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小默啊，我的好侄子，你可得救救姑姑，救救你表哥啊，姑姑给你跪下了。”
电话那头是我姑姑林秀芳，声音抖得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就要被扯碎的破叶子，带着一股子黏糊糊的，让人恶心的绝望。
我捏着冰凉的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凸起，惨白惨白的，像死人的骨头。
我看着窗外那片泼了墨似的城市夜景，千万盏灯火在我眼里糊成了一团鬼火。
我对着听筒，一字一句地，用这辈子最平静的声音回她：“姑姑，天黑了，路滑，小心在黄泉路上摔跤。”
她在那头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喉咙里发出“咔”的一声，像是被人活活扼住了脖子，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我知道，她听懂了。
那根扎在我心里十几年的毒刺，终于在这一刻，被我亲手磨成了审判她的针尖。
01
那年冬天格外冷，雪下得像要把整个世界都给埋了。
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枯枝上挂满了冰棱子，亮晶晶的，像一具被风干的骨架上挂满了妖怪的牙齿。
父亲搓着一双满是裂口的黑手，哈出的白气瞬间就在空气里结成了冰碴子。
他说：“默娃，穿厚实点，城里人讲究，别让人家看扁了。”
我身上穿着母亲连着熬了好几个通宵赶出来的新棉袄，面子是蓝色的确良布，里子是东拼西凑的碎布头，针脚歪歪扭扭，像一条丑陋的蜈蚣趴在身上。
这就是我们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东西了。
篮子里是几个蔫头巴脑的苹果和一捆冻得硬邦邦的粉条，还有两只瘦得只剩骨头架子的风干鸡，那是父亲盘算了一整个冬天，才下定决心从鸡笼里抓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家能拿出的、最丰厚的年礼了。
去城里姑姑林秀芳家的路，就像是去西天取经，漫长得让人绝望。
我们先是走了十几里结了冰的土路，然后搭上村里牛师傅那辆四面漏风的拖拉机，在“突突突”的轰鸣声里，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出来了。
最后，我们才在县城的汽车站，挤上了一辆开往市里的长途车。
车厢里的气味很冲，混杂着汗臭、烟味、方便面味和一种说不上来的、属于贫穷的馊味。
父亲把那个装着年礼的篮子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脸上堆着卑微而又期待的笑。
他说：“你姑姑家住的是别墅，可气派了，两层楼，比村长家的瓦房还大。”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浑浊的光，一种对我们这种人来说遥不可及的向往。
我没说话，只是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外面那些光秃秃的树木和灰蒙蒙的天空，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往后倒退。
姑姑林秀芳的别墅区叫“香榭丽舍”，一个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舌头打结的地方。
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眼神像刀子一样在我们父子俩身上刮来刮去，最后落在我父亲脚上那双沾满黄泥的解放鞋上，嘴角撇出一个嘲讽的弧度。
父亲被那眼神看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下意识地把脚往后缩了缩，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
穿过修剪得过分整齐的草坪和一排排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别墅，我们终于找到了姑姑家。
那是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门口停着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车头那个银色的标志，我后来才知道叫奔驰。
门开了，一股混杂着暖气、香水和饭菜香味的热浪扑面而来，让我瞬间感觉自己像个掉进热油锅里的冰块，浑身不自在。
开门的是表哥王浩，他比我大两岁，穿着一身我叫不出牌子的丝绒睡衣，头发油光锃亮，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两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要饭的。
“哟，谁啊这是？”，他捏着鼻子，夸张地往后退了一步，“大舅，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也不怕把我们家地毯踩脏了。”
父亲的腰瞬间就弯了下去，他尴尬地笑着，在门口那块昂贵的地垫上使劲地蹭着鞋底，嘴里不停地说：“脏不了，脏不了，我们在门口换鞋，换鞋。”
姑姑林秀芳的声音从客厅里传了出来，尖利而又刻薄，像一把生了锈的锉刀，“谁在门口大呼小叫的，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建国，去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
一个穿着真丝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那是姑父王建国。
他看到我们，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但很快就被一种商人特有的、圆滑的笑容所取代。
“哎呀，是大哥和默娃来了，快进来，快进来，秀芳，你娘家哥哥来了。”
他嘴上客气着，却一步也没有上前帮我们拿东西的意思。
客厅里灯火通明，亮得晃眼。
地上铺着能照出人影儿的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像无数眼泪串起来的水晶灯。
沙发上坐着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正围在一起打麻将，看见我们进来，只是懒懒地抬了抬眼皮，随即又把目光投向了面前的麻将牌，仿佛我们是两团会走路的空气。
姑姑林秀芳就坐在她们中间，她穿着一件紫色的旗袍，手指上戴着鸽子蛋大的钻戒，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她甚至没有站起来，只是用夹着香烟的手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来了就坐那儿吧，别杵着碍事。吃饭了吗？厨房里有剩饭，自己去热热。”
父亲把那个篮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墙角，搓着手，笑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吃了，我们在路上吃了。秀芳啊，这是家里的一点心意，自家种的，不值钱，就是个新鲜。”
表哥王浩一脚把篮子踢翻了，那两只风干鸡和几个苹果滚了一地。
“什么破玩意儿！”，他尖叫起来，好像被蝎子蜇了，“一股子穷酸味儿！拿这种东西来我们家，是故意恶心我们吗？爸！妈！你们看看他拿的这是什么！”
满屋子的客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齐刷刷地朝我们看来，那眼神里有鄙夷，有嘲笑，更多的是一种看好戏的玩味。
我的脸“腾”地一下烧了起来，血气直冲头顶，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又在下一秒沸腾起来。
父亲慌忙蹲下去捡东西，他那双粗糙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抓不住那个滚圆的苹果。
他一边捡，一边对着所有人点头哈腰，“对不住，对不住，孩子不懂事，是我没教好。”
就在那个瞬间，姑-姑林秀芳站了起来。
她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肮脏的流浪狗。
她从她那个镶满水钻的手包里，慢条斯理地抽出两张红色的、崭新的一百元钞票。
她没有把钱递给我，而是像扔垃圾一样，直接甩在了我的脚下。
“拿着这两百块钱，”，她的声音冷得像冰，“去汽车站买两张票，立刻，马上，滚回你那个穷山沟里去，别在这里丢我的人，碍我的眼！”
那两张钞票轻飘飘地落在地上，红得那么刺眼，像两摊溅开的血。
时间仿佛在那个瞬间静止了。
我能听到麻将牌的碰撞声，女人们的窃笑声，父亲粗重的呼吸声，还有我自己心脏被一寸寸碾碎的声音。
父亲屈辱地弯下腰，捡起了那两百块钱，他想把钱塞回给姑姑，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秀芳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碰了一下，立刻尖叫着躲开，“别碰我！拿开你的脏手！”
我一言不发。
我死死地盯着她，想把她那张因为刻薄和傲慢而扭曲的脸，永远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我的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的肉里，很疼，但这种疼，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
我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团黑色的、冰冷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在我们被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之前，我站在玄关，无意中听到姑父王建国在阳台上压低声音打电话。
他的声音很紧张，也很兴奋，像是某种在黑暗中觅食的野兽。
“……城南那块地，手续有点麻烦……嗯，对，就是原来的化工厂那片……放心，我已经找了老张，让他去压一下，保证万无一失……”
“老张”、“城南的地”、“手续”，这几个词像几颗冰冷的钉子，毫无征兆地钉进了我的脑海里。
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这些词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是一个和我脚下这片屈辱之地完全不同的、充满了秘密和交易的黑暗世界。
02
回去的路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车窗外的大雪又开始下了，密密麻麻，像是老天爷的眼泪。
父亲的背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那么佝偻，那么苍老。
我知道，姑姑那两百块钱，不仅砸在了我的脸上，更砸碎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那点可怜的骨气。
回到家后，我把那两百块钱，用图钉死死地钉在了我书桌前的墙上。
我没有把它压在玻璃下，我要让它就那么暴露在空气里，让它的每一次褪色，每一次卷边，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提醒着我那个大年初二的下午，那个充满了香水味的客厅，和那句“拿着钱，赶紧滚”
从那天起，我疯了。
我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狼，开始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学习。
凌晨四点半，村里的鸡还没叫，我就已经站在院子里，借着屋檐下那盏昏黄的灯泡背书。
深夜十二点，全村都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我房间的窗户还透着光，像一只永远不会疲倦的眼睛。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习题册都做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一道题的解法都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
吃饭的时候我在背单词，上厕所的时候我在想物理公式，睡觉的时候，梦里都是各种复杂的函数和定理。
村里人都说林家的默娃疯了，读书读傻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疯，我只是饿了。
我对知识的渴望，对走出这个穷山沟的渴望，对有朝一日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面前的渴望，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滋生。
三年后的夏天，一张来自国内顶尖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像一道金色的闪电，划破了我们村沉闷的天空。
我以全县状元的身份，考上了那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学府。
父亲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比当年捡起那两百块钱时还要厉害。
他哭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大学四年，我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陀螺，一刻也不敢停歇。
我拒绝了家里所有的生活费，因为我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弯着腰，从那片贫瘠的土地里一滴汗一滴汗地刨出来的。
我去做家教，去餐厅端盘子，去建筑工地搬砖，去发传单，去送外卖。
我用我挣来的钱，给自己交学费，给自己买最便宜的馒头，剩下的，全都寄回家里。
大二那年，我用我攒下的第一笔“巨款”，给父亲买了一双皮鞋，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衫。
电话里，母亲哭得泣不成声，她说：“默娃，你别这么苦自己，家里不缺钱。”
我握着电话，笑着说：“妈，我不苦，这是儿子孝敬你们的，你们就高兴地收下吧。”
挂了电话，我的眼泪才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不苦吗？
苦。
当我的同学在谈恋爱、在打游戏、在享受青春的时候，我正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里，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为了一单五块钱的配送费，在车流里玩命地穿梭。
但这点苦，和那个下午所受的屈辱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学校的法律援助中心，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力量。
我帮助一个被无良包工头拖欠了整整一年工资的农民工大叔打官司。
我翻阅了大量的法律条文，写了十几遍起诉状，在法庭上，面对对方那个油嘴滑舌的律师，我凭借着缜密的逻辑和清晰的条理，驳得他哑口无言。
最后，法官当庭宣判，包工头不仅要全额支付拖欠的工资，还要支付相应的利息和罚金。
大叔拿到钱的那一刻，他“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哭着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扶起他，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帮的不是他一个人，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看到了千千万万个像我父亲一样，善良、懦弱、在强权和资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底层人民。
那一刻，我心里那颗名为“复仇”的种子，旁边悄悄地长出了一棵新的、名为“正义”的幼苗。
毕业的时候，一家国内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年薪五十万起步。
我的同学们都羡慕得眼睛发红，他们说：“林默，你小子总算是熬出头了，以后就是金领了。”
我谢绝了那份Offer。
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我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国家公务员，并且选择了最难考、竞争最激烈、也是最核心的部门之一——纪检监察系统。
他们都觉得我疯了，放着大好的“钱途”不要，偏要去挤那座独木桥。
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钱。
钱能买来别墅，能买来豪车，但买不来尊严。
我要的，是一种能让“规则”说话的权力。
一种能让那些自以为可以把别人尊严踩在脚下的人，在规则面前，也必须低下他们那颗高贵头颅的权力。
03
经过几年的基层锻炼，我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连续破获了几起大案要案，逐渐在系统内崭露头角。
我的名字，也因此传到了省里一位老领导的耳朵里。
他就是周书记。
周书记是一个面容清瘦，眼神却异常锐利的老人。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没有谈我的功绩，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小林，你为什么选择这条路？”，他静静地看着我，仿佛能看穿我的灵魂。
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说出实话。
我把我十几岁那年，在姑姑家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我说完了，甚至做好了被他看轻的准备。
毕竟，我的初衷，听起来那么不“高尚”，充满了个人恩怨。
没想到，周书记听完后，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啊。一个没有被欺凌过的人，很难真正懂得公平正义的可贵。一个心里没有恨过的人，也很难真正懂得慈悲的重量。你背景干净，像一张白纸；能力突出，像一把开了刃的刀。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有火，这团火，用得好了，可以燎原，可以烧掉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污泥浊水。小林，我很看好你，跟着我好好干吧。”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那团压抑了多年的、冰冷的火焰，仿佛找到了一个出口，开始燃烧出灼热的温度。
几年后，省里收到多封匿名举报信，矛头直指我姑姑所在的城市——江川市。
举报信的内容触目惊心，涉及非法集资、骗取土地开发权、官商勾结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
据说，江川市的商界和政界，已经形成了一张巨大而又紧密的关系网，水泼不进，针扎不入。
省委对此高度重视，决定成立一个高级别联合专案组，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要精准地切开江川市这个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内部早已溃烂流脓的毒瘤。
专案组的组长由省纪委的一位副书记担任，而副组长的任命，却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周书记力排众议，提议由我——一个资历尚浅，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来担任这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说：“这个案子，盘根错节，人情关系复杂。想要把它查清楚，就需要一把没有顾忌、没有牵绊的快刀。林默同志，就是这把最合适的刀。他不是江川本地人，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情瓜葛，背景清白，能力大家有目共睹。让他去，最合适不过。”
最终，任命下来了。
我，林默，被任命为“扫黑除恶暨经济秩序整顿”联合专案组副组长，拥有极大的调查权限，直接向省委负责。
接到调令的那天下午，江川市下了一场大雨。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得一片模糊的世界，手里捏着那份薄薄的、却重如千钧的任命文件。
我拉开抽屉，最里面，静静地躺着那两张早已泛黄、起了毛边的百元大钞。
上面的数字依然清晰，那个红色的“100”，像两只充满了嘲讽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江川。
我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故乡。
我回来了。
但这一次，我不是那个提着土产、穿着破棉袄、任人羞辱的穷小子。
我是带着尚方宝剑，回来清理门户的人。
复仇的剧本，我已经写了十年。
现在，是时候拉开帷幕了。
04
消息是半公开的。
官方渠道只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通稿：为整顿江川市经济秩序，省委决定成立联合专案组，并公布了专案组主要领导成员的名单和照片。
这个消息在江川市的官场和商场，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而此时的姑姑林秀芳，对此还一无所知。
她正和一群所谓的“阔太太”，在她那栋豪华别墅的麻将室里，酣战方休。
麻将室里烟雾缭绕，充满了香水、香烟和金钱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的奢靡气息。
墙上的液晶电视正播放着本地晚间新闻，那不过是她们打牌时的背景噪音。
“胡了！清一色，对对胡！拿钱拿钱！”，林秀芳把牌“啪”地一下推倒，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和炫耀。
“哎呀，秀芳姐今天手气可太好了，这都连着胡八圈了吧？”，旁边一个穿着貂皮的女人一边数着钱，一边奉承道。
“那可不。”，林秀芳用她那戴着巨大钻戒的手指夹起一张牌，慢悠悠地说，“我这人啊，就是命好。不像有些人，忙活一辈子，还是个穷鬼。”
就在这时，电视里那个字正腔圆的女主播，开始播报那条关于专案组的新闻。
“近日，省委重拳出击，为……”
林秀芳不屑地瞥了一眼电视，撇撇嘴，“又是这些官样文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新闻继续播报着，镜头给到了专案组领导班子的成员介绍。
一张张严肃的面孔闪过。
突然，一个年轻而又坚毅的面孔，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哗啦——”
林秀芳手里的麻将牌，像一堆失去生命的骨牌，悉数散落在桌子上，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整个麻将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从麻将桌，转移到了电视屏幕上，又从电视屏幕，转移到了林秀芳那张瞬间失去血色的脸上。
“他……他……”，林秀芳的嘴唇哆嗦着，手指颤抖地指着电视屏幕，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穿着貂皮的女人凑近了看，惊讶地叫出声来：“哎呀！秀芳姐，这个人……这个人不是……”
林秀芳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爆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