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解放的西安不一般：第一悍匪 “双头刀客” 一夜栽了（六）

书接上回。

经过刘传辉陈述，此时的陈增福终于明白了，那天是梁有道直接把商行里的三盒天麻拿掉里面的说明后，谎称是那个女人送来的而转赠给纪春兴三人了。可问题是，梁有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个女人送来的书包里装的又是什么是谁让她送来的，以手在脖颈处比画是不是意味着让她送东西的人就是“双头刀客”杜辛富?

这些问题,以陈增福目前的经验是无法作出解释的。因此到这一步，陈增福就向周梦公作了报告，周梦公听了陈增福所说的情况，不仅大为赞赏，还说陈增福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刑警的分析能力了。　此事周梦公也无法做主，于是周梦公分别向富凌和毕克俭做了报告。

　　应该说，陈增福的意外发现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尤其王超北局长得知消息之后，当晚就下达命令：由追逃队队长毕克俭同志挂帅组建一个七人专案组负责侦缉“双头刀客”杜辛富。除将将原先梁有道命案专案组的原班人马全部调来之外，再增加一名谙熟西安地区社会隋况的留用老刑警郭钢，原专案组组长富凌担任副组长。

　　次日9月27日上午，专案组就集中到毕克俭办公室开会研究案情制定侦缉方案。首先决定得就是，先去“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搜查，指望能够搜到那个神秘女人给梁有道送去的书包。

　　专案组七人当即全部出动前往“传辉商行”进行搜查，按照预定方案，搜查重点是梁有道生前所住的那个房间，如果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再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商行。梁有道住的那个房间由于没有结案。所以至今尚未启封。当下,侦查员撕下封条对整个屋子进行搜查。之前,侦查员曾经查看过这间屋子，当时警察只是例行公事，所以没有仔细检查。这回专案组是带着目的来的，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大搜查。毕克俭指挥众人把屋里的东西一件件都搬到外面去。搬一件搜查一件，警察对每件东西都检查得非常仔细，比如橱柜、抽斗,那就不单单是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摊开在地上一一点检了，最后还得把一块块木板一一叩击一遍看是否有夹层，但没有发现任何意外。

　　查到最后屋里还剩一张床。这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明代木床，毕克俭让侦查员把床拆了,分解成一件件构件拿到院子里堆放着，同样未发现什么可疑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　毕克俭郭钢进入了梁有道这间已经没有任何物品的空屋子，两人在屋里低声交谈了几句，接着郭钢出来后就问刘老板要水桶。然后就拎着水桶往泥地上就泼，然后盯着地面看。稍停一会儿，毕克俭就指着进门右侧角落那块泥地说:　“大家看到没有，说这处泥土渗水比别处慢，怀疑下面埋着东西。大家挖开来看看吧。”

于是警察就把那处泥地往下挖了尺余深时，铁锹就触碰到了下面埋着的异物。再往下挖，露出了一个高约七八寸、直径六寸许的陶瓷坛子，坛口用数层油布严严实实地封着。把坛子移到地面上,打开，里面是金条、金元宝、金首饰，后来清点时去银行称下来，共有黄金九斤十四两和十一件珠宝。　这次成功的搜查足以证实之前对“双头刀客”的猜测,专案组于是开始实施下一步侦查方案。

下一步工作是分头向在押杀人犯纪春兴、朱阿清和孙家骏详尽了解6月初那个神秘女人夜访梁有道的细节。因为那个神秘女人是专案组访查“双头刀客”的关键角色，只有找到她才有希望顺藤摸瓜查摸到“双头刀客”的下落。会议结束后，警察立刻分头前往上述三人所在地去调查了。

　　综合三路人马的调查结果得知，那天的确切日期应为6月2日，是端午节的第二天。纪春兴、朱阿清、孙家骏三人在那个女人离开后大约三至五分钟就被梁有道打发走了。可出门后没走多远，就听见前面马路上传来一阵争吵声，一个女高音显得分外刺耳，语调也是咄咄逼人，几个人也都不在意，毕竟天天都有打架的。

但是现在经过警察一问，三人中有两位即朱阿清、孙家骏却不约而同回忆表示，他们感觉那个声音极有可能就是那位给梁有道送书包的神秘女人，这种感觉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直觉”。专案组认为如果那天吵架的真是那个神秘女人，问题是，当时谁在跟她吵架，为什么吵架，最后是怎么了结的，在整个过程中那个女人是否留下了蛛丝马迹。

　　于是警察首先是需要确定两点：那天晚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吵架，如果确实发生过吵架，是否有那个女人参与。

专案组成员邓宗虎、郭钢，大黄和陈增福奉命前往现场调查，一起过去的还有证人孙家骏。孙家骏把警察领到现场后，说当时他们三人就是在这个位置听见吵架声音的，究竟争吵些什么，都没有在意，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都听不清楚。可警方觉得，由于吵架的时候是晚上，所以证人听到的吵架声应当比白天要远一些。那与此刻他们站立的位置起码有二百米，因此警方决定按照这个距离分四个方向去查摸。

　　于是四个侦查员每人一个方向前往访查。这项工作有些费神，而且是否见效也很难说。四人在划定的范围内一家家访查下来,忙碌到晚上七点，可却没有一家居民对于三个多月前的那次夜晚吵架有印象。当晚，专案组开了碰头会，研究后决定次日全组成员出动，加大访查力度非要把6月2日晚上的那次吵架情况查摸清楚不可。

　于是专案组七名成员全部出动沿街住户调查，这一招果然有效，陈增福在访查一户姓马的人家时。老头说他记得有这么一桩事儿，六十四岁的马大爷早年在钱庄供职，他干了一辈子的财会工作，脑子很是清晰。他告诉陈增福，6月2日是他小孙子的周岁生日，晚上家里备了两桌酒席庆贺,散席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送走客人后，老马头就搬了一个凳子在家门口喝着茶吹风。

可刚刚坐定，从西边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打扮时髦的女人，那女人的车速有点儿快。结果自行车就在距马老先生七八米处的马路时，与对面巷子口跟一对从里面匆匆出来的青年男女发生了碰撞。男的及时避让开了，女的躲闪不及，一个脚板给自行车前胎轧着了。于是,双方就发生了争吵。老马头不喜欢凑热闹，也就没有过去看。过了一会儿就回家了。等他再出来的时候，马路对面已经没人影了——想是已经各自走人了。

　　陈增福再次询问了那个骑车女人的年龄、穿着、身形等特征。确认跟纪春兴、朱阿清、孙家骏三人所说的那个前往商行给梁有道送书包的神秘女子相同。于是立马就去向组长毕克俭报告。

　　毕克俭闻讯大喜。当即下令集中力量前往那条名唤思贤巷的巷子逐家调查，务必要找到那对青年男女。一小时后,终于有了收获:那对青年男女并非思贤巷的居民,而是该巷居民刘老太的女儿、女婿住在第四区同德巷，那天晚上是来娘家看望老母亲的。据刘老太说：那天晚上女儿被自行车轧脚板之事她是事后两个多星期女儿再次登门时才知道的，争论下来的结果是，那个骑车女人掏了五万元钞票(合新版五元)作为赔偿了事。

专案组警察邓宗虎、郭钢于是立刻去找刘老太的女儿曾仙玲了解情况。所说的情况基本相同，可曾仙玲补充了一个细节，她说，那个骑车的女人开头看上去很凶，但她发现对夫妇并不惧怕她时，就改变了态度主动提出愿意赔偿五万元。五万元在初解放的西安可以算是一小笔款子了,曾仙玲想想也就算了。但她的丈夫小王却很细心，就悄悄记住了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但警察一问，小王说记车牌号码的日历牌已经扔了。

　梁有道命案发生的第十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西安市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游行。公安局几乎出动了全部警力,但上级让专案组继续破案承，毕克俭就下令：按照预定方案继续分头调查，中午在局里汇总调查情况。

中午，专案组在市局会合。就在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门卫打来说有一个名叫曾仙玲的女同志要求见邓宗虎或者郭钢，因为曾仙玲给专案组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找到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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