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不存在的美好关系，是病态心理吗？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张钊涵 记者 姜妍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尽管2025年尚有一个多月的余额，但剑桥词典本周已经公布了年度词汇——“parasocial”（类社会关系，指‘涉及或关于某人感到自己与一位并不相识的名人之间存在的联系’），出版该词典的剑桥大学出版与考评院称，当泰勒·斯威夫特与特拉维斯·凯尔斯宣布订婚时，许多粉丝感到与这对歌手和橄榄球运动员产生了深刻的情感联结，尽管大多数人从未在真实生活中见过这两个人。数百万粉丝对泰勒·斯威夫特关于约会、心碎和欲望的自白式歌词产生共鸣，心理学家将其称为与明星之间的“类社会关系”。剑桥词典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幻觉，播客和AI的大行其道则加重了社会危机。

对中国粉丝来说，“类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并不新鲜，且在近些年处于规制与扩张的双向运动中：热搜上有关明星的任何细枝末节，都会成为公众热议甚至相互攻击的对象；作为粉丝文化的反题，对各类饭圈文化的抨击已然成为社会治理术的一部分。

在粉丝文化和平台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已接近饱和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重新讨论类社会关系？剑桥词典将播客、AI机器人等新对象引入了情感政治的讨论，对新兴技术的恐惧不再是特定阶层的心态，界面文化希望通过本文对相关技术与社会语境的梳理，尝试捕捉语词背后的、真实的社会心态和历史进程。

图源：剑桥大学出版社官网 不再订阅媒体从网红身上获取信息，是民粹主义行为吗？

剑桥大学实验社会心理学教授西蒙·舒纳尔（Simone Schnall）将“类社会关系”描述为极具启发性的年度词汇：“类社会关系的兴起重塑了粉丝文化和名人概念，并在 AI 的推动下改变了普通人的网络互动方式。我们进入了一个许多人会与名人形成不健康、强烈的类社会关系时代。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认识’这些人物、能够信任他们，甚至产生极端形式的忠诚，但这一切完全是单向的。”

在欧美社会中，随着公众对主流和媒体的信任下降，人们开始退订自由派媒体，转而从网红身上获取信息，经过长时间的观看和互动，会自然将网红当成亲密朋友、家人甚至类似精神领袖。当一个网红拥有庞大的粉丝群时，人们往往会假设他们值得信赖，甚至由此建立自我认同。剑桥词典认为，这很容易产生社会思想的极端化和民粹主义。泰勒宣布订婚引起如此大的风浪，部分因为相当多人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和认识是经由她的表达建立的，而“结婚”与此前“无孩爱猫女”的进步主义形象大相径庭。由于泰勒能够广泛影响公共意见，粉丝对她个人选择的道德化读解和指责更像是一种自我预设的崩塌。

然而，剑桥词典为“类社会关系”所举的案例有些狡黠，泰勒是流行音乐工业体制中的明星，而非专以表达政治意见为己任的网红。泰勒的歌词在网络甚至高校中成为文本细读的对象、某位流量明星指责私生干扰其个人行程，或是莉莉·艾伦在分手专辑中揭露私生活，都是流行文化的内生产物。词典未能明言的是，一些以电台、油管、电报频道为阵地的网红影响了大批年轻人的政治观点，面对身份危机和意义真空的全球症候，极端叙述似乎能给出一个可供倚重和发泄的园地——至少为年轻人提供了稀缺的社会关怀，简单将社会问题诉诸民粹主义，更像是一种于事无补的道德姿态。

九年前，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让建制派媒体颜面扫地，西方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达到冰点，当牛津词典将“后真相”评选为年度词汇时，知识精英的社交媒体恐惧还停留在话语层面。随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他对AI和假新闻的态度已然威胁到媒体行业本身，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转而批评普通人对新技术不加批判的迷恋或许是不得已的行为。

类社会关系，是新瓶装旧酒吗？

事实上，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沃荷（Richard Wohl）就注意到电视观众会与屏幕上的人物建立“类社会”（para-social）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结，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主持人直视镜头、以亲密的口吻用第二人称称呼观众，给人一种互动的幻觉。

然而，霍顿和沃荷并未用病理学语言描述这个现象，他们认为类社会关系只是对现实互动的补充。事实上，粉丝文化的形成长期被研究者视为积极的社会现象，他们被认为是能动的个体，并且具有社会参与和动员的倾向，该领域的先驱亨利·詹金斯本人就是《星际迷航》系列的忠实拥趸。面对社交媒体的兴起，詹金斯认为新技术提供的交流速度和规模，能够把少数不满的粉丝变成一支愤怒的军队，他们可以集体胁迫媒体和产品生产商满足自己的要求。如果把对象置换为现实存在的网红，个人选择与公众期待之间的张力是很难消解的，人设崩塌、造神与毁神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

剑桥词典认为，播客主持人的主动性、不完美感与倾诉感取代了真实朋友，人们对 ChatGPT 等工具产生了“知己、朋友甚至亲密关系般”的情感，许多人将其视作心理治疗的替代品。斯派克·琼斯2013年执导的影片《她》预言了这一症候，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的人工智能程序萨曼莎成为男主人公瑟多的亲密伴侣，为遭遇离婚打击的瑟多提供陪伴和抚慰，因为没有身体，所有的互动都无法确证。在影片最后，瑟多发现萨曼莎同时在与成千上万个用户对话，并践行着不同的身份想象，爱欲的排他性让他不得不终止这段关系。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认为，人工智能制造的梦能够给人类无法承受的现实一种想象性的出路，同时也放大了人类的自恋。

《她》剧照 图源：豆瓣

然而，技术变迁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了？播客与广播剧在声音属性上并没有本质差别，前者具有的陪伴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在大城市长通勤的过程中，听播客是比读书和看视频更省力的活动，而耳机对应的社交距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亲密感。在此意义上，播客和AI都更像是一种情绪容器，映射了现代人情感结构中的空白地带，由于语言固有的模糊性，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为人类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从而迎合人们内心早已存在的答案，当人类返回真实的社会时，很可能陷入无人迎合的精神危机。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关于青少年与 AI 使用的报告中强调：AI的作用更多是临时性的情绪支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一旦走出困境，AI的使用率就会迅速下降，但许多人选择不再离开和AI的对话框。学者刘禾认为，所有屏幕的技术特性都是照亮自己而排斥他人，在社会意义上，这个命题同样成立。

幻想背后的焦虑和自恋，是否来源于真实的社会情绪？

对中国读者而言，“类社会关系”指向的社会现象绝不陌生，“追星族”曾长期被视为一种社会病症。在霍顿最初的研究中，社会边缘人群更容易产生类社会关系，甚至因被蛊惑而受骗。如果我们回顾一些曾经的网红，会发现社会对他们的观众群体有清晰却未必真实的指认：“秀才”的观众是经济地位较低的中老年女性、张雪峰的观众是三四线城市缺少社会资源的家长、户晨风的观众是低学历低收入的青年男性……人们很轻易将“白日做梦”和“病态”的标签贴到他们身上，然而这些网红只是作为产品满足了观众的情绪需求，这与粉丝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界面文化曾撰文分析过中国粉丝文化格局的形成过程：2014年前后，日韩流行工业中的“养成系偶像”进入中国，互联网巨头进军文娱产业，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改造偶像工业。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可以通过消费表达，而消费行为本身能够转化为流量数据，为偶像换取知名度和地位。相应地，偶像需要让渡自己的个人生活，从而投射粉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需求。

与经典理论语境不同的是，中国的粉丝文化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主流价值掌握着一票否决权，因此“类社会关系”并未造成实质的社会危机，甚至对社会稳定起到了助推作用：为获取基本的生存权，频繁的公共表态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有机会换取更好的资源，通过对偶像道德表现的不断检视，粉丝也能够维持对偶像的某种规制。“梦女”则提供了一个比传统粉丝文化更隐秘的窗口，她们并不企图在现实中靠近偶像，而是经由对方想象生活的可能性。同性梦女文之所以流行，正因投射的对象往往是女性偶像成名前的日常——那个尚未走入聚光灯的普通女孩。这种幻想于是成为一种微小的抵抗——在不可控的生活之外，依然存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尚未关闭的可能性。

关于文淇的梦女文 截图自小红书

詹金斯认为，粉丝文化呈现的紧张关系并不是病态的，而是当下社会矛盾的显化。在此意义上，剑桥词典的中“网红”与“明星”的差别，更多呈现在经济体制内外。对社会权力的分享者而言，不是不要制造幻想，而是不要在体制之外的幻想，面对知识精英和保守主义的共同指责，一个必要的问题是：幻想背后的焦虑和自恋，是否来源于真实的社会情绪？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cambridge-dictionary-declares-parasocial-word-of-the-year-following-lily-allens-breakup-album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2025/nov/18/feel-a-connection-to-a-celebrity-you-dont-know-theres-a-word-for-that

https://www.cambridge.org/news-and-insights/parasocial-is-cambridge-dictionary-word-of-the-year-2025

https://mp.weixin.qq.com/s/mUIOj8gz8OQIw9jamJVltA 专访亨利·詹金斯：谁制造了“疯狂”的粉丝？三联生活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Yc_X8jclGVTOMW2eK1ibDQ 粉丝文化是如何被异化的？从“倒奶打投”谈起 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