 焦点趋势：

低龄流动人口子女需要被重点关注

● 留守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留守时所处的年龄密切相关，低龄阶段母亲外出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最为严重。母亲陪伴的缺失是造成幼儿认知滞后的关键因素之一，母亲和幼儿分离不利于母乳喂养和保证儿童营养。202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中0~5 岁的占比达到35.8%，其中，母亲外出者占到 70.6%,对应规模达到 1055 万人。大量农村低龄儿童的成长缺乏母亲陪伴,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将不利于我国儿童的高质量发展。

● 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与父母在一起的指数仅为 30% 左右。据估算，仅 0-3 岁的流动人口子女中，因母亲外出务工而留在老家的规模约为50- 80 万人，这些孩子在生命早期缺乏父母双方照料，是最脆弱的群体。

1.2.2

基于发展前景和风险的六大类型划分

流动人口子女群体差异巨大，其发展前景不仅取决于居住地，更取决于家庭资源、政策门槛和升学路径。我们将其划分为六大类型，以便对症下药：

重点分析：

● 升学受阻群体（B类）： 占据主体地位，TA们的困境是政策壁垒和资源短缺造成的结构性分层的最集中体现。

● 困境群体（C类）TA们是城市社会服务的“漏网之鱼”，需要的不只是教育机会，更是社会安全网的介入。

● 返乡儿童（F类）：TA们的出现，是城市升学限制（15岁陷阱）造成“制度性分离”的事实结果。

1.3 身份困境：

政策与阶层差异如何塑造孩子的命运

流动人口子女的身份困境，是地方政府根据城市定位实施的差异化公共服务政策与家庭阶层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家庭团聚的成本和孩子的发展前景：

总结： 制度门槛、资源竞争和县域分层这三重结构，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命运。政策看似中立，但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作用往往是放大而非弥合阶层差异。

第二章 成长的关卡：

全生命周期中的四次“劝退”

本章采用全生命周期视角，揭示制度壁垒和资源错配如何在儿童成长的关键节点上，迫使家庭做出“理性分离”的无奈选择。我们识别出四个关键“关卡”，它们构成了阻碍家庭团聚与发展的系统性障碍。

2.1 0-2岁：

起点的分离——照料门槛

挑战：城市托育太少太贵，父母无奈选择分离。

对于流动家庭来说，0-2岁是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分离节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主要照料者（通常是母亲）有着强烈的依恋需求，分离带来的风险是长期的。

● 经济压迫下的照料真空：多数流动家庭难以承担城市中每月3000-5000元的私立托育费用。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和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往往不得不中断对孩子的亲力照料。

● 结果：低龄留守与依恋中断。在缺乏普惠性公共托育支持的情况下，家庭最“理性”的决定是：将婴儿送回户籍地由祖辈照料。这不仅启动了亲子分离的循环，也使孩子在生命早期缺乏安全的依恋关系，潜在影响其语言发展和情感稳定。

案例情景· 深圳的李梅

李梅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孩子刚满一岁，她的丈夫也在外地打工，收入微薄。她算了笔账：自己每月工资扣除房租和基本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而如果让孩子留在身边，自己居住的城中村附近并没有普惠托育点，最终，她不得不选择将孩子送回老家湖南，由孩子的奶奶照顾。李梅明白这会错过孩子最重要的两年，但她别无选择。

2.2 6-9岁：

隐性的分化——教育质量门槛

挑战：孩子能上学，但优质学位稀缺，教育基础差距拉大。

当孩子进入小学低年级阶段（6-9岁），大部分城市通过“居住证”准入或”积分入学”等方式解决了随迁子女“有学上”的问题，但家长总是希望孩子可以“上好学”。

●资源分配的歧视：城市公办教育资源规划长期滞后，导致随迁子女被集中安排到公办学校中的“大班额”班级，或被分流到资源相对薄弱的学校。这些学校往往存在教师流动性高、设施老旧、图书实验室等硬件资源不足等问题。

●家庭资本的“影子教育”：优质教育机会的缺失，迫使有条件的流动家庭（B类群体）通过高额的课外补习（“影子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而弱势家庭（C类群体）则无力承担，使得孩子在起跑线上的隐性差距迅速扩大。

●结果：分化加剧与学习基础弱化。这种隐性的资源落差，导致流动儿童的学习基础比户籍儿童更加脆弱，尤其是在高阶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与习惯上。在城市内部，流动儿童首先被分流到了“隐性边缘化”的教育轨道。

案例情景·广州的王强

王强是一名二年级学生，在广州市内一所专门为随迁子女开设的民办学校就读，班级里有50个孩子。他的父母都在物流公司上班，每天晚上7点才能到家，无力辅导他的作业，也无法负担每月1000元-2000元的辅导班费用。尽管王强每天按时上学，但由于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弱势，他的成绩开始明显落后于城市中心区公办学校里的同龄人。

2.3 10-12岁：

理性的回撤——升学预期门槛（核心痛点）

挑战：父母权衡城市的高风险与老家的确定性，主动选择“返乡止损”。

10-12岁（小学高年级至初中前夕）是流动家庭决策的战略关键期，也是“回流儿童”大规模产生的时期。家庭在此刻启动的不是感情驱动的团聚，而是基于风险最小化原则的“理性回撤”。

● “升学无望”的理性计算：父母预判到孩子未来在居住地无法进入普高（普通高中），从而彻底断绝了通过教育实现代际阶层跃升的可能。

○ 城市风险：留在城市，意味着孩子未来可能只有 30%-50% 的机会进入普高，而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非户籍学生进入普高的机会可能低至 5%。一旦失败，将直接进入社会认可度较低的中职教育。

○ 老家确定性：回到户籍地，虽然教育质量可能不如一线城市，但能确保孩子拥有参加中考和普高录取的资格，获得更大的确定性。

● 结果：“制度性分离”与“策略性回撤”。父母在初中前将孩子送回老家（通常是县城），目的是“为保升学而战略性止损”。这证明了户籍制度的刚性壁垒，已经将家庭决策逼入“要么分离求发展，要么团聚但放弃教育前途”的窘境。

案例情景·北京的陈女士

陈女士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了15年，她的儿子小明即将升入初中。按照北京随迁子女中考制度，即使家长的三年社保和学生的连续学籍等要求满足，在北京参加中考也只能报考中职学校。经过艰难的家庭会议，陈女士决定将小明送回安徽老家县城，保证小明能考上县里的高中。陈女士认为，牺牲未来六年的团聚，换取孩子一个确定的高中学位，是更“负责任”的选择。

2.4 15岁：

终极的锁定——决定命运的户籍门槛

挑战：中高考户籍限制，彻底阻断随迁子女在城市向上升学的通道。

15岁（初中毕业）是随迁子女在城市面临的最刚性、最具决定性的限制。这是孩子在城市实现人生梦想的最后一道关卡。

● 中考资格：结构性阀门：城市要求随迁子女必须满足连续居住、社保缴纳年限等苛刻条件才能参加中考。即使获准，在许多城市，普高录取时仍有非户籍学生名额限制，形成“硬性配额”。

● 教育分流与社会标签：无法进入普高的孩子，通常被分流到中等职业学校（中职）。中职在社会上仍带有就业导向的标签，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向上流动空间。

● 结果：发展通道受限与心理冲击。对于那些从小在城市长大、将城市视为家园的孩子来说，在15岁时被告知“你不能在这里考试”，是一种巨大的身份背叛感和心理创伤。这不仅是教育机会的丧失，更是被城市社会排斥的身份确认。

第三章 资源错配：

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流动

第二章分析了家庭的微观困境，本章则从宏观层面分析问题根源：人口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的静态规划之间的矛盾，即“人”在哪里与“资源”在哪里之间出现了结构性错配。

3.1 人口迁入地：

高成本与供给滞后

在人口迁入地，尤其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方政府往往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规划教育资源，这直接导致学位供给长期滞后于常住人口的实际需求。这种滞后性在短期内制造了高昂的制度成本和教育投入成本。

3.1.1 规划错位：

静态模型遭遇动态流动

● “人户分离”的制度性盲点： 城市在编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规划时，主要参照的是现有的户籍人口数据和传统的增长模型，而未能将大规模、长期化的非户籍常住人口，特别是适龄儿童数量，纳入刚性需求核算。

● 资源配置的周期性滞后： 规划滞后导致新学校建设速度慢于人口流入速度。当大量随迁子女到达入学年龄时，公办学位已形成事实上的供给短缺，不得不通过各种限制条件进行准入筛选。

● 隐性成本的叠加： 为了获得入学资格，流动家庭必须满足积分、社保、居住证等一系列条件，这不仅是时间上的成本（如社保连续缴纳五年），更是经济和精力上的高压投入，迫使父母必须维持高强度、高稳定的劳动状态。

3.1.2

区域政策差异与资源分流机制

不同城市对公共服务的开放度不同，导致资源错配的方式也各异：

● 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 政策壁垒最高，通过“硬锁”（如严格的居住证/社保年限要求）将资源供给压力转嫁给流出地，导致孩子在15岁前即大规模返乡，教育机会彻底被切断。

● 大城市（如广州、深圳）： 通过积分入学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仍然很难，但是仍然有较多的民办学校可以选择，虽然家庭需要承担不菲的学费，在小升初升学和中考阶段通过“软锁”（如中考普高录取名额配额），将资源竞争转化为高烈度的内部竞争。这催生了城市教育内部的“高投入—高竞争”模式，只有家庭资源和文化资本较好的流动家庭（精英流动群体A）才能获胜，阶层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 东部人口流入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比如杭州、西安、贵阳等）： 入学门槛已经比较低，缓解了制度压力，但由于城市整体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流动儿童集中在城市内部资源最薄弱的学校，最终结果仍受城市内部学校质量落差的影响，体现出“政策宽松≠机会均等”的悖论。

3.2 人口迁出地：

资源再集中与家庭的私有成本转嫁

人口迁出地（主要是县城、乡镇和农村地区）虽然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获得了教育经费，但其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和资源再集中，却将教育成本从公共财政端转嫁到了家庭的私人支出上。 这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资源错配和家庭压力。

3.2.1

农村学校撤并与教育资源的再集中

● 村小撤并与集中办学：由于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出，农村地区生源枯竭，大量村小被撤并，教育资源向乡镇和县城集中。这客观上提升了乡镇以上学校的办学规模，但也导致了两个后果：

○ 就学距离延长：孩子无法在家门口上学，必须寄宿或长途通勤至乡镇/县城，增加了家庭的照料和交通成本。

○ 教育质量的系统性脆弱：撤并后的乡镇学校往往是“大而全”，但在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和设施的现代化方面仍难以与县城优质校抗衡。

● 财政转移支付的局限性：尽管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保障了流入地孩子的“人头经费”，但这种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维持运作”的公共成本，无法解决“提升质量”和“减轻家庭私有成本”的问题。

3.2.2

县域内部的“学区房”陷阱：私有成本的转嫁

教育资源向县城高度集中，催生了县域内部的“教育高地”。对于回流家庭而言，虽然获得了中高考的资格，但竞争优质资源的成本并未消除，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体现：

● 县城优质校的筛选机制：县城的重点中学（如“县一中”及其附属初中）资源和师资集中，成为所有回流和本地家庭的竞争焦点。这些学校往往通过设置“片区入学”或非明文的“住房要求”门槛，变相抬高了入学难度。

● “返乡学区房”的重负：许多流动家庭为确保孩子能进入县城优质校，被迫将多年的积蓄用于在县城购置房产（即“返乡学区房”）。这使得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的流动家庭，即使回到老家，也需要背负巨大的债务压力，甚至因此陷入“以教育为名的债务困境”。

● 分化加剧与教育内卷：县城优质校成为少数有资源家庭（包括本地精英和有积蓄的回流家庭）的“保护伞”，而真正的弱势家庭及其子女仍被分流到资源相对薄弱的普通学校或镇区学校，县域内部的教育分层和内卷现象持续加剧。

3.3 家庭支持的真空：

团聚的社会底座缺失

除了教育资源错配，城市中基础的社会支持服务也未覆盖非户籍常住人口，增加了家庭团聚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低龄分离和照料危机。

3.3.1 照料服务缺失：

无法弥合的“工作-家庭”冲突

● 低龄托育的缺口：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在0-3岁普惠性托育服务上投入严重不足。对于流动父母而言，工作时间和孩子的照料需求形成了根本性冲突，市场化的高价托育服务使多数家庭望而却步，直接触发了“起点的分离”。

● 课后服务的不足：即使孩子入学，学校提供的课后延时服务时间通常无法覆盖父母下班时间（如工厂或服务业的晚班），迫使家庭要么支付高额托管费，要么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增加了安全风险和教育负担。

3.3.2信息和心理支持的缺失：

社会安全网的空白

● 信息不对称的陷阱：流动家庭对城市教育政策、转学流程、居住证和社保要求等信息获取渠道受限，往往在关键节点（如小升初、中考前）因信息滞后或误解而错过最佳决策时机。

● 社会工作支持的真空：城市社区和学校尚未建立起成熟的驻校社工或社区家庭支持体系，无法为流动家庭提供持续性的、专业的心理辅导和适应性支持。无论是初到城市的适应期，还是面临返乡的焦虑期，流动儿童和家长都缺乏专业的心理安全网。

第四章 政策建议：

构建“服务随人走”的保障体系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需要推动公共服务配置的根本性改革，构建一个以“服务跟着人走”为核心原则的保障体系。

4.1 制度突破：

消除身份限制，保障升学权利

4.1.1修法正名：

保障居住地就近入学权

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应推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将法律保障的入学权利从“户籍所在地”调整为“居住地”。

● 具体建议：将第十二条中的“户籍所在地”改为“居住地”，确保孩子在居住地学校就近入学。

4.1.2消除高阶升学门槛：

打开向上流动的通道

针对15岁关卡（终极锁定），逐步消除户籍对高中及大学入学资格的刚性限制。

● 特大城市率先放开：要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取消随迁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过渡到以稳定居住和长期参保为主要标准的准入机制。

● 扩大普高录取机会：明确要求各地保障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平等享有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权利。在广州、深圳等城市，应逐步取消针对非户籍学生的普高录取名额配额限制。

4.1.3简化转学手续：

便利留守儿童团聚

针对留守儿童的转入（转学门槛），简化流程，打通信息孤岛。

●“一证通办”原则：简化留守儿童转学所需材料，以父母在流入地的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实现“一证通办”，减少家庭奔波。

4.2资源规划：

实施“人地钱挂钩”的刚性约束

4.2.1 规划基数改革：

从户籍人口到常住人口

针对资源供给滞后，要求城市将规划基数由“户籍人口”转向“常住人口”。

● 教育设施刚性规划： 城市在编制教育设施规划、土地供应计划和教师配备方案时，必须将流入的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刚性规划基数。

4.2.2 财政转移支付：

实现“钱随人走”

解决地方政府担心教育投入增加的顾虑，建立成本分担机制。

● 按人头补助： 建立面向流动人口子女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根据流入地公办学校实际招收的非户籍学生数量，给予专项教育经费补助，确保“钱随人走”。

4.3 机会监测：

建立综合指数，评估政策公平性

政策的放开并不等于机会的均等。为确保政策真正有效，必须建立一套涵盖“团聚—入学—升学”全链条的综合监测机制，评估随迁子女在教育系统中的实际发展情况。

4.3.1 团聚监测：

“在一起”指数 (Togetherness Index)

● 目标：衡量城市公共服务和经济环境对家庭团聚的友好程度，从根本上解决亲子分离问题。

● 指标：持续监测随迁子女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的比例（即家庭团聚率）。

● 要求：城市政府应将提高“在一起”指数纳入社会发展目标，重点关注低龄儿童（0-6岁）的团聚率。

4.3.2 资源监测：

“入公办”指数 (Public School Enrollment Index)

● 目标：评估城市公共教育资源对随迁子女的开放和供给质量，解决“有学上”和“上好学”的问题。

● 指标：监测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

●要求：推动公办学校录取率与户籍学生趋同，并监测公办学校的资源公平性（如师资、设施），防止资源集中于少数优质校。

4.3.3 结果监测：

“升学去向指数” (Enrollment Outcome Index)

● 目标：评估教育系统对随迁子女的最终筛选结果，解决“向上流动”的公平性问题。

● 指标：持续跟踪随迁子女在初中、高中、高考等关键升学节点的实际录取比例，并与户籍学生录取率进行对比，衡量是否存在**“隐性分流”**。

● 总目标：将政策焦点从“能否入学”转向**“能否公平竞争”**，有效解决因资源不均衡导致的阶层筛选问题。

4.4社会支持：

扩大儿童托育和课后服务供给

针对流动家庭在 0-2岁 的低龄分离（照料门槛）和学龄期课后照护需求，必须通过公共服务的介入，降低家庭的经济与照料成本，促进家庭团聚。

4.4.1

优化低龄儿童托育服务（0-3岁）

这是解决“起点的分离”的关键。应将普惠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范围。

● 扩大普惠资源:鼓励公办园开设托班，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符合标准的民办机构纳入普惠体系，降低托育费用。

●社区嵌入式支持: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工业园区、城中村等地，支持设立嵌入式、微型化、灵活的托育服务点，方便父母就近照护。

●赋能非正式照护:对流动人口子女集中的非正式照护点提供备案标准、免费培训和育儿指导，提升其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4.4.2

完善学龄期课后服务体系（6岁以上）

解决父母工作时间与学校放学时间的冲突，降低家庭为课后辅导支付的高昂成本。

●学校主导的延时服务:确保学校提供的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能够完全覆盖父母的工作时间（例如延至晚7点），并提供丰富多样的兴趣拓展和作业辅导，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社区活动中心利用:激活社区公共空间，将其打造为流动儿童的“第二照护空间”，提供假期托管、阅读指导和心理支持等服务。

●引入社会力量:鼓励和资助公益组织在流动社区开设“四点半课堂”或“流动儿童之家”，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学业辅导和社团活动。

4.5社会力量的有效介入：

公益行动的三个关键机制

社会力量（公益组织、社区组织等）在服务流动人口子女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有效的公益策略并非“做更多”，而是“抓对节点、做稳关系、做实信息”。

1.关注流动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节点式支持）：

○目标：及时介入，帮助弱势家庭跨越制度和适应性门槛。

○实践：重点提供入学节点（材料准备、政策解读）、小六到初一过渡、回流衔接、再迁衔接时的学业辅导和心理支持。

2.为儿童提供持续稳定的关系（关系链支持）：

○目标：替代家庭不稳定带来的情感缺口，提升儿童的安全感和心理韧性。

○实践：推广驻校社工体系、发展同伴导师制度、建设社区儿童友好空间，确保儿童有持续性、可获得的成年支持者和同伴支持网络。

3. 促进政策与教育决策的信息透明（信息平台支持）：

○目标：削弱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阶层劣势，减少家庭基于误解做出无效或错误迁移。

○实践：建立政策变化实时推送平台、提供清晰的材料清单和资格测算工具、发布区域升学录取数据和县城高中质量信息，提升家庭的教育规划能力。

结语：

重塑发展格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本报告旨在清晰揭示：身份与生活的错位是导致流动人口子女家庭分离与发展受限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的刚性壁垒不仅在超大城市制造了“升学劝退”的困境，更通过县域资源的再集中，将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转化为“返乡学区房陷阱”，造成流动家庭的二次经济重负和新的分层。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平，本质上是公共资源规划与人口流动趋势的长期错配。

弥合鸿沟：从身份管理到权利保障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问题，必须转变公共服务配置的逻辑，从传统的“户籍管理”思维，转向“服务于常住人口，保障儿童发展权利”的现代治理模式。这要求将政策焦点从“资格审查”转向“机会均等”。

这种转型体现在以下关键目标的达成上：

1. 制度正义（消除锁定）： 在法律层面确立孩子在居住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权利，彻底消除中高考的户籍限制。

2. 资源匹配（公共兜底）： 城市规划以常住人口为基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钱随人走”，增加普惠性公办学位供给，减轻家庭为竞争优质资源而承担的私有成本。

3. 社会支持（关爱托底）： 扩大普惠性托育和课后服务供给，特别是解决 0-3 岁低龄照护真空，为家庭团聚提供坚实的社会底座。

愿景· 以发展的眼光迎接未来

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人的发展权利和机会的均衡，是消除由于身份差异导致的系统性歧视和发展机会的隔离。

在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将政策建议转化为具体行动。

我们的愿景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陪伴、支持下成长，让城镇化进程不仅是经济数字的增长，更是以人为本、权利平等的未来蓝图。

与本报告相关的更多数据资料，请参与阅读：

本文作者 | 魏佳羽 with Gemini

校对编辑/排版 | 廖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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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

气候变化正在严重影响着儿童获得营养食物、清洁饮用水、卫生保健服务和教育，阻碍着他们的发展并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对最脆弱的儿童而言。 在中国，儿童面临着干旱、洪水、台风和热浪的影响，而所有这些灾害都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然而，如何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与助力，儿童青少年同样拥有推动改变的力量。 ——摘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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