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吴先清拼死救刘鼎

一、吴先清拼死救刘鼎

刘鼎一生中有一次被捕、一次被俘的经历，但都能安然脱险继续为党工作，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策略的人，无怪乎李强称他是大智大勇。

刘鼎去世后，老战友李强写纪念文章《大智大勇的刘鼎同志》简要提到他的脱险经历：

“1931年10月的一个早上，刘鼎到上海外滩公园取文件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先在英租界巡捕房关了两三天，后被国民党引渡过去，押到南京陆军监狱。

敌人多次到狱中去劝他，刘鼎同志接到潘汉年‘以灵活方式争取早日出狱’的指示之后，假装同意敌人的劝说。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释出狱。

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住。敌人表面上好像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

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回到上海。刘鼎同志在上海找到党组织，报告了自己假装同意劝说后逃跑出来的经过，又继续为党工作。”

吴殿尧在《刘鼎传》一书中明确刘鼎被捕是在“10月10日”，被捕后带着手铐被押到英租界捕房，“进了屋，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要他供出同伙。

刘鼎想，硬抗不是办法，何不带他们走一遭，也好借机把已经被捕及时地通报给家人和组织，让他们有所准备，立即转移。”

快到水果店门口时，刘鼎大喊大叫“特务随便抓人了！”

那天恰好吴先清不在家，管店伙计急忙撤掉警号，同住的郑家康也迅速转移。

吴先清“回家时，抬头望了望窗子，窗台上花盆挪开了，这是个情况异常的信号，他立刻决定不进家门，径直走出这条街。”

吴先清走脱，让刘鼎出狱成为可能，吴先清为救丈夫，拼尽全力。

吴先清动员嫂嫂孙儒珍一起去找南京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他是嫂嫂孙儒珍的朋友，李处长“用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们进南京（军人）监狱探监，”见面后吴先清转达了潘汉年可以假自首的指示。

吴先清的大哥吴全清做过空军司令员周至柔的秘书，又“请他出面疏通”周至柔，吴先清明知周至柔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仍与嫂嫂登门周家相求，

“周只好答应帮她想想办法，”

“吴先清又求大哥找到邵力子，请求邵力子出面作保……邵力子便答应设法营救。”

吴先清甚至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起留过学的康泽帮忙。

在潘汉年示意、吴先清高效运作、全家一起奔波、刘鼎假装自首悔过后，由大特务康泽等人保释，刘鼎走出牢狱，先住在康泽控制的中国日报社。

后刘鼎趁人不备逃回上海，“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期间，刘鼎和吴先清一起回了一趟四川老家。”

但与他同住的郑家康、曾协助柯麟等人撤退的郑家康，永远不能回家了。

关于他的被捕《刘鼎传》写道：

“和刘鼎同住的郑家康，先是听到动静迅速转移了，过了些时候又回屋取东西，没想到特务还在那里蹲守，遂被逮捕。

在狱中，审讯官一再追问刘鼎，同院住的姓郑的是什么人，刘鼎一口咬定郑是房客，没有暴露郑的真实身份。”

郑家康受尽酷刑后

于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刘鼎与吴先清在四川老家刚过完春节，一个深夜，一位在警察局当差的亲戚跑来报信，说警察局接到举报，正在布置抓他们这对“共匪夫妻”，

情况紧急，刘鼎的“两个叔伯兄弟……找来箩筐，拴上长长的绳子，”刘鼎夫妇坐箩筐中，来了一次古代小说演义中的缒城而下。

一路恓惶逃上海后，也是刘鼎命中多贵人！

吴先清在马路上，与杭州蚕校的同学好友陈宣昭不期而遇。

陈宣昭的丈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与汤恩伯、蔡叔厚是留日时的朋友。

陈宣昭与吴觉农明知吴先清与刘鼎都是共产党，却“不能看着他们再像宣中华那样被国民党杀掉”，把刘鼎夫妇接进自己家中，“受到了吴觉农一家的热情招待。”

组织上安排刘鼎赴中央苏区，吴先清因怀有身孕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被中央特的蔡叔厚推荐到了佐尔格的拉姆扎小组。

“刘鼎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陪他到了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

而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较长，她的儿子阚（kan）文木（注：刘鼎原名阚思俊）就在吴家出生。

而后的吴先清，得到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被党中央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

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军政要员家中，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

有人说她是‘放荡不羁’的女人。但她忍受着各种误解，机警、勇敢地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吴觉农夫妇除保护过刘鼎夫妇外，也长期保护过蔡叔厚、夏衍等人，蔡叔厚称他是“生死之交”，夏衍称他是知交“逾六十年的老友”。

刘鼎在吴先清拼死营救下于“1932秋出狱”，在狱中最多一年左右时间，但《刘鼎传》中却出现一个明显的失误，说刘鼎在狱中秘密传信给潘汉年“报告他发现有两个新近被捕入狱的中共高层干部（余飞和李竹声）可能与南京的特务有联系，请党组织注意。后来证明，这两个人确实叛变了。”

余飞确是1932年夏被捕，并牵连到沙文汉和陈修良，但李竹声的被捕却要在两年以后的1934年。

二、王范从“壮汉”到“铁汉”

王范被捕后就没有刘鼎的好运气了。

王范是在如皋暴动失败后，口衔芦苇从如东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后逃到上海的。他在码头上干苦力时，一如在如皋家乡时，是路见不平拔拳相向的打抱不平者；他凭一身武功化名张景庆考取公共租界巡捕一职，无论制服在身还是便衣便帽，依旧不改血性汉子的脾性，与地痞无赖斗，也与日特便衣斗，人称“壮汉”、“好汉”。

《东南国民日报》曾登载一则新闻：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上海公共租界与虹口日租界交接处，发生一场民众反日抗暴事件，缘起于两个爱国青年进入日租界四川北路中段向过路行人散发抗议日本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传单，呼吁民众奋起抗日救亡，旋遭日方便衣侦缉人员追捕，

二青年逃入公共租界，日方侦探循踪跟上，正欲捕人，遭市民阻挠，租界警察巡捕借口中立，袖手旁观，其中一名为张景庆的巡捕怒不可遏，挺身而出，救下二青年同胞，呵斥日侦探恶行，双方拔枪对峙，各不相让，冲突一触即发，围观同胞逾千，同仇敌忾，高呼抗日口号，几名日方侦探无奈之下，悻悻退出公共租界。”

于是日本人对王范恨之入骨，“虹口日特机关‘樱花会’、‘帝国海军驻沪情报署’都将王范列入必欲除之的名单，几次派杀手潜入英租界，想以制造车祸等手段暗杀他。但由于王范机警过人，善于应变，都未能成功。”

“1932年4月里的一天，王范在四马路上岗执勤，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被一个叛徒认出来了。”这个叛徒是沪中区委宣传部的，曾在石门路书店与取传单的王范打过照面，见身穿制服的王范好生眼熟，想起曾在书店碰过面，便向上线做了报告。

“当天晚上，王范回到三德里捕房宿舍就被捕了。”

三天后，王范被引渡到华界警察局。重刑之下，王范也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档案上只写有张景庆这名字和年龄，无一句供词。”

即便如此，王范仍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判刑十年，移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服刑，受胡逸民监狱长管辖。

王范没有刘鼎运气好，因为：他类似于偷渡客，沪上没有根基，好打抱不平，得罪了有钱有权势的人，有“共匪”嫌疑，同僚避之不及，住的是单人宿舍，没有为其搬救兵奔波的妻子，党中同仁又不便出头露面，于是结结实实被判了十年。

在军人监狱期间，王范不听狱友陶铸等人的劝阻，联合彭桂轩等人策划越狱，被人告密，“结果，王范被上刑吊打，反铐示众，又被关进号称狱中之狱的南监，加扣十八斤的钢脚镣”达年余之久，“莽汉”、“铁汉”便成了王范在狱中的代名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王范最先获释，他一得到自由就去南京青云巷八路军驻宁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当年在上海搞过地下斗争的李克农，热情亲切的同志式握手令个性刚强的王范热泪盈眶。”

穿上军服的王范“向组织上提供了陆军监狱里被关押的中共党员的全部名单，并在次日一大早就陪李克农坐上小汽车去江东门军人监狱，向狱方要人。”

而此时的王超北也被李克农调到南京，担任南京八办的总务科长，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以办事处的名义从国民党的所谓反省院里保释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1937年10月，王范奉命奔赴延安，王超北则奉命前往上海，在毛泽民领导下向陕北“抢运物资”。

三、“师叔”成为终生伴侣

沙孟海（沙文若），宁波塘溪人，13岁丧父时，他最小的弟弟沙文度只有两岁。其母颇有定见，把五个儿子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上母亲一锤定音：按目前的家庭情况只能供大哥上学，其他兄弟只有辍学在家，等大哥事业有成再资助弟弟们上学。

沙孟海内心明白母亲的苦心，立志要成为振兴家庭的栋梁，资助四个弟弟读书出山。自此宵旰不分，发奋苦读，考取免费的师范学校后又勤练书法。

师范毕业的沙孟海除正常执教外，既兼家庭教师又卖字鬻文，拼命挣钱以资助弟弟们求学。

陈修良就是其中一个学书法的女学生。

挣钱后首先是资助二弟沙文求，再是三弟沙文汉、四弟沙文威，最后是小弟沙文度，一手将四个弟弟培养成四个大学生、四个共产党，后人称他们为“沙氏五杰”。

沙文求又名史永，参加了广州暴动，罹难于广州红花岗。

沙文威为纪念二哥，改名史永。

此时的沙孟海声名已显，成了朱家骅的秘书，后经陈布雷引荐，又进了蒋介石的侍从室。

沙文威被捕，沙孟海通过朱家骅、陈布雷将其营救出狱并推荐给朱家骅，沙文威自此先后进入军委会、中统、中央研究院等核心部门的核心岗位，成为李克农、潘汉年领导下的出色特工。

三弟沙文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识了时任中央委员的余飞，他已和大哥的学生陈修良结为夫妇。

那时的陈修良在接到李求实与秦怡君结婚的信后，“对着莫斯科寒冷的雪夜，又不知流了几许酸泪。”

经不住余飞的连番进攻，与之同居。

回国后，大哥把沙文汉安排在安庆教育局工作。

余飞也是安庆人，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受到打压，回到老家散心时被捕，招供的第一个人就是沙文汉，也交代了陈修良在上海的住址。

余飞的妹妹向沙文汉透露了实情，沙文汉即刻离开，用暗语电报向陈修良报警“阿才病重入院”。

陈修良一看便懂，因为阿才就是余飞。

沙文汉到上海找到陈修良，两人开始找组织关系，在街上碰到了张文秋。

后来张文秋要他们到南京鼓楼旅社去接头，等了三天，接头人没有来（多年后得知接头人是潘汉年），再回到上海，张文秋也找不到了，身遭通缉的沙文汉、陈修良，只得在租界里，由陈修良的母亲（“众家姆妈”）不断找房子，更换住地。

万般无奈中，沙文汉写信给日本的同学汪孝达，收到汪孝达“我家里有人，你可以过来”的暗语回信，两人欣喜若狂，就准备动身前往日本接上组织关系。

这时陈修良的母亲对女儿说：余飞变脸了，你们也彻底断了，我拿钱出来支持你们出去避一避，但你和文汉先把婚结了。

两人完婚，自此成为至死不渝的终生伴侣。

小弟沙文度年纪轻轻在家乡参加农运而被捕，大哥沙孟海以巨款将其赎出。带到上海后，大哥让他师从徐悲鸿学画，由此结识善琴工画的才女王棣华。

他给她画了很多素描，她为他奏了许多曲子，两情相悦，共坠爱河。

但王棣华的母亲不同意他们继续交往，沙文度受此打击，意志消沉，四哥沙文威勉励他、帮助他，通过武汉八办，沙文度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后又到 120师前线做宣传工作。

沙文度在前线火线入党，与王棣华依旧鸿雁传书，革命恋爱两不误。

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开始后，大哥是蒋介石的秘书，四哥是中统局的特务，沙文度遂成为所在单位“抢救”的重点。

等到沙文汉被释放，沙文度已是精神失常，常在延河边神情恍惚地游走，有一天就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

王棣华只知道他去了延安，哪知道这事，痴痴的等待着。

解放后的60年代，已是沈阳音乐学院教授的王棣华偶遇四哥沙文威，拉着他的手不停询问沙文度的情况，四哥告诉王棣华，文度已经再也回不来了，不要再等了。

王棣华还是痴痴的等，一直等到70岁。

70岁那年，王棣华决定结婚了，新郎是钢琴架上沙文度年轻英俊的照片。

新娘对新郎说，再不结婚我也要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