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黑暗才认识光明

我在2020年讲的一些课。那是疫情中。从2020—2024年不停有朋友和我说，我们面对的时代变化太大了，处境太艰难了。一个人如果看的是眼前两三年，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被时代摔过来打过去，非常非常困惑。但是有机会了解这些古代的伟大诗人，了解他们的个人生命、个人理想在他们的时代是如何挺过来的，就会有不同的眼光。他们说的意思其实是，自己从读这些诗的过程中得到了理解，得到了支持。听他们这样说，我才渐渐意识到，原来人在很多时候是不能直接理解自己的，而去读诗的目的，是借助理解这些最冲突的灵魂、最伟大的表达，反过来使自己得到理解。我很喜欢胡德夫的一句歌词“你我需遍叩每扇远方的门，才能找到自己的门，自己的人”。这本书出版后，有读者告诉我，当他读到其中某个诗人的某个细节，他觉得他特别有共鸣。而且这种共鸣不是他少时就有的，是这几年才生长出来的。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没错，我尽我的全力写这本书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副标题说的，“暗夜中的文学启明”。我在读这些古典诗歌的过程中，我真的感到文学中有光明，这些光明不但能照见历史，还能照见当下和未来。如果《九诗心》能使一个读者感到支持，我这本书就没有白写。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个朋友和我说，我帮你算过了，如果这本书卖一万本，一百个读过的人里有一个从中获得力量，你就帮助了一百个人。我觉得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第二，我想讲，文学虽然是对抗黑暗之光，但是人性中如果没有黑暗，那么光明也是恐怖和虚假的。所以我偏偏、非要写进两个有污点的人物。一个是李陵，一个是吴梅村。他们既不像其他诗人那样有名，而且还有污点，而且还不好写。《九诗心》的第二章给了李陵。就是那个兵败投降了匈奴，而司马迁因为替他辩护才遭受宫刑的李陵。李陵是这本书最后写出来的一章。为了写李陵，书稿晚交了两个月。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写他，如果不写他，这本书就不完整，我就对不起司马迁。这是一个极其莫名其妙的执念，可能自我初中时读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时，我就有的念头。司马迁是何等聪明的人？《史记》中充满了世事洞明的老辣，为什么他偏偏要为这个李陵辩护？李陵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他？这吸引我去读《昭明文选》中那些托名李陵的作品。“托名李陵”就是说，《昭明文选》说它是李陵写的，但是后来的人其实没办法搞清楚它到底是不是李陵写的。这是一个悬案。而那些作品写得真是好，中间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力量。冤屈、愤郁、咬牙硬扛，但又柔软无比，充满魅力。我最后把它叫作“扛住的力量”。把它呈现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的人格中好像开辟了一块新天地，我也从此看得到别人身上的这部分。

另一个污点人物是吴梅村，最后一章给了他。我有一个八十岁的同事，徐兴海老师，原来是研究《史记》的，他帮我审核书稿。审完他说，吴梅村这个人过得最窝囊，既辜负了别人，又没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他这么说时，我们都叹了一口气。可这不是遗憾。既不是本书的遗憾，也不是人性的遗憾。这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中也有光明，也有感人之处。所以在最后一章的开始时，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尤其打动中国读者？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太多次时代洪流对个人生活的吞噬。在每个时代，当人们意识到又在被难以预测的浪潮托起，就会想回头去看那些变革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本书最后一个故事即写给这样的小人物，以免我们在英雄的光辉之下失去对自己的理解。”

我也把这段话作为我这次的结尾。一直以来，我不喜欢把古典诗歌捧起来，把著名诗人都视为天纵奇才或得道高人的讲法。我觉得那种讲法看起来是在抬高古典诗歌的地位，但其实是在拒绝真正地走进它，拒绝和诗人的生命发生真正的相遇和共鸣。因为把伟大诗人视为一种特殊的人，把古典诗歌视为一种特别高级的修养，他们就变成了“异类”。他们就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扰动。

但在我看来，他们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遇到的是我们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问题。他们体现的是我们人格的各个方面。接受吴梅村和李陵的软弱、悔恨、痛苦，与接受陶渊明、欧阳修、文天祥的光明俊朗，这两条路可以并行，而且非得并行不可。不然，我们既不可能真正认识黑暗，也不可能真正认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