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租客乱堆杂物,我住进了酒店,半个月后,派出所民警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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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投诉我?”昏暗的楼道里,老杜蹲在地上,烟头的火星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一明一暗,声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锯子。

我闻到他身上浓重的汗臭和废品混杂的酸腐气,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握紧了手里的公文包:“公共区域不能堆放杂物,这是小区的规定。”

他缓缓站起身,比我高了半个头,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里面没有愤怒,也没有羞愧,只有一种让我脊背发凉的、冷漠的审视。

“年轻人,路不要走绝了。”他掐灭烟头,转身进了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那扇紧闭的铁门,像一只怪兽的巨口,也像一个不祥的预言。



01

我住在江城市和平小区六栋十二楼,一梯两户。

这是个建于二零一零年的老式商品房小区,虽然设施有些陈旧,但胜在地理位置好,生活便利。

三年前,我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又背上了三十年的房贷,买下了这套八十平米的两居室,终于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我叫林晓,三十二岁,单身,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简单,也算安稳。

对门1203室的房东是个常年在国外的温州商人,房子一直委托给中介出租。

半年前,1203室搬来了一个新租客。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楼道的电梯间。

他大概五十多岁的年纪,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皱纹,一双眼睛总是习惯性地低垂着,眼神有些闪躲。

他提着两个巨大的、装着塑料瓶的蛇皮袋,看到我,只是局促地点了点头,就匆匆进了屋。

后来从物业那里得知,他姓杜,叫杜卫国,是个从外地来城里打工的,靠回收废品为生。

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互不打扰就好。

直到两个月前,我们两家之间的那个小小的电梯间,开始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只是几个压扁的硬纸箱,靠着1203室的墙边放着。

我出门时遇见老杜,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对我解释:“林设计师,不好意思啊,这几个箱子明天一早就拉走,暂时放一晚。”

我笑了笑,说了句“没事”。

可第二天,那些纸箱并没有被拉走,反而旁边又多了一堆用绳子捆好的旧报纸。

一个星期后,电梯间的一角,已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战利品”——成堆的、散发着异味的塑料瓶,几台拆掉了外壳、露出里面复杂线路的废旧电视机,甚至还有两只破了洞的轮胎。

我们这栋楼的电梯间本就狭窄,被这些杂物占据了近一半的空间后,每次进出都变得异常艰难。

我必须侧着身子,像泥鳅一样,才能从那些杂物和我家大门之间那条不足半米的缝隙里挤过去。

好几次,我刚换上的新衣服,都被那些堆积物上突出的铁丝或者锋利的边缘给划破了。

更要命的,是那股味道。

尤其是在夏天,各种废品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酸腐气,每次等电梯,都像是一场酷刑。

我开始尝试和他沟通。

我敲开1203的门,老杜打开一条门缝,还是那副沉默寡言、眼神闪躲的样子。

“杜师傅,电梯间的杂物,是不是该清理一下了?消防通道不能堵塞,而且这样也影响大家出入。”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客气一些。

“哎,好,好。”他连声答应,“我明天就搬,明天一定搬。”

可第二天,情况依旧。

我敲了三次门,找了他四次,每次他都答应得好好的,但杂物反而越堆越多。

楼上楼下的邻居也开始有怨言,在电梯里碰到,都会皱着眉头抱怨几句。

但大家似乎都觉得这事棘手,没人愿意当那个出头鸟。

我忍无可忍,在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发了几张照片,并且艾特了物业经理。

物业的回复很快,态度也很好:“林先生您好,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收到,已经电话通知该租客限期整改。”

我以为,有了物业的出面,事情总该能解决了。

上个月底,矛盾被彻底激化了。

那天我因为一个紧急项目,在公司加班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十二楼的电梯时,一股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熏得我差点吐出来。

电梯间里,又多了两大袋黑色的垃圾。

其中一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破了,黏腻腥臭的厨余垃圾混杂着污水,流了满地,几乎快要漫到我的家门口。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脑子里的一根弦,“崩”地一下就断了。

我没有去敲老杜的门,我知道那没用。

我拿出手机,对着那一地狼藉,打开闪光灯,从各个角度拍下了清晰的照片。

然后,我把这些照片一股脑地发进了三百多人的业主群。

紧接着,我拨通了市长公开热线,用一种近乎颤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举报了和平小区六栋十二楼消防通道被严重占用、垃圾遍地的问题。



02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准备出门上班。

一打开门,就看到老杜正蹲在我家对面的墙角,一口一口地抽着劣质的卷烟。

烟雾缭绕中,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心里莫名地发毛——里面没有了往日的闪躲和局促,而是一种冷冰冰的、带着几分怨毒的审视。

“你投诉我?”他开口,声音很低,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汗臭和废品混杂的酸腐气,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将自己半个身子藏在门后。

我强迫自己直视他的眼睛,硬着头皮回答:“公共区域不能堆放杂物,这是规定,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没再说话,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

然后,他将烟头狠狠地按在地上,用脚尖碾碎,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转身进了屋。

“砰”的一声,那扇破旧的铁门重重地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物业经理的电话,电话里,经理的语气带着几分邀功的意味。

“林先生,我们联合社区给那个租客下了最后通牒了,他答应三天之内,一定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保证恢复原样!”

我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这场拉锯战,终于要以我的胜利而告终了。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

第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准备开门。

可钥匙插进锁孔,却怎么也拧不动,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我凑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整个锁芯里,被人用透明的强力胶水,给灌得满满当死。

我的血一下子就冲上了头顶。

我立刻报了警。

警察来了,拍照,取证,做笔录,然后告诉我,因为楼道里没有监控,没有直接证据,他们也无法确定是谁干的。

他们去敲了老杜的门,老杜还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警察只能定性为“邻里纠纷”,劝我换个锁,以后多注意。

我花了三百块钱,请来开锁师傅,把整个锁都换掉了。

换了新锁的第二天,我去地下车库取车,发现我那辆才买了半年的白色小轿车,右后轮的轮胎瘪了下去,上面扎着一颗闪着寒光的螺丝钉。

第三天,我中午点的外卖,外卖小哥打电话说已经放在门口的鞋柜上了,可我下楼去看,却空空如也。

第四天,我正在家里洗澡,洗到一半,水突然停了,我裹着浴巾出去检查,才发现是楼道里水管井的总闸,被人给关掉了。

我彻底崩溃了。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不大,但它们就像跗骨之蛆,一点点地蚕食着我的安全感,让我的精神时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再次报警,可结果还是一样。

没有证据。

老杜在警察面前,矢口否认所有的事情,甚至还委屈地表示:“小区里住了这么多人,又不止我跟他有过节,凭什么都怀疑我?”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看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孤独和恐惧。

这个我花了半辈子心血才换来的家,此刻却像一个巨大的、充满未知的牢笼。

我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

是门口被泼了油漆?还是窗户被砸了石头?

我不敢再想下去。

一个念头,疯狂地从我心底冒了出来:逃离这里。

我打开手机,订了公司附近一家最便宜的快捷酒店。

然后,我从衣柜里拖出一个行李箱,胡乱地塞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

我想,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

等物业把他这个“瘟神”赶走,或者等他半年后租约到期自己搬走,我再回来。

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先出去避避风头。

我拉着行李箱,像个逃犯一样,在凌晨时分,悄无声好的,

我拉着行李箱,像个逃犯一样,在凌晨时分,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让我又爱又怕的家。



03

在快捷酒店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要难熬得多。

那是一家开在城中村里的廉价酒店,房间小得可怜,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行李箱,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窗户外面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终日不见阳光,空气里永远飘散着楼下小餐馆的油烟味。

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这个临时的“家”,没有猫咪的迎接,没有舒适的沙发,只有四面冰冷的墙壁。

洗澡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排队是常有的事。

到了晚上,隔壁房间打牌的喧哗声、情侣吵架的哭闹声、楼道里醉汉的叫骂声,此起彼伏,吵得我根本无法安然入睡。

但至少,这里是清净的,是安全的。

我不用再提心吊胆地担心门锁被堵,不用再害怕半夜水闸被关。

我每周会挑一个周末的白天,算好时间,潜回自己家一次。

我会在楼下徘徊很久,确认老杜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不在,确认1203的窗户里没有动静,才敢像做贼一样,飞快地跑上楼。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电梯间那些堆积如山的杂物,竟然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整个楼道空空荡荡,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

我的家门口也异常安静,没有再出现新的破坏痕迹。

我飞快地冲进屋,拿上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然后逃也似的离开。

在公司里,同事们知道了我的遭遇,都义愤填膺。

部门主管是个膀大腰圆的东北大哥,他拍着胸脯对我说:“晓,怕他个卵!你搬回去住,他再敢搞事,你给哥打电话,哥带几个弟兄过去,保证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被人像毒蛇一样盯上的感觉,有多么压抑和令人窒骨。

那不是靠人多、靠拳头硬就能解决的。

第二周,我妈从老家打来了电话。

“儿子,我听你表姐说,你最近一个人在外面住酒店?是不是跟女朋友吵架了?你什么时候谈的女朋友,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

我含糊地敷衍了过去,说只是公司项目忙,临时在外面住几天方便加班,不想让她跟着担心。

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转眼就是半个月。

八月二十日,我离开家的第十五天。

那天晚上,我正躺在酒店狭小的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突然打了进来。

我以为是推销电话,随手按了接听。

“您好,是林晓先生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而严肃的男声。

“是我,您是?”

“我是和平里派出所的民警,您现在在哪里?方便过来一趟,跟我们谈谈吗?”

我的心,猛地一紧。

派出所?

难道是老杜又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还是他倒打一耙,反过来报了案,告我诽谤?

“我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吗?可以在电话里说吗?”我警惕地问道。

“电话里不方便说,事情比较重要。”对方的语气不容置疑,“是关于您家对门,1203室租客的情况。”

听到“1203室”,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立刻打了一辆车,朝着派出所的方向赶去。

一路上,我的心里七上八下,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但没有一种,接近后来那个让我头皮发麻的真相。

到了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警官,他自我介绍姓王。

他没有在大厅跟我谈,而是将我带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询问室,关上了门。



04

“林先生,你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没有在家里住?”王警官看着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的,王警官。”我点了点头,将自己因为对门租客的骚扰,被迫搬出去住酒店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王警官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他的表情随着我的叙述,变得越来越凝重。

等我说完,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推到我的面前。

“你先看看这个,认识这个人吗?”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打开文件袋,从里面倒出了几张纸。

第一张,是老杜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名字确实是“杜卫国”。

第二张,是一张已经有些泛黄、打印模糊的通缉令,上面的照片,正是老杜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我的手,在看到这张通缉令的时候,已经开始微微发抖。

我颤抖着,拿起了第三张纸。

那是一张我家的户型图。

但那不是房产证上那种简单的示意图,而好的,这是为您续写的后续章节,直至文章结尾。

但那不是房产证上那种简单的示意图,而是一张用软件绘制、标注得极其详细的专业平面图。

图上,每个房间的用途、每一件大家具的摆放位置、甚至连墙壁上插座和卫生间水管的走向,都被清清楚楚地标注了出来。

图纸的边缘,用红色的笔,画着密密麻麻的箭头和各种我看不懂的标记。

而在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歪歪扭扭的手写小字,那字迹像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写下的,看得我浑身发冷:

“十五日后动手,此人已不在家中居住,确认空房。”

王警官一直用锐利的目光观察着我的反应,他看到我煞白的脸,缓缓开口:

“林先生,你知道1203室,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前天晚上,我们接到可靠线报,对1203室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

王警官顿了顿,将声音压得更低,那声音在寂静的询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你对门的那个老杜,根本不是什么收废品的。他租下你对门的房子,是为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询问室的门突然被“砰砰”地敲响了。

另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推门而入,他神色慌张,快步走到王警官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几句什么。

只见王警官的脸色瞬间大变,他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对我喝道:“情况有变!你,现在立刻跟我来,马上回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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