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战役：刘伯承创造高难度纪录，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也无人打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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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伯承独门绝活儿

一句话概括刘伯承的上党战役，就是攻城打援。

任何高明的战争指挥官，都要先把最基本的战役方案或者说逻辑起点定好。

赵本山和宋丹丹那个小品所说，怎么把大象关进冰箱里，分三步，虽是滑稽之说，倒也不无道理。

指挥官的主要职责是，先进行概略瞄准、方向性定策，当然没有把大象关冰箱里那么夸张，但极其考验指挥官的预判能力和知己知彼能力。

我们大致看一下敌我双方形势和实力。

据《山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所载——

这是目前各类官方资料中记录较为全面的一本，《全国解放战争史》和《第二野战军战史》所载上党战役资料多有从这本选辑摘取——

史泽波带来的19军共约1.4万人，在上党地区收编伪军3000余人，实有兵力1.7万人。

我晋冀鲁豫军区在发起上党战役之前，先对军区部队进行了野战化编组。

当时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大军区，冀鲁豫杨得志部队正准备整编北上，没有参与上党作战，不提。

太行军区部队编为太行纵队，即3纵的前身，司令员李达，副司令员陈锡联，辖3个支队（相当于旅）共9个团的兵力，共6280人。

太岳军区部队编为太岳纵队，即4纵的前身，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辖6个团共7000人。

冀南军区部队编为冀南纵队，即2纵的前身，司令员陈再道，辖5个团共6000人。

三个野战纵队2万稍欠，再加三个军区的基干部队，总兵力约3万多。

前文提到史泽波估计八路军有10个团部队，约1万多人，与真实数字差别较大。

我军主力部队战斗力并不充实，绝大多数团都不到1000人，且缺乏重武器，不利于攻城。长治城有日军构筑的坚强工事，且有史泽波的1.1万多主力，不好打。其余各城除长子县城有2000多兵力外，另四城均派1000余主力配以伪军防守，力量较弱。当时敌我两军的团级战斗单位人数都比较少，有的都不到1000人，所以一个军才万把人，与后来一个军动辄两三万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抗战刚刚结束，部队空有番号而未完成兵力扩充与整补。

面对一强数弱的局势，刘伯承最初设计的方案是先打屯留县城，吸引长治城中史泽波的19军主力出来救援。

这是初始版、缩小版的攻城打援。

打了两天发现过于高看阎军的本事。

史泽波派出6000人的部队出城援救屯留，一出城就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截击，援军立即缩回长治城。

刘伯承的作战部署堪称眼花缭乱：

1.李达指挥太行纵队围攻屯留县城。做戏做足，打的挺激烈，务必吸引史泽波来援。

2.陈赓、陈再道率太岳、冀南两个纵队在长治、屯留公路两侧，准备伏击之。李达太行纵队分出2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埋伏在长治东北山地，待史泽波援军出发后，兜击其尾部，使其有来无回。这是准备好的高潮大戏。可惜后来完全落空。

3.李达、陈赓两纵队再抽出共4个团兵力，监视长子县城之敌。因长子县兵力略强，须防止其出援，与长治之敌构成夹击之势。

刘伯承的考虑是真细啊！可惜史泽波根本没这个脑子。

4.潞城、壶关虽然兵少，也以少量部队监视之，使之无法出城。关键时刻，哪怕是一个营的兵力杀出来构成夹击之势，亦能发挥出超常力量。刘帅把一切可能的变数都算到了。

部署已定，就等收网。结果千算万算没算到指战员们斗志太旺盛了，伏击部队过早暴露，史泽波的援兵还没完全展开，与我前哨部队一接触就发觉不妙，赶紧缩了回去。

一看是这样的成色，刘帅就把那份小心揣回肚子里，改变战役决心：改攻城打援为夺取四城。于是3个主力纵队分别展开，将屯留、长子、壶关、潞城接连拿下。只剩长治一座孤城。

以3万人打1.7万，优势还不到二比一，把史泽波掐得死死的，有兵不敢用，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或者说可以把“简直”二字拿掉。

以等倍兵力打敌并能顺利达成战斗目标，这手绝活儿在我军将帅中实不多见。

接下来的战斗中，我们将继续见到这种打法。

四、刘伯承创了纪录

有心人可能注意到了，长治六城，刘伯承只打下四座，还有一个襄垣是怎么回事？

襄垣城其实在刘邓首长发布上党战役命令之前就开打了，9月1号，也就是上党战役第一仗的前6天，太行军区部队就已攻下襄垣。

但奇怪的是，《第二野战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史》这两部权威战史，都没有记录谁打的。

历来官史落笔，写谁、怎么写或者不写谁，都不是随性闲笔。

记录这场战斗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之《李达传》。当时军区刘邓薄滕张等领导人都不在，参谋长李达在家主持工作。史泽波抢占上党后，李达电报请示刘邓首长后，即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对上党地区最北面的襄垣县城发起进攻，消灭日伪军及阎军3000余人，且隔断了长治与太原，是上党战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刘伯承撰写的《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亦将此次夺城之战列为上党战役的一部分。

但最后官史并未记录。

原因其实挺微妙。大家自己推想，那架美军飞机何日从延安飞回太行，就明白什么原因了。

长治成为孤城后，阎锡山终于派兵来援，前文已述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及所率部队的情况。

下面再从我军视角复盘一下战斗过程。

我军原本只用太行、太岳两个纵队阻击彭毓斌援军。

因情报侦察不到位，起初以为只有3个师的阎军大概7000多人，谁知接战之后才发现很不好打，是2个军6个师的部队，约2万人。

刘伯承遂急调攻打长治城的冀南纵队6000多人，北上加入打援部队。

为让敌军军心动摇，刘伯承命令冀南纵队白天行军，故意让长治和老爷岭的两部分阎军都看到，加速其崩溃。

那就不怕史泽波率其1万多主力出城，与彭毓斌的两个军前后夹击吗？

按阎锡山的战前部署，确实要求援军一到，史泽波即率19军主力出城配合夹击。

但刘伯承城下撤兵的动作迷惑性太大，史泽波也搞不准这到底是诱敌之计还是真撤走，总之没敢出城夹击。

刘伯承又施展缠字诀，把有限的兵力分为几个部分，左右两翼部队主攻，冀南纵队主要负责封锁彭、史两部之间的通路，另在北面彭毓斌的后路还放了一个团拦其退路。

又是近乎等倍兵力，把敌军围住了……

这种包围，当然不是围的水泄不通那种围，刘伯承兵力根本不够用。而是把有限的兵力放在敌最有可能突围或前进的方向，且不断对其要害点位实施攻击，以攻代围，使敌无法突破我之防线。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包围方式。需要指挥官连续不断地密切观察战斗进程，敏锐地观察出敌军想从哪里突围、是否改换突围方向、何处敌我攻守形势变化，将有限的兵力调到需要的地方堵口子。

3年后淮海战役，刘伯承指挥中野部队拖住实力强大的黄维18兵团，用的仍然是类似招法。

虽是实力不足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但也体现出刘伯承元帅极其强大的战场控制能力和精细的战场计算能力。这种能力与勇气，并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当然，这种缠字大法并不是什么情况都适用，也不是什么对手都能用。

阎军之所以被缠住拖住，既因阎军不善于机动野战自陷于山地无法逃跑，又因阎军将领的指挥过于笨拙直接，毫无变化可言，故能以术胜之。

18军的战斗力远远强于阎军，而仍被中野拖住，是因为行军路线划定过死，缺乏变化机动的空间，而黄维又过于相信本军战斗力，一味死打猛冲，才能被数量基本相等但火力远远弱之的中野围住。

回到老爷岭、磨盘垴的战斗。

3个野战纵队都投入战斗，打了四五天，虽然场面很好看，打得阎军毫无还手之力。毕竟我军绝对力量并没有超过阎军多少，并不能迅速歼灭之。

这时刘伯承再度根据战场形势调整了计划，放开北面，形成围三阙一的态势，引诱阎军北逃，在机动中寻找战机。

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安安稳稳地拿着手机看戏，对这种计划好像会觉得没有什么高明的，阎军怎么就乖乖上当呢。

其实对当事者来说，彭毓斌和手下两个军长无法很好的配合，指挥不动，部队又屡经打击，粮弹也无法接济，军心已经到了最后崩溃的关头。

这时无论高级将领还是底层士卒，脑子都乱了，谁也不会好整以暇地分析刘伯承到底是诱骗还是真攻不动才撤围，而是本能地见缝就钻，敌军撤围了还不走，等死吗。

结果一动就乱了。

莱芜战役的大胜，也是在运动中求得，区别是，粟裕并没有放整46师和73军出城于运动中歼灭的意思，对莱芜城、口镇、锦阳关这三个要点都持续猛攻，只是做好了敌军突围北逃的预案。

而上党战役打援则是刘伯承有意识地利用阎军支撑不下去急于脱离战场的心理，主动放开一面包围使敌快速撤走，从而在运动中打乱其有效指挥。

相比来说，刘伯承更善于使巧劲，在兵力优势不到二比一的情况下（没有莱芜战役近三比一的优势），最大限度破坏敌之组织性，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战果。

彭毓斌所率2个军的部队，只逃出一个暂40师，其余绝大部分被歼灭，合计歼灭1.8万人。

23军、83军两个军中于混乱中逃走。彭毓斌的指挥部被打散，混战中负伤，部下劝其化装逃跑，彭毓斌说回去也是个死，不如死在战场上，拔枪自杀，也算壮烈。

史泽波在城中一夕数惊，闻知彭毓斌援军不能前进一步，于10月8日弃长治城西逃。刘伯承指挥部队掉头追击，在沁河东岸将19军全部歼灭，生擒史泽波。

至此上党战役全部结束，晋冀鲁豫部队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基本全歼阎军3个军，合计歼敌3.5万余人。这是抗战胜利后我军消灭国民党军军级单位番号最多的一次，刘伯承首开先河，创造一个以等倍兵力击灭3个军的纪录。

如果从兵力的角度论，3万人打掉国军3个军，这个纪录到解放战争结束，似乎也没有人能破此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