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专利权早已终止，却仍以侵权为由反复起诉索赔，这样的“碰瓷式维权”终将付出代价。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和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
在一起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中，法院终审认定某仪器仪表公司构成恶意诉讼，维持一审判决其赔偿某科技公司6万元的结果。澎湃新闻注意到，作为最高法知产法庭首例认定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该案明确了维权需先过“权利三关”的核心准则。
该案可追溯至2006年。当年3月，某仪器仪表公司拥有的“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未按规定缴纳年费被依法终止。尽管该公司曾就专利权终止提起行政诉讼，但于2018年主动撤诉，专利权终止的法律状态就此确定。
而早在专利权终止两个月后，该仪器仪表公司就以某科技公司侵犯其专利权为由起诉，法院最终判决某科技公司赔偿12.5万元。令人意外的是，2015年至2020年期间，明知专利权已无法律保障的该仪器仪表公司，又先后三次将某科技公司告上法庭，索赔金额从350万元飙升至450万元，且在第三次、第四次诉讼中均以450万元索赔。
前述三次诉讼中，该仪器仪表公司第二次、第三次主动撤诉，第四次则因未缴纳上诉费被按撤诉处理。更让某科技公司承压的是，在第四次诉讼中，对方申请财产保全，导致其450万元资金被法院冻结，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某仪器仪表公司在明知专利权已终止的情况下，仍提起涉案诉讼，主观故意明确，构成恶意诉讼，判决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6万元。某仪器仪表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法在二审中进一步明确了恶意诉讼的认定核心——权利基础审查。法院指出，维权应以权利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首先要有权，然后才谈得上对方有无侵权事实”。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主动放弃权利恢复程序，对专利权终止的后果完全知晓，其起诉缺乏合法权利基础，且三次起诉索赔金额远高于此前12.5万元的判赔，明显具有通过诉讼牟取不当利益的意图。最终，最高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澎湃新闻注意到，作为最高法知产法庭首例认定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最高法在阐述案件典型意义时表示，在专利权人起诉前应过“权利三关”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第一关是权利“有没有”，即起诉时权利是否真实存在，该案中仪器仪表公司的专利权已终止，显然未过此关；第二关是权利“稳不稳”，即权利是否经得起无效程序等法律考验，隐匿不利证据可能被认定为恶意；第三关是权利“厚不厚”，即权利价值是否与索赔数额匹配，12.5万元过往判赔与450万元高额索赔的悬殊差距，暴露了其恶意本质。
“维权首先要有权，维多大的权首先要有多大的权。”最高法表示，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发起诉讼之易与被起诉人应对诉讼之难“本就不均”，如果起诉人连权利基础的“有”“稳”“厚”都做不到，就能把被起诉人的“事搅乱”、把经营秩序的“水搅浑”，于被起诉人而言“明显不公”，于经营秩序而言“绝不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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